镇楼是风定自己拍的吗？

《三国志郭嘉传》：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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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留下来的“兵贵神速”这四个字可谓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成为一句在军事上经常使用的金句。“兵贵神速“究竟最早出处是哪里很难讲，因为如果根据哪里最先记载就是出自哪里的原则看，那么目前看肯定是《三国志郭嘉传》，毕竟是郭嘉说这句话的时候最先被记载下来了。
如果从句式来看的话，所谓“兵贵XX”最先是出自于先秦诸多兵家著作当中
《孙子兵法》《作战》：【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尉缭子》《战权》：兵法曰：‘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凡我往则彼来，彼来则我往，相为胜败，此战之理然也。
《尉缭子》《勒卒令》：夫蚤决先敌，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世将不知法者，专命而行，先击而勇，无不败者也。
《淮南子》《兵略训》：【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
所以我个人以为虽然“兵贵神速”被记载出自于《三国志郭嘉传》，也很可能历史上郭嘉的的确确亲口说了这话，但是未必一定是郭嘉率先发明的，理由就是被记载的最早未必就是说这话的人，当然的确“兵贵神速”这个典故是借由郭嘉之口和《三国志》而发扬光大。

至于检索诸多先秦史籍都未曾见得有所谓“兵贵神速”，大概可见是秦汉以后才开始流传开的，“神速”二字顾名思义，就是表示行动极快，如同神明。
《史记酷吏列传》：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馀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
显然最早用“神速”二字并非形容军事，比如西汉酷吏王温舒上奏不过二三日便从河内至长安，并杀人流血至十余里，河内人都惊恐其速度如同神明。显然，这种说辞和用法后来也同样用以军事
《傅子》：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江表传》：（虞）翻曰：“讨逆将军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君所亲见，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今大军已次椒丘，仆便还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与吾辞矣。”
《典略》：瓒遣行人文则赍书告子续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鸣于地中，梯冲舞吾楼上。、、、”
《九州春秋》：（阎）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赏。今将军授钺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旬月之间，神兵电扫，攻坚易於折枯，摧敌甚於汤雪、、、”
《魏书》：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馀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
郭嘉在“十胜十败”当中夸赞曹操用兵如神，同一时期虞翻也曾经称赞孙策用兵如神，那么郭嘉和虞翻到底谁学了谁，或者说谁先发明的用兵如神一词呢？个人以为这种情况显然并不存在谁先发明，谁先使用，而是出自于时局，两汉多征伐，所以当时应该已有了相当多形容军事运用如同神灵甚至鬼魅的用法，比如上面提到的“袁氏之攻，似若神鬼”。
总之，不管怎么说再次印证了郭嘉的“兵贵神速”也很可能同理于“用兵如神”，到底谁先说的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幸好郭嘉当时就说了“兵贵神速”，并且用对了地方，让我们能够知道汉时已有了如此精炼的词语即可。

郭嘉提到“兵贵神速”一词是在曹操征讨三郡乌桓时，郭嘉以为从易县千里奔袭柳城，如果携带大量辎重必定导致行军缓慢，并且让敌人发觉我方行动也会有所准备，那么问题将会变得棘手。所以反之放弃辎重，精锐轻装抄近路出击，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百度上有一种说法被许多人引用，即“兵贵神速”改编自《孙子兵法》《九地》中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我以为“兵贵神速”虽很大程度与此论相通，但是却也未必完全如此。
正如同2L我所引述的《孙子兵法》《作战》“故兵贵胜，不贵久”，其实就是说军事贵于获胜，而不贵于持久，其实所谓的获胜也就是迅速获胜，因为打得越持久越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显然不利于国家。而郭嘉主张迅速消灭二袁、蹋顿的理由也是“恐青、冀非己之有也”，一旦让二袁死灰复燃那么必然导致更长期的祸乱和作战，到时候就难以收拾了，难道能说“兵贵神速”一词与此“速战速决”的军事理论毫无关联吗？未必。
又《淮南子》《兵略训》也提到【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表明我方用兵贵在隐藏自己的行踪，出其不意的攻击敌人，令其无法设防。如果单纯以史书的结果看来，“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就是因为曹操一路上行军都未被蹋顿所侦测或是重视，才导致乌桓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战败亡。难道能说“兵贵神速”与此“出其不意”的军事理论毫无关联吗？未必。
应该说后世是会总结前人的经验、理论、教训并且重新组织一些语言形成新的观点，但是未必是由单一的因素而形成，很可能是众多要素的共同作用。如同郭嘉所用“兵贵神速”，与他后面阐述的内容相比较来看，确实杂糅了许多东西，未必区区《孙子兵法》《九地》篇而已。

后世用“兵贵神速”典故之例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九》：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谓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候已了之，吾复何疑！」
《晋书载记》：勒纂兵戒期，将袭浚，而惧刘琨及鲜卑、乌丸为其后患，沈吟未发。张宾进曰：“夫袭敌国，当出其不意。军严经日不行，岂顾有三方之虑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彭祖之据幽州，唯仗三部，今皆离叛，还为寇雠，此则外无声援以抗我也。幽州饥俭，人皆蔬食，众叛亲离，甲旅寡弱，此则内无强兵以御我也。若大军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将军便能悬军千里以征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动，势足旋趾。【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藩，其实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复何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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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想要袭击割据幽州的王浚，但是惧怕刘琨、鲜卑、乌桓等部为后患，所以一直犹豫害怕三方受敌，张宾为此做了非常详尽、客观的论述来打消了石勒的顾虑。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张宾说得是“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而《晋书》记载“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我认为无论哪种说法其实本质上都没错，至少不会影响理解，而且我猜想司马光之所以改动原文为兵贵神速，大概是一定程度上将此役联想到了当年曹操征乌桓的情景吧。
后来石勒【轻骑袭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簿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惧声军计故也】，然后出其不意的拿下了王浚，因此纵然《晋书》原文说得是“应机电发”，但是大意等同于“兵贵神速”。

