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学派的关系
和儒家的关系
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翼，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有互相学习的一面，也有互相对立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请教过老子，黄老道家和儒家也曾互相影响。但是，当时儒道之争已见端倪，孟子对杨朱、庄子对儒家，荀况对庄子，都有过强烈的批评。到了西汉时期，儒道之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司马迁曾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汉武帝执政后，儒家成了胜利者，而道家被压制，直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道家重新复活，儒道之争也重新开始，不过这一阶段主张儒道调和的观点更为流行。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只能依托道教信仰继续存在，但因为纯用儒家会带来王莽式的灾难，所以以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时期，许多学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而儒家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形成过程中，也曾受到过道家思想强烈影响。到了清代，诸子学兴起，许多儒家学者精研道家，成为儒道会通人士，这为以后道家复兴打下了基础。
和法家的关系
道家与法家的关系主要是黄老派与法家的关系，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是黄老道家派生出来的。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道家思想有继承和改造。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但是，黄老道家坚持“道本清静、以道生法”的原则，和法家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而法家主张禁绝百家，这也是重用法家思想的暴秦灭亡之后，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原因。
和名墨两家的关系
道家和名家、墨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传说老子的弟子——文子曾问学于墨子，《墨经》中也包含有老子的一些思想片段，同时名墨两家的思想也对道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首先，庄子的学术思想就是在与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也许还包括公孙龙）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而主张兼容并包的黄老道家更是积极吸取名墨两家有价值的思想，黄老道家著作《管子》、《恒先》、《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的名墨思想，道家学者宋钘、尹文因为大量采纳名墨思想，前者被人当成了墨家，后者则被人当成了名家。至于后来魏晋玄学的兴起，也与名家“辨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名墨两家中绝后，它们的一些观点和著作也有赖道家道教的保存，才能让我们一窥究竟。
和兵家的关系
李泽厚先生说：“《老子》确有多处直接讲兵。有些话好象就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其实，不仅是《老子》，道家的其他著作如《黄帝四经》、《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兵家思想，甚至有些句子和兵家著作一模一样，另外，道家学者鹖冠子还曾为为赵将庞煖之师，庞煖曾多次向他请教，并领兵打败燕国，《汉书·艺文志》也曾把许多道家著作列入兵家，又把许多兵家著作列入道家，这些都说明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并曾经相互影响，只不过道家论兵，是其“经身理国”的副产品，和兵家单纯关注军事有所不同。
和杂家的关系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反映在文本上，就是不断出现精、精神、一、应、因、虚、静、时变、无形、无为等概念，和《晏子春秋》等纯粹的杂家有所不同。所以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
和佛教的关系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通过附会道家哲学来宣扬教义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魏晋玄学后期,庄子哲学受到玄学家乃至佛教僧人的推重,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趋势。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后来不满足于老庄,而转向般若中观学说,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哲学体系。后来的佛教又结合道家等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形成了天台宗、华宗、禅宗等中国式的佛教派别，尤其是禅宗，它结合了道家“任自然”的理念，曾在唐宋年间风靡一时，至今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影响。
和马列主义的关系
1949年后，我国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评判标准的，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它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完全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评判标准，难以反映诸子百家的本质，所以回归传统学说本身，成了新的研究潮流。不过，道家学说中确实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唯物辩证法非常相似。
和自由主义的关系
第一个发现道家和自由主义关系的是晚清学者严复，他反复强调：“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后来，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也开始推崇道家思想，并把道家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和包雅士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东京演讲时，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曾引用《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另外，有些西方学者（如《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英国哲学家JJ.克拉克等）还认为，道家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直接源头，他们认为近代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并对亚当.斯密产生了直接影响。而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则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低流之水”的市场机制。
和基督教的关系
和一般的西方民众相比，基督教接触道家文化很早，《道德经》最早就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去的。不过一开始，传教士们对道家文化基本上是排斥的，20世纪以后，随着认识的深入以及华人基督教徒的增加，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改变，今天的基督徒，一般对道家文化持有三种态度：一是对道家思想全盘否定，这主要是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二是以林语堂、袁步佳、尤利乌斯·格里尔等人为代表，认为基督教和道家思想可以并行不悖，无须把两者视作两极对立的生活方式来评价，所以他们致力于基督教和道家思想的沟通和融合；[12] 三是以远志明、刘小枫、洪予健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认为道家与基督教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对自然而言，道家因不知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供应者和审判者，因此也就不会对有位格的道——神，产生敬拜、感恩之心，而妄图依靠人自己来“返璞归真”，结果与儒家的 “内圣外王”一样，都陷入了读书人清高自傲的泥潭。对社会而言，道家虽然警觉到权力崇拜的危害，但却不是像基督教一样努力拯救，而是选择了逍遥和逃避，所以也就无法在处处充满困境的社会中找到一条终极出路。
