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曲艺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旧社会备受歧视的曲艺艺人翻身做了主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府对曲艺的重视和扶植，曲艺艺人地位的改变带来的空前高涨的创作、演出积极性，使曲艺艺术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时期。河南坠子也获得了她的新生，古老的艺术焕发着新光。
建国后的这一段时期，河南坠子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这是河南坠子全面改革、全面发展的阶段。遵照中央关于戏曲曲艺工作的指示，河南文教厅组织起艺人进行集中培训，向他们宣传国家的政策，劝说他们放弃吸毒、算卦、卖假药等恶习，向他们讲解神话与迷信、爱情与色情、健康与庸俗的区别，让艺人们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增强区别是非的能力，自觉演唱积极向上的作品。对全省范围内的职业、半职业艺人进行登记、注册、发证，在各县市创立曲艺团、曲艺革新团等艺人组织，加强对艺人队伍的规范化管理。同时，还禁演了一批如《十八摸》、《游地狱》、《扳龙角》等低级下流、宣传封建迷信的曲书目，鼓励他们编演宣传土地改革、婚姻自由、建设国家的新书目，使河南坠子更好地得到了净化和发展。在开封相国寺、郑州老坟岗等曲艺的传统演出地修建了较为正规的曲艺演出厅，大大地改善了河南坠子的演出环境。
解放前的一些著名演员仍然在河南各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郑州的刘明枝、刘宗琴，开封的徐宝红、赵玉凤，商丘的张大贵、刘世红，豫北的徐玉玲等，有的在新建曲艺机构中担任领导，有的则是演唱的中坚力量。河南坠子队伍里也出现了不少新人，如原河南省立开封艺术学校的教师赵铮，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在这一时期内先后创作了《摘棉花》、《歌唱黄河》、《双枪老太婆劫刑车》、《一片丹心焦裕禄》等新作品，并对《玉堂春》、《黛玉悲秋》、《草船借箭》等传统曲目大胆地进行唱词、音乐及表演上的改革，使河南坠子大大地提升了艺术档次，深受广大观众好评，赵铮也成为了解放后河南坠子改革派中的佼佼者。
1963年，由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倡导，河南省文化局在郑州举办河南坠子艺术座谈会，邀请各地的坠子艺人与会。参加会议的不仅有省内的赵玉凤、赵铮、刘宗琴、刘明枝、徐宝红、张大贵、徐玉玲以及琴师丁志忠、余海泉、李治业等，也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艺人，如北京的马忠翠、马玉萍、姚俊英、琴师李云祥，天津的曹元珠，山东的徐玉兰、郭文秋，陕西的刘兰芳等，共七十二人之众，云集郑州。艺人们对河南坠子的渊源、艺术特色及如何表现现代生活、培养新一代、为工农兵服务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并组织了内部交流演出和公演。徐玉兰的《林冲发配》、刘宗琴的《奚童行刺》、赵铮的《双枪老太婆劫刑车》等，在会内外受到了热烈欢迎。一批由各地曲艺团培养的青年演员芦艳妹、高淑敏、王仙菊、张天祥等，也进行了汇报演出。这次会议对河南坠子各个艺术流派的交流、学习以及共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时期，整个中国曲艺界都呈现着一种欣欣向荣的态势，在广播、电影、电视尚不普及的情况下，曲艺作为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关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曲艺创作者，各大报刊、杂志都有刊登曲艺作品的专栏，专门的曲艺杂志、曲艺作品集更是俯拾皆是。如1959年为“总结河南文艺成果，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河南省文化局、河南省文联特地发行了《河南十年文艺选》，包括《河南十年小说选》、《河南十年诗歌选》、《河南十年曲艺选》等单行本。曲艺创作能与小说、诗歌并行，其地位可见一斑。国家及各省市的文化机关时常进行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曲艺汇演，加强各地艺人们的交流，郑州、开封等地曲艺厅的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坠子艺人艺人及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说唱新的作品，如郏县民间艺人王树德自编自演的《黄道翻身桥》、赵铮、荆留套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的《双枪老太婆劫刑车》、密县农民曲艺作者慕保柱创作的《赶老汉》、地方艺人们改编演唱的长篇小说《红岩》、《平原枪声》，山东郭文秋演唱的《送梳子》、《刮胡子》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同时，艺人及文艺工作者们也对传统曲目进行了广泛的加工再创作，如由冯锦昌整理、刘宗琴演唱的大书《砸御匾》、中篇曲目《李逵夺鱼》，由老艺人李治邦进行加工的《巧嘴八哥》、《王麻休妻》，由马玉萍重新创编的《借髢髢》，经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指点、由徐玉兰精心加工的《林冲夜奔》等传统书目，都是常演常响的节目。李治邦的《巧嘴八哥》还于1962年春赴北京进行内部演出，受到了老舍、赵树理、侯宝林、高元均等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