《宋书武帝纪》：录事参军刘穆之，有经略才具，公以为谋主，动止必谘焉。时姚兴遣使告公云：“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公呼兴使答曰：“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穆之闻有羌使，驰入，而公发遣已去。以兴所言并答，具语穆之。穆之尤公曰：“常日事无大小，必赐与谋之。此宜善详之，云何卒尔便答？公所答兴言，未能威敌，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奄至，不审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张之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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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秦主姚兴派遣使者来见刘裕，说与南燕结为唇齿，如果敢消灭南燕慕容家的话，必派十万铁骑踏平晋军。刘裕反过来告诉使者消灭南燕后，必定收复关陇、中原，姚兴敢来的话就速度。刘裕谋主刘穆之埋怨说刘裕何必激怒后秦，如果南燕还未平定，秦国援军到了该如何？刘裕告诉他原因是：【兵贵神速，如果姚兴真的能够救援南燕的话，一定害怕我知道，现在既然先让我知道，说明他们内怀恐惧，虚张声势罢了】。
应该说刘裕也是深谙“兵贵神速”在于出其不意，隐匿自己的行迹，后秦反过来暴露自己全部的动作就不是真的想要作战。应该说当年曹操想要讨伐乌桓，也绝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去进攻，也是虚虚实实的来个措手不及。

《资治通鉴》：吴明彻攻寿阳，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肿泄，死者什六七。齐行台右仆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寿阳，以尉破胡新败，怯懦不敢前，屯于淮口，敕使屡促之。然始渡淮，众数十万，去寿阳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皆惧，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将若之何？」明彻曰：「【兵贵神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贵显、卢潜及扶风王可朱浑道裕、尚书左丞李騊駼送建康。景和北遁，尽收其驼马辎重。
《陈书吴明彻传》：会齐遣大将军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审明公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禽王琳、王贵显、扶风王可朱浑孝裕、尚书庐潜、左丞李騊駼，送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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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记载为“兵贵在速”（《南史》同），而《通鉴》改成了“兵贵神速”，我觉得两者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大概还是司马光个人更喜好“兵贵神速”这种叫法。
这一仗讲的是南朝陈国大将吴明彻预料北齐皮景和坐拥数十万众不敢救援寿春，必然是怯懦不敢战的心态，因为用兵贵在速战速决，否则就是挫败自己的锋锐。
《三国志武帝纪》：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
《三国志张辽传》：从征袁尚於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
白狼山一战曹操与蹋顿交战实则也是拼尽全力，因为当时曹操采用了郭嘉“兵贵神速”的策略，出其不意的率大军直扑乌桓，虽然曹军早有心理准备，但是毕竟突然遭遇乌桓大规模主力也难免全军恐惧。这个情形和陈军包围寿春，而外围有数十万北齐军的感觉也是差不多的，然而吴明彻很明智的分析出了齐军更加怯懦，千里迢迢赶来救援却不交战必然有所保留，这是先败了一阵。曹操其实当时更符合齐军的境况，他如果当时持重不敢与乌桓交战，也采取类似于齐将皮景和的做法，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战争的天平终将会倾斜向乌桓了。

顶帖
顺便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里也谈到过“兵贵神速”的问题，和风风的看法有相通之处，在这里贴一下。
《管锥编·太平广记》：
德谚曰：“迅捷非即妖法”(Geschwindigkeit ist keine Hexerei)，堪窥俗情之以妖术为迅捷矣。《孙子·作战篇》仅云：“兵贵胜不贵久”，《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记嘉语：“兵贵神速”，常语遂言“神速”。刘昼《刘子·贵速》篇曰：“力贵突，智贵卒。”盖“神通”者，“神”则空诸障碍，唯“通”故著其“神”，而无障碍则了不停滞，其“速”也斯亦其所以为“神”也欤。
钱先生认为“神速”中的“神”有空诸障碍、了不停滞一层意思，所谓“兵贵神速”，除却指用兵快速以外，大概也含有灵活、难测等意义。

《魏书尉元传》：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处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彧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夏水虽盛，无津途可因；冬路虽通，无高城可固。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今虽向热，犹可行师，【兵尚神速，久则生变】。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运粮益众，规为进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图，青冀二州，卒未可拔。
《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二》：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彧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夏水虽盛，无津途可由，冬路虽通，无高城可固。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兵贵神速，久则生变】，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运粮益众，规为进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图，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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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作“兵尚神速”，而《通鉴》作“兵贵神速”，单看两者也知道差别不大
本人由于确实对这段记载的历史背景不是太明白，所以不多解释了，还请见谅。不过看尉元的意思还是放弃次要，集中兵力迅速【定下邳，平宿豫，镇淮阳，戍东安】，这样的话青、冀不攻自定。否则硬拖下去，只会导致【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个人以为这和郭嘉主张不能姑息乌桓问题其实内核还是有相似之处的，都是要果断迅速的解决掉心腹之患，小难则自平，否则将会无穷无尽的拖入到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