和基督教对道家文化的主动选择不同，当代新道家（或者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士，下同）很少对基督教展开主动研究，与此同时，以冯友兰和陈鼓应为代表，绝大多数道家人士基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也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
和道教的关系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关键原因是它们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首先，道家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基础。虽然道教吸收和兼容了儒家、墨家、佛教、民间巫术等各种传统思想，但道家思想还是其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作为基础，道教充其量就是一种民间信仰，不可能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其次，道教的信仰和崇拜对象，除了民间固有的神灵之外，许多是对道家理念和人物的神话（如原始天尊太上老君等）；第三，魏晋玄学过后，道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已经消失，只能依托道教信仰继续存在。如果没有道教信仰的力量，道家可能像墨家、名家等学派一样，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第四、许多道教人士对道家理论的传承和创新有过卓越的贡献，如成玄英的重玄学说、陈抟的太极图等。所以将道家和道教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道家和道教虽然存在多方面的联系，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道家是先秦时期创立的思想流派，而道教是两汉逐渐形成，后又有若干发展分化的宗教；其次，道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崇尚大道，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主要从事的是学术活动和其他政治文化活动，奉《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为经典，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将道家人物神化以提高其知名度，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其主要典籍是《道藏》。第三、道家无为自化，重视不言之教，没有严格的组织和师承关系，但道教却非常讲究师承关系，有教徒与组织，其主要派别的传承是大致清楚的。第四、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虽然提倡兼容百家，但都是以道家为主，融会贯通而成，而在道教那里，更多的却是“以丹解道”、“以儒解道”甚至“以佛解道”，传统民间信仰的意味很浓。第五、道家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杨朱派，除了老庄派有一些隐世思想外，黄老派和杨朱派都是积极用世的，但道教受到佛教影响，极力宣扬出世思想。因此，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教主，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说道教就是道家。
和伊斯兰教的关系
穆罕默德的《圣训》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后，已与儒释道文化发生了“相互融汇”的现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刘智等皆精通儒释道三教经书，他们大量运用“道”、“太极”、“两仪”、“玄机”、“虚灵”、“清”、“真”等道家理念阐述伊斯兰教教义，而《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为伊斯兰教文化的支点，创“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说”，而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从理论到修炼更是与道家道教思想暗合。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苏非教团，如嘎地林耶的修行生活和体验中，苏非大师或门宦教主们还吸收了许多道教和佛教坐静、默思、练气、静修甚至苦行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有“清真道土”或“清真和尚”之称。对于此种现象，日本已故学者井筒俊彦还进行过深入的比较研究。
和儒家的关系
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翼，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有互相学习的一面，也有互相对立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请教过老子，黄老道家和儒家也曾互相影响。但是，当时儒道之争已见端倪，孟子对杨朱、庄子对儒家，荀况对庄子，都有过强烈的批评。到了西汉时期，儒道之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司马迁曾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汉武帝执政后，儒家成了胜利者，而道家被压制，直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道家重新复活，儒道之争也重新开始，不过这一阶段主张儒道调和的观点更为流行。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只能依托道教信仰继续存在，但因为纯用儒家会带来王莽式的灾难，所以以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时期，许多学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而儒家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形成过程中，也曾受到过道家思想强烈影响。到了清代，诸子学兴起，许多儒家学者精研道家，成为儒道会通人士，这为以后道家复兴打下了基础。
和法家的关系
道家与法家的关系主要是黄老派与法家的关系，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是黄老道家派生出来的。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道家思想有继承和改造。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但是，黄老道家坚持“道本清静、以道生法”的原则，和法家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而法家主张禁绝百家，这也是重用法家思想的暴秦灭亡之后，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原因。
和名墨两家的关系
道家和名家、墨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传说老子的弟子——文子曾问学于墨子，《墨经》中也包含有老子的一些思想片段，同时名墨两家的思想也对道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首先，庄子的学术思想就是在与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也许还包括公孙龙）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而主张兼容并包的黄老道家更是积极吸取名墨两家有价值的思想，黄老道家著作《管子》、《恒先》、《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的名墨思想，道家学者宋钘、尹文因为大量采纳名墨思想，前者被人当成了墨家，后者则被人当成了名家。至于后来魏晋玄学的兴起，也与名家“辨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名墨两家中绝后，它们的一些观点和著作也有赖道家道教的保存，才能让我们一窥究竟。
和兵家的关系
李泽厚先生说：“《老子》确有多处直接讲兵。有些话好象就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其实，不仅是《老子》，道家的其他著作如《黄帝四经》、《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兵家思想，甚至有些句子和兵家著作一模一样，另外，道家学者鹖冠子还曾为为赵将庞煖之师，庞煖曾多次向他请教，并领兵打败燕国，《汉书·艺文志》也曾把许多道家著作列入兵家，又把许多兵家著作列入道家，这些都说明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并曾经相互影响，只不过道家论兵，是其“经身理国”的副产品，和兵家单纯关注军事有所不同。
和杂家的关系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反映在文本上，就是不断出现精、精神、一、应、因、虚、静、时变、无形、无为等概念，和《晏子春秋》等纯粹的杂家有所不同。所以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
