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前言 中国的四大名著都有研究协会，只有《西游记》的争议最大，最扑朔迷离。随着人们对明史的深入研究，《西游记》终于露出了她的庐山真面目。原来，孙悟空的原型是嘉靖皇帝，猪八戒的原型是严嵩，沙僧的原型是陆炳。蟠桃宴（太庙祀礼）、大闹天宫（大礼议之争）、三打白骨精（嘉靖皇帝三废皇后）、真假美猴王（嘉靖皇帝的两个儿子争帝位）等故事都是影射的嘉靖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火焰山的故事还用民谚、民俗的手段，暗示了明朝最大的历史悬案——卫辉焚帝案的真相。 嘉靖王朝是世界上最早萌生资本主义制度的时代，隆庆皇帝杀弟轼父得位，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就将父亲——嘉靖皇帝说成是暴君，将严嵩和陆炳诬蔑成奸臣，闹得全国上下一片恐怖。有人义愤填膺，借用唐僧取经的历史事件，写了部神话小说《西游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真相，将锐意改革的嘉靖皇帝、严嵩和陆炳刻画成正面人物，将反对新法的官僚地主阶级影射为妖魔鬼怪，想象得出它的作者该冒了多大的风险。正因为《西游记》影射的太赤裸了，作者生前才没敢将其付梓，直到嘉靖皇帝死后四十年，隆庆皇帝也死了三十四年后，《西游记》才来到这个世上。然而，一个时代已完全被人们遗忘了，所以，《西游记》成了哑谜，人们猜了五百年，一段历史，也被误读了五百年。 《西游记》的作者到底是谁？数百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开始是吴承恩、李春芳和丘处机三人论，间有苏东坡、朱鼎臣打擦边球。近年来焦点渐渐集中到了吴承恩和李春芳两人的身上，并且《西游记》的作者是李春芳的呼声似乎越来越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所有人的理由都不足以服众。 窃以为，要想有说服力的争鸣《西游记》的作者到底是谁，首先必须弄清楚作者写《西游记》的动机或目的是什么才行。此前，因为有《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史话》等诸多作品，大家便认为作者是在这些作品上进一步演绎丰富而作的《西游记》。有人专门研究《西游记》，有人专门研究它的作者。所谓术业有专攻，部分人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攻进了死角，想要他回头再考虑一下别人的意见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嘉靖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被恶意歪曲和抹黑的时代，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在历史的天平上站反了方向。揭开表面，埋下头去深挖嘉靖王朝，就会发现《西游记》其实就是一部“嘉靖皇帝传”或“嘉靖王朝大事记”。就像《金瓶梅》借用了《水浒传》中西门庆的名字影射严世蕃一样，《西游记》就是借用了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历史事件来影射嘉靖王朝，里面的一些人物原型就是嘉靖王朝的大臣。与妖魔鬼怪的打斗故事，就是影射朝廷发生的部分重大事件。 弄清了《西游记》的实质，再来讨论它的作者是谁就有逻辑可循了。首先，丘处机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因为他生活在宋末元初，距嘉靖王朝三百余年，根本不可能预知三百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这样一来，竞争对手就只有吴承恩和李春芳了： 一、谁了解嘉靖皇帝的情况多，谁知道朝廷发生的重大事情的内幕多，谁就有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状元，因为他善写“青词”而被嘉靖皇帝留在身边当吹鼓手，隆庆年间官至首辅（宰相）。他对嘉靖皇帝及朝中的事情，知道的应该很多。吴承恩，江苏淮安的一个秀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没有条件接触到嘉靖皇帝，更不可能知道朝廷的多少大事及内幕。但他和李春芳是密友，嘉靖二十九年（1550）赴京候选，滞留京城近三年，跟李春芳、嘉靖二十三年（1544）状元沈坤频频相聚。