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被赦回国后,决心图强救国,灭吴洗辱。他“念复吴仇,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每次尝胆,必反躬自问
女忘会稽之耻邪?”卧则在薪草之上,以此激励和磨炼自己的意志。

勾践在“卧薪尝胆”、苦其心志的同时,“师八臣与其四友”,重用范蠡、文种、计然等贤能,根据越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
1、广求人才,任用贤能，春秋时代,战火纷飞,攻伐不已,竞争剧烈,国家的兴衰,霸业的成败,无不与国中有无贤才及重用与否关系密切。越原先并非没有贤才,范蠡、文种、计然都是旷世奇才。但当时勾践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对于这些贤能之士,“置臣而不尊,使贤而不用”,计然“年少官卑,其居于后”,被撇置一边,范蠡、文种也是一直不予重用。

夫椒之战的惨败,身辱为臣的经历就像是一付清醒剂,把勾践从迷惘中彻底惊醒、拯救过来。勾践归国后,厉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广求人才,任贤使能。他“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

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为了广泛延揽人才,
勾践制定、颁布了选贤、进贤的法令,把招贤纳士,选贤任能的方针以法律形式予以承认。这样,一方面“据法而进贤”,重赏进贤之人;另一方面,“公选于众,精炼左右”,予以严格、公正的筛选,“非君子至诚之士,无与诸侯”,摒弃那些无才无德、庸庸碌碌之辈,把真正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选拔上来。

不仅对进贤之人依法予以重赏,而且,对贤能之士也给以丰厚的待遇。勾践听从计然的劝谏,一反过去吝官位、爱钱财,却又要求士人们重义轻死的做法,而对贤能之士,不惜高爵厚禄,赐以“官位财币”。这样,不仅使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享受丰厚的待遇,以使他们尽忠为国,报效朝廷,并以此吸引天下人才。

经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并立法以昭示天下,大事延揽人才,勾践竟致“聚死臣数万”。其中,各种各样的人才几乎无不具备。

对于选拔出来的人才,还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考察,以检验是否确实德才兼备,即“远使以难,以效其诚。内告以匿,以知其信。与之论事,以观其智。饮之以酒,以视其乱。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别其态。五色以设,士尽其实,人竭其智。”③这样就可鉴别出真正的贤才,而将滥竽充数、混水摸鱼者剔除出去,使“不肖者无所置,避免了因鱼龙混杂,用非其人,而导致改革不力,误国殃民。

对于真正的贤能之士,还要甄别其才,细分其类,依才而取,量才而用,“使贤任能,各殊其事”，以使这些贤能之士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各得其位,各获其所,依其特长,各有所司,以便使他们使其能,用其长,工作得心应手,应付裕如。这就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才优势发挥了出来。
计然对勾践说:“范蠡明而知内,文种远以见外。而范蠡自己也认为:“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勾践听从了计然以及范蠡本人的意见,以兵甲之事属范蠡,委以为将;而“举国政属大夫种”。

计然长计算,勾践则“自揖”而问计,并让其管理国家之财。对于范蠡推荐的善剑之越女、善射之陈音,勾践都亲自询问,然后依其所长,让他们在军中分别教授剑道、箭术。越女剑天下无双,当时无人能胜;而“陈音教士习射于北郊之外三月,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从而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勾践对于贤能之士,不仅置于要位,委以重任,而且听取他们的意见,重用他们的计策,一改过去置而不尊、使而不用,致使“智士所耻,贤者所羞”的局面。特别是对于范蠡、文种、计然这些具有文韬武略的旷世奇才,更是屈尊折节,频频咨询,言无不听,计无不从,与以前刚愎自用、不听劝谏简直判若两人

2，清明朝政
勾践即位之初,奢侈荒淫,游乐无度,致使朝纲大坏,吏治黑暗。各级官吏上行下效,腐化堕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勾践归国后,曾为此而痛心疾首。他反躬自责说:“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为此,勾践接受教训,决心清除腐败,廉明政治以重振越国,图强求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