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会奇怪为什么拜拜中后期安纳托利亚罗马人会流失得如此之快。我就根据拜吧二月中旬讨论的内容，结合了自己的个人理解来尝试描述了一下拜占庭中后期在高原上出现的市场化人口流动现象。懒得给文中的例子找引文出处了，也不算多严谨的考究。这是咱第一次在拜吧发帖，还请各位看官多多体谅、多多指点。
安纳托利亚的经济背景
其实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地本来就很贫瘠，在古典晚期之所以人口会比埃及加上叙利亚还多主要得益于其远离边疆战火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长期和平稳定下来，当地的农业生产体系经过长时间开发已经尤为完善。与此同时，和东南部的异端动乱不同，小亚始紧随着中央的查尔西顿正统派而较少受到政治和宗教迫害。
到了正式进入中古时期的伊苏里亚王朝。帝国也进入了圣象破坏时代，这是一段长久的在经济文化上的黑暗时代。一边，安纳托利亚则成为了两大阵营不断交锋的最前线；另一边，在撒拉森人占领了塞浦路斯与克里特岛后，沿海袭击劫掠活动加剧，爱琴海商贸活动急剧衰退。故而包括首都在内的整个帝国都在极速经历着军事化、封建化和去城市化。
而到了马其顿王朝，随着异端保罗派最后的壁垒的攻破，国内自圣像破坏时代以来的宗教动乱至此暂时告一段落。伴随着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的收复，帝国从坚守时代进入反攻时代并迎来了长久的经济扩张。一方面工商业活动和城市的复兴由沿海各省份展开，然而另一方面小亚细亚内陆和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也为之后内陆的人口外流埋下了根源。
军区制兴废的经济影响
在安纳托利亚，自军区制形成以来一直在各朝各帝的维护和发展下，通过强而有力的立法与行政措施将军区农兵固定在了高原土地上。农兵们可以通过跟随地方军事权贵奋勇作战的方式来出人头地，高原地区也因此形成了与内地相对立的带有尚武精神的边民文化。内地居民沉迷经济建设而边地居民忙于军事活动，两种文化差异的大众在坚守时代倒也长期内相安无事。
然而到了马朝末期，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国界线从安纳托利亚向亚美尼亚与叙利亚的推进，“离新的边境很遥远的旧军区的驻军几乎毫无用武之地，真正能派上战场的那部分军队是由离边境最近的军区和军团组成的，其他的士兵只参加内战、疏于练兵、无事可做却白拿军饷”。原本的边民文化下，百姓们还可以通过劫掠发发战争财作为额外的收入来源，如今高原已成为了内地又哪里再来战利品可言呢。军区军队显得冗余后，得益于经济扩张的也中央更倾向于通过雇佣外族扩编塔格玛塔军团的形式来取而代之。
自瓦西里二世以后的拜占庭，无论是文职官僚或是地方权贵哪一方势力占据主导地位都已经不会再去维护军区制了。维护小农利益的相关政策的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中央对于土地兼并的作法也是默许，使得平民百姓成为了新时代社会转型下的牺牲品。君士坦丁九世发布了相关诏令允许农兵以金钱手段放弃自己的军事义务，而科穆宁朝则正式确立普罗尼亚托管监领地的制度。
高原上的百姓还是以往那般辛勤劳动，可支配的收入却越来越少。即使是实物税在内陆地区的恢复也难以掩盖地区生活水平的差距：现在大家都知道海岸地区的农耕生产力更高、城市作工的生活更优越，谁还想留下来呢？于是，内陆人口向海岸地区迁移的社会过程就和止不住的洪水一样奔腾而去。所以说，君士坦丁九世的政策并没有加速这个过程，他只是承认了现状而已。
其它的干扰杂项因素
一个受瞩目的例子是君士坦丁九世在1045年通过解散在以伯利亚的军区军队并要求它的5万亚美尼亚农民以货币纳税的形式代替服兵役，中央财政收入得以增加了不少。从事后来看，类似这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帝国对于东方边境的防御能力。再加上杜卡斯篡位所带来的军事指挥体系的混乱，就让刚到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也很纳闷，怎么这里不但不设防而且连百姓都没有多少。
1040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东伊朗呼罗珊以来中东门户大开，至80年代已占领整个地中海东岸，这时候突厥人要来到地中海就宛如一片坦途。就算希腊人再看不起安纳托利亚，对于从中亚干草原远赴而来的突厥人而言，这里就算比起伊朗也已经是天堂一般美好了。
科穆宁诸帝对于高原的政策也主要是破坏当地市镇堡垒和迁出人口。采取这种政策虽然能实现战略压制罗姆苏丹国的目的，但是却进一步加剧了内陆的罗马人口的外流。而源源不断进入高原的突厥人则在这里安生定居下来，使得拜占庭的收复工作变得越来越发困难。
一方面受到市场化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又有政治军事冲突的驱使，罗马人主动逃离的过程得以极速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