李春芳知道的情况，他也应该知道的差不多。所以，在这一条上，他们写《西游记》的可能性都大。 二、从创作时间上看。李春芳是官身，伴君如伴虎，上班时间，他脑袋里的弦肯定绷得紧紧的，就是下了班，许多事情恐怕也让他一时回不过神，静不下心来。吴承恩滞留京城候选，在街上摆了个小摊，代人写些书信什么的，创作时间和悠闲的心情要远远超过李春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说书业勃兴，说书艺人到处重金求稿，为挣滞留京城候选期间的生活费，他写《西游记》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李春芳。 三、从所处的社会环境看。李春芳后来升为裕王的侍读，在不可阻挡的政治斗争中，他卷入了“裕党”的漩涡，站到了与嘉靖皇帝、严嵩、陆炳的对立面，他根本没有胆量触及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去写颂圣、歌严、陆的《西游记》。吴承恩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严嵩倒台后，徐阶全面否定嘉靖皇帝的新政，官僚地主阶级疯狂的向广大劳苦大众反攻倒算，谁是谁非，他一目了然。同时，他孤身一人，无家无业，花甲之年，更无所惧。因而，他写《西游记》的可能性是李春芳所不能比的。另外从《西游记》中的一些情节上分析，更能证明《西游记》的作者就是吴承恩。如《西游记》四十三回讲了个黑水河“衡阳水府”的事情。“衡阳水府”实际上就是湖南洞庭湖。吴承恩在湖北蕲州呆了近十年的时间，离洞庭湖很近，而李春芳就从来没有到过这里。 从以上对比中分析，大致可以确定《西游记》的作者应该是吴承恩。再通过对吴承恩一生的了解，又基本上能够确定《西游记》的创作过程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嘉靖二十九年，已经五十岁的吴承恩到京城候选，与好友沈坤、李春芳频频相聚。在他们的提示和帮助下，吴承恩以嘉靖皇帝的经历为主干，写了《西游记》的前小部分，即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情节，都是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单本独立故事。那时严嵩辅政，陆炳卫朝，国家一片太平，吴承恩也没有料到社会以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他写上面的那些故事，仅仅是为了卖给说书艺人，自己赚点稿费维持生活而已。两年后，滞留京城的吴承恩接到妻子的信，称老母病重，吴承恩匆匆离京回乡，相关的创作由此中止。 第二阶段。嘉靖四十四年，嘉靖皇帝的左右膀臂陆炳暴死，严嵩倒台，嘉靖皇帝被儿子（裕王，即后来的隆庆皇帝）彻底架空。徐阶借着批判严嵩的东风，顺势否定了严嵩、陆炳协助嘉靖皇帝推行的新法，官僚地主阶级疯狂的向广大劳苦大众反攻倒算。此时，李春芳已是阁臣，大权在握，出于友情，他让吴承恩再到京城候选，并帮吴承恩谋了个县丞的官职。六十二岁的吴承恩因母逝妻亡，又无儿女，孤身一人无所牵挂，便二次到京。当他得知徐阶的所作所为全都是背着嘉靖皇帝的时候，心里极为不平。他到任后，一面利用手里的职权继续维护广大穷苦百姓的利益，与当地的地主阶级斗，一面整理十几年前写的那些故事。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的举动为官僚地主阶级所不容，结果身陷牢狱，有生命之忧。幸亏李春芳及时出手，才使他死里逃生。 第三阶段。吴承恩出狱后，应李春芳之邀，再次赴京城候选。恰在此时，嘉靖皇帝崩逝，徐阶公开全面否定嘉靖皇帝生前推行的新法。使吴承恩预感一段历史会被歪曲，也使他的创作思路陡然清晰起来。他不仅要以嘉靖皇帝、严嵩、陆炳为原型撰写一部书，还要把嘉靖王朝发生的一些大事记录下来，影射一段历史，告诉后人真相。李春芳劝他放手不要再写了，但遭到了吴承恩的拒绝。李春芳在友情的驱使下，毅然决定支持吴承恩。吴承恩滞留京城两个月，通过李春芳了解、借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基本确定了《西游记》的总框架。于是，已是次辅（副宰相）的李春芳很轻易的将吴承恩调到湖北蕲州荆王府任纪善，为他完成《西游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万历初年，七十二岁的吴承恩完成了《西游记》，辞官回家，与已经辞官在家的李春芳相聚，安度晚年。又过了三十余年，一个时代渐渐被人们遗忘，《西游记》终于面世了。

（3）
