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时代，作为政治理念来说，有基于儒教思想的律令制；在宗教方面来看，则有经由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刺激之后、在中国自古以来的萨满教（巫术）体系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道教，再加上东传之后数百年的演变，几乎已经成为固有宗教的中国佛教。由于上述这些方面都必须要具备“汉文”的素养，所以这些现象被称之为“汉化”，并不时被具有以上浓郁中心主义思想的人过度地加以解释。
我们恐怕也不能忘记，所谓佛教，原本就是被视为胡族的宗教，而在律令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诸如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之中，府兵制自不待言，有人指出就连均田制中也包含着北族的要素。因此，所谓“汉化”无非就是这种程度的东西。只不过由于“汉语”已经成为当时宫廷语言以及统治语言这一原因，我才没有把隋唐与辽、西夏、金、元、清等所谓“征服王朝”（中央欧亚型国家）相提并论。

历来毁誉褒贬不一的隋炀帝与唐太宗李世民两人都堪称天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然而尽管这两位人物都统治过世界上领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拥有因大运河而带来的世界最强的经济力量。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都没有致力于充实内政建设，而是固执地坚持向外发展。究其原因，我以为倒是可以看出隋朝和唐帝国初期的形象——尽管其根基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农耕地带，在文化方面也与汉文化进行着融合，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游牧国家，即尚武国家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戈壁沙漠这一天然的国境消失了，而这种状况是只有后来的蒙古帝国，即元朝以及清朝才能见到的现象。
隋炀帝尽管在压制吐谷浑及突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却因远征高句丽失败而自掘了坟墓。唐太宗也是如此，虽然成功地灭掉了吐谷浑和东突厥，但在远征高句丽（645年、647年、648年）时，却不得不饮下堪称毕生唯一败北的苦酒。在其后的时期，唐朝与再度复兴的突厥（第二帝国）以及铁勒、奚、契丹、突骑施、回鹘、吐蕃等游牧民族集团或国家之间，也一直是战争与和亲反复交错，并因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海量的金钱以及财物。这些若从唐朝方面来看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浪费，然而其流入周边的财物却与丝绸之路贸易的活跃有着直接的关联。

唐朝皇帝作为名副其实的天可汗，唐朝真正成为世界帝国的那段鼎盛时期，远不能延续到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只能到几乎完全依靠承袭父亲遗产的唐高宗时代为止。只不过是在7世纪之内，唐朝的羁縻统治能够维持实际效力的时期。因为羁縻统治正是建立在以府兵制为基础的都护府、都督府、镇戍防人制之上的一种统治体制。而到了7世纪末期的武则天时代，突厥已经复兴起来，建立起了强大的突厥第二帝国。其后，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尽管仍然算顺利，在文化方面也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代，然而就在被讴歌为盛唐的唐玄宗治世（开元、天宝年间），实际上唐帝国已经呈现出了衰亡的征兆。

唐太宗远征高句丽那次本人认为应该算是平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