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的夏天我没见到他,他意外地出现在随之而来的萧瑟的秋天,我裹着风衣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发现了昏迷在我家附近灌木丛中的他。
他的打扮很古怪,黑色的长袍。散落在他旁边的,是一条碎得稀巴烂的扫把和一根断成了两半的棍子。
我慌张地把他架回了屋子里,那晚我父亲刚好值夜班没有在家。他瘦削的脸颊和骨节分明的手上有一两道细小的血痕,看样子是被灌木丛尖锐的枝叶划破的。除此之外,他好像并没有受伤,体温也很正常,只是一直处在无知觉的状态中,我怎么都叫不醒。
他是在午夜时分醒过来的,我伏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听到了点动静,于是马上起身去厨房给他烧了壶热水。
“你怎么了?”我把盛满了热水的马克杯递到他手里,与他的指尖无意碰触到一起,那是温暖的传递,我马上转身给他指了指桌子上破碎的物品,“很抱歉,这些可能是你的东西。”
他的笑染着几分苦涩,艰难地牵扯了两下半边的嘴角,像被秋风扫落的叶一般残破。
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风裹挟着雨滴敲打在窗户上,秋天有了些许冬日的寒意。时钟的指针滴滴答答地走过,房间里只亮着一盏橘色的台灯。
他沉默了好久才开口说话:“我们喝点酒,再放首歌听吧。”
我翻出一卷磁带,按开了收音机,我们两个人坐在地板上,相对无言,只是孤独地互相干着杯,琥珀色的酒终于饮到尽头。然后我们举着空酒杯搀扶着对方站起来,随着音乐的节奏尽情地扭动着身体。收音机里的摇滚乐不知疲倦地唱着:
我们在午夜十二点醒来
带上一些拼死拼活要见你的波多黎各女孩
我们要带上一箱酒
让我们尽情作乱和闲逛
像我们过去那样
“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我问他。
“好极了,”他说,双颊泛着微红,像桃花掩面,“你觉得我的衣服怎么样?”
“很奇怪,”我仔细注视了他的打扮,“但是很酷。”
他笑起来,眸子闪着光亮,我仿佛看到了一九七七年的他。
他隔天的清晨就走了,他说要是日后有机会,他会再来探望我。
一九八零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