京城里来了个纠结的人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京城里凉爽宜人。天上浮云如梭，地下秋风吹拂。大街上人流如蚁，各种商铺门庭若市。树叶浪摇，硕果溢香。刚刚穿出暑热的京城，已经完全被一种欢腾的景象覆盖了。 在大街的一角，散步般地走着一个秀才。秀才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不胖但很壮实，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一副远行者的样子。因为是第一次来到京城，所以，他对什么都感到陌生、新奇，一路东张西望，并不时地停下脚步，对着某处某物若有所思。让人不解的是尽管他对什么都感到陌生、新奇，但周围的一切又似乎并没能改变他固有的心情。他脸上依旧充满了惆怅，让人感到他心里很纠结，很无奈，也很失意。 这个秀才姓吴名承恩。吴承恩（1502年——1584年），字汝忠，江苏淮安丹阳县人。父亲吴锐，靠妻子娘家的支持，做点小生意度日。吴承恩自小习武，虽不能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但驰骋沙场也敌得上一员大将。且自幼聪明过人，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然而命运弄人，吴承恩自十几岁中了秀才后，其后数十年竟屡试不第，加上父亲去世，他又正直、豪放，所以，小生意难以为继，一家老小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艰难。前年，地方官府举荐他为岁贡生，但习武人性情孤傲，不就。最后在老母和妻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央求下，不得已，他才到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国子监学习了两年（应天府是明朝直辖府，衙门与朝廷一样设置），现在又按规定怀着无奈的心情来到京城候选求官。 明朝科举分三步：乡试、府试、会试。乡试就是一般人考秀才。考取了秀才，仅仅只代表取得了功名，除了见官不跪外，并没有多大意义。取得了秀才资格，就可以参加府试，即考举人。考取了举人，就算是进入了朝廷命官的行列，但只能做八品以下的地方小官，前程有限。考取了举人考进士，称会试，也称殿试。考取了进士，一任命，最小也是一个七品衔——正县（处）级，那就前程无量了。 什么是岁贡生？所谓岁贡生就是每年或两三年一次，由地方官府保举品德优良、年龄大资格老、考取了秀才长期考不取举人、进士的人进国子监学习。国子监又是什么地方？按后人的话说，就是国立干部大学。进士、举人一及第朝廷就一定会授职，但从国子监学习结业的贡生们却不同，他们原则上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也要看机遇，也就是说虽然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还不算是朝廷命官，有机会谋得个实职，才能在吏部注册，而且和举人一样，只能做地方小官。 四十多岁的吴承恩因为对科举已经感到非常绝望，加上凡事都放得开，于是便移情高山，泻意河流，因情生景，畅快淋漓，不但诗文更加流彩溢光，琴书棋画也在社会上盛名远扬。官府举荐他为岁贡生虽是对他的肯定，但不是他的愿望。在应天府国子监学习了两年，然后到京城求官更让他感到难以见人。因为他的几个好朋友都高中了进士在京城做官，自己以岁贡生的身份到京城候选求官，他们知道了会怎样看待自己呢？ 为生活所逼的吴承恩，怀着一颗纠结的心在吏部报了到，然后在指定的官驿里住下。候选就是等待着有官位空出了去填补，这既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一件求不得急的事情。贡生有许多种，有岁贡生、例贡生，孝廉贡生等等。有的对科举已经感到绝望，住在官驿里听天由命，平时结伴外出，游街逛景。有的对科举还不死心，住在官驿里闭门不出，仍在一个劲地读死书。吴承恩初来乍到，他既不是关门读死书的书呆子，也不是见面是朋友，放任自流的那种人。他独自一人来到街头，漫无目标的走着。 不知不觉中，吴承恩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有摆地摊的，有开店铺的。有的在耍把戏，有的在弹唱说书。有彪悍的江湖汉子，有柔弱的卖艺女子。老弱病残的乞丐们坐在地上可怜巴巴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们，衣冠楚楚的纨绔子弟们携酒拥妓招摇过市。高矮胖瘦，善恶美丑，尊荣富贵，卑贱渺小，人世间的酸甜苦辣都在这里得到了最大极限的体现。 前面出现了一个露天茶馆，茶客不是很多，但站在一边听书的人倒是不少。