和佛教的关系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通过附会道家哲学来宣扬教义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魏晋玄学后期,庄子哲学受到玄学家乃至佛教僧人的推重,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趋势。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后来不满足于老庄,而转向般若中观学说,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哲学体系。后来的佛教又结合道家等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形成了天台宗、华宗、禅宗等中国式的佛教派别，尤其是禅宗，它结合了道家“任自然”的理念，曾在唐宋年间风靡一时，至今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影响。
和马列主义的关系
1949年后，我国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评判标准的，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它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完全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评判标准，难以反映诸子百家的本质，所以回归传统学说本身，成了新的研究潮流。不过，道家学说中确实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唯物辩证法非常相似。
和自由主义的关系
第一个发现道家和自由主义关系的是晚清学者严复，他反复强调：“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后来，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也开始推崇道家思想，并把道家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和包雅士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东京演讲时，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曾引用《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另外，有些西方学者（如《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英国哲学家JJ.克拉克等）还认为，道家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直接源头，他们认为近代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并对亚当.斯密产生了直接影响。而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则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低流之水”的市场机制。
和基督教的关系
和一般的西方民众相比，基督教接触道家文化很早，《道德经》最早就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去的。不过一开始，传教士们对道家文化基本上是排斥的，20世纪以后，随着认识的深入以及华人基督教徒的增加，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改变，今天的基督徒，一般对道家文化持有三种态度：一是对道家思想全盘否定，这主要是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二是以林语堂、袁步佳、尤利乌斯·格里尔等人为代表，认为基督教和道家思想可以并行不悖，无须把两者视作两极对立的生活方式来评价，所以他们致力于基督教和道家思想的沟通和融合；[12] 三是以远志明、刘小枫、洪予健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认为道家与基督教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对自然而言，道家因不知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供应者和审判者，因此也就不会对有位格的道——神，产生敬拜、感恩之心，而妄图依靠人自己来“返璞归真”，结果与儒家的 “内圣外王”一样，都陷入了读书人清高自傲的泥潭。对社会而言，道家虽然警觉到权力崇拜的危害，但却不是像基督教一样努力拯救，而是选择了逍遥和逃避，所以也就无法在处处充满困境的社会中找到一条终极出路。
和基督教对道家文化的主动选择不同，当代新道家（或者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士，下同）很少对基督教展开主动研究，与此同时，以冯友兰和陈鼓应为代表，绝大多数道家人士基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也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
和道教的关系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关键原因是它们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首先，道家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基础。虽然道教吸收和兼容了儒家、墨家、佛教、民间巫术等各种传统思想，但道家思想还是其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家思想作为基础，道教充其量就是一种民间信仰，不可能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其次，道教的信仰和崇拜对象，除了民间固有的神灵之外，许多是对道家理念和人物的神话（如原始天尊太上老君等）；第三，魏晋玄学过后，道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已经消失，只能依托道教信仰继续存在。如果没有道教信仰的力量，道家可能像墨家、名家等学派一样，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第四、许多道教人士对道家理论的传承和创新有过卓越的贡献，如成玄英的重玄学说、陈抟的太极图等。所以将道家和道教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道家和道教虽然存在多方面的联系，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道家是先秦时期创立的思想流派，而道教是两汉逐渐形成，后又有若干发展分化的宗教；其次，道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崇尚大道，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主要从事的是学术活动和其他政治文化活动，奉《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为经典，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将道家人物神化以提高其知名度，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其主要典籍是《道藏》。第三、道家无为自化，重视不言之教，没有严格的组织和师承关系，但道教却非常讲究师承关系，有教徒与组织，其主要派别的传承是大致清楚的。第四、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虽然提倡兼容百家，但都是以道家为主，融会贯通而成，而在道教那里，更多的却是“以丹解道”、“以儒解道”甚至“以佛解道”，传统民间信仰的意味很浓。第五、道家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杨朱派，除了老庄派有一些隐世思想外，黄老派和杨朱派都是积极用世的，但道教受到佛教影响，极力宣扬出世思想。因此，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教主，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说道教就是道家。
和伊斯兰教的关系
穆罕默德的《圣训》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后，已与儒释道文化发生了“相互融汇”的现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刘智等皆精通儒释道三教经书，他们大量运用“道”、“太极”、“两仪”、“玄机”、“虚灵”、“清”、“真”等道家理念阐述伊斯兰教教义，而《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为伊斯兰教文化的支点，创“真一、数一、体一”之“三一说”，而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从理论到修炼更是与道家道教思想暗合。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苏非教团，如嘎地林耶的修行生活和体验中，苏非大师或门宦教主们还吸收了许多道教和佛教坐静、默思、练气、静修甚至苦行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有“清真道土”或“清真和尚”之称。对于此种现象，日本已故学者井筒俊彦还进行过深入的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