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正手舞足蹈，一时憋着苍老的声音，一时憋着年轻的声音，一时拉着父亲的腔调，一时拉着儿子的腔调，在说《空城计》：“……司马懿和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率十万大军来到城下，只见城门大开，诸葛亮坐在城头弹琴，十几个艺妓载歌载舞，一点迎战的意思都没有。司马师大喜，说：‘我十万大军压境，诸葛亮不但不赶紧逃跑，还在这里醉生梦死，活该他死在我父子手里。’司马懿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从来不肯弄险。今天他这样做，肯定是设好了埋伏，等着我们往里钻。’司马师说：‘父亲，诸葛亮伐魏，总共只有二十万兵，如今东边去了五万，西边去了五万，南边去了五万，北边去了五万，他手里哪还有兵来打我们的埋伏呀！’司马昭也说：‘是呀父亲，诸葛亮这是在装神弄鬼，我们切不可坐失良机呀！’正在这时，诸葛亮停止弹琴，坐在城头大声往下说：‘司马懿，你既然来了，何不进城坐坐。’司马懿听了，大惊，说：‘诸葛亮声音平稳，必然是成竹在胸，若不快撤，必中他的奸计！’说完，掉转马头就逃。众军一见，争先恐后的逃跑，自相践踏死伤者，不计其数。城墙上的蜀军小头目见魏军逃了，便对诸葛亮说：‘魏兵十万压境，而我军兵不过五百，将没有一员，却吓得魏军屁**流，丞相真神人也！’诸葛亮冷笑道：‘哼，司马懿想跟我斗，他还嫩了点。” 小女孩显然还不清楚《三国》里的空城计具体是什么情况，说书的技艺也还欠缺火候，但她充满童稚的神态和字正腔圆的天真表演，仍然赢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心情一直很压抑的吴承恩，也情不自禁的拍红了双手。 由于人多，加上心情不好，吴承恩便站在人群外听了一小会儿，然后继续漫无目标的向走去。忽然，一个令人肉麻的声音传了过来：“爷，什么时候再来呀！” 吴承恩抬头，原来自己无意之中走到了一个妓院门前，一个妓女正缠绵着不放一个纨绔子弟。那纨绔子弟浪笑道：“二九女儿巧样妆，洞房夜夜换新郎。一双玉臂千人枕，两片红唇万人尝。做作几分忸怩态，装成一副假心肠。迎来送去知多少，惯作相思泪两行。” 妓女用手点了一下对方的额头，亦浪笑道：“你就是我的一万零一个新郎又怎么样，刚才不照样在人家的肚子上发疯嘛！” 吴承恩听了，大为恶心，赶紧调头走了。

(5)

（6）
烟雨楼里的高雅 新陈代谢是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中华乃泱泱大国，基层官员何止千万！天天有求官的，也天天有去位的。承天府的贡生尤广义仅仅比吴承恩先到十天，前后不足一月，他便得了实缺，官给路资准备离京赴任。补缺如此之快，这在贡生中极为少见，因而，官驿里的贡生们便议论纷纷。张三说：听说他的表兄是个都指挥副使，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呀！李四说：都指挥副使算不得什么，只怕是成斗的银子在作怪！王五说：谁说不是，这尤广义一来，我就觉得不对劲。此人骄狂，一点也不知道尊重别人，完全是一副纨绔子弟的嘴脸。 大家七嘴八舌，话就传到了尤广义的耳朵里。尤广义大怒，他站到庭院中间，高声叫骂道：狗眼看人低的**们，我尤广义行得端走得正，苍天可鉴，用不着你们在背后嚼舌根子。我若使了半分银子跑官，便猪狗不如！似你们这般德性，还能做官为民？呸，还是早点回家哄老婆弄孩子去吧！尤广义同室的两个贡生也同时得了实缺，他们为尤广义做证：尤广义自到了京城，便住在官驿里闭门不出。他的表兄在城外军营任职，离此很远，尤广义一次也没去找过他。说尤广义跑官，实在毫无道理。 吴承恩在烟雨楼见过尤广义，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四十岁左右，不知道圆滑处世的书呆子。像史混那样的地头蛇，大家惹不得躲得起，敬而远之就行了，但尤广义却当面斥责，一点也没考虑过会受到报复的后果。现在大家在背后议论他，他竟站到庭院里叫骂，说他骄狂，不如说他幼稚，一点也受不得委屈，是个孩子样的人！ 月末到了。到烟雨楼聚集的文人大多是平头百姓，很少有朝廷官员在此出现。沈坤和李春芳此前曾偶尔听人说起过烟雨楼，但从来没放到过心里，也没想过要到那里去走走。这次听了吴承恩的介绍，忽然心血来潮，决定到那里去看看。到了这天，两人换了便服，汇齐了吴承恩，然后一起向烟雨楼行来。 烟雨楼果然十分热闹。大家兴致勃勃，无论认识与否，只要觉得对方顺眼，相互打声招呼，然后便成了朋友。李春芳对着“阳春”“白雪”“雄风”“明月”“钟聚”“祥瑞”的厅名看了许久，然后对沈坤和吴承恩道：“看来烟雨楼的老板是一个极具素质的风雅之人。” 旁边一个秀才道：“非也，他就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生意人。” 李春芳不信：“你认识？” 秀才道：“当然认识。”随即又聊天似地反问李春芳：“我说兄台，听你之意，你是第一次到烟雨楼来吧？凭什么就认定这茶楼的老板是个极具素质的风雅之人呢？” 李春芳听了，知道这秀才不是什么饱学之人，不想搭理他，便敷衍道：“在下也就是随便这么一说。见笑，见笑。” 三人进了一间茶厅，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店小二赶紧过来沏茶，殷勤备至。李春芳道：“小二，你们老板可在？” 小二连连点头：“在，在。客官有何吩咐？” 李春芳道：“我有事想向你们老板请教，烦你转告，我们在此专候。”说完，赏了店小二小费，乐得店小二一溜烟地走了。 茶楼老板五十五岁，是个人精。深知敢唤他问话的人，绝对大有来头。便急忙随了店小二，一阵风似地来到了李春芳等三人的面前，满脸堆笑：“客官有何吩咐，小店全力照办。” 李春芳见老板一副地地道道的生意人嘴脸，全无风雅之态，很是失望，勉强道：“京城的茶楼多得去了，唯你这里颇有雅意。你既在各门首冠于了‘阳春’‘白雪’‘雄风’‘明月’‘钟聚’‘祥瑞’之名，想来其中必有缘由。请道其详。” 老板媚笑道：“哎呀客官，您真是大雅之人！自这里以文代武之后，客官您是唯一一个这么提问的。” 李春芳道：“闲话少说，你就告诉我这‘雄风’‘明月’‘钟聚’‘祥瑞’是什么意思吧！” 原来，中华文化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加以区分，高雅的称之为《阳春白雪》，大众通俗的称之为《下里巴人》。所以，不是风雅之人，是想不出用“阳春”“白雪”来命名茶厅的。因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李春芳虽是饱学之士，也不可能样样都知道。比如这“雄风”“明月”“钟聚”“祥瑞”是怎么回事，他就一无所知。然而它们既然与“阳春”“白雪”相提并论，就说明它们都是极具含义的历史典故。自己常诩是饱学之士，竟不如一个茶楼老板博学多才，这才激起了李春芳的好学欲，一心想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恰如那位秀才所言，茶楼老板的确不是什么风雅之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生意人。茶楼里为什么会有“阳春”“白雪”“雄风”“明月”“钟聚”“祥瑞”这些高雅的字眼，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嘉靖皇帝的母亲蒋太后从家乡带来了一百八十七名子弟到京城求前途，清一色十四五岁的孩子。这帮孩子还没有脱离父母的呵护，突然只身来到了几千里外的地方，方方面面都不适应，其思乡之情难以言表。于是，相互熟识的孩子能够经常见见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愿望。开始，仅有少部分孩子相约在这里见面，很快，那帮孩子们能够脱身的全都定时到这里相聚。《阳春白雪》是中华文化高雅的代称，《风赋》中“兰台雄风”是楚文化的经典。它们不但都诞生于承天府，而且《阳春白雪》的作者、歌吟者莫愁女和写《风赋》的楚国才子宋玉都是承天府人，他们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承天府人民的骄傲。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激励自己做对国家有用的人，这帮孩子就向茶楼老板提出了在门首冠于“阳春”“白雪”“雄风”“明月”的要求，老板毫不犹豫地照办了。 茶楼老板讲完了故事，李春芳又道：“‘阳春’‘白雪’我原本知道，‘雄风’‘明月’经你一点，我如梦方醒。原来它语出宋玉的《风赋》。还有‘钟聚’‘祥瑞’是什么意思？” 茶楼老板道：“听那帮孩子讲，先太上皇（指嘉靖皇帝的生父）在世时曾说，承天府东通汉口，西接汉水。打开前门是坦荡无垠的江汉平原，推开后院是挺拔险峻的大洪山。那里是天下的鱼米之乡，名扬四海的长寿之乡，乃钟聚祥瑞之地。承天府的府治所在地就叫钟祥县。这就是‘钟聚’‘祥瑞’的由来。一句话，那些孩子们就是要把这里彻彻底底的当着家，在这里相聚。” 沈坤问：“老板，你刚才说以文代武，是什么意思？” 茶楼老板道：“几十年过去了，那帮孩子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也都成家立业。有的国事缠身，有的到外地就职，有的甚至已经弃世，他们再也没有条件到这里相聚了。一些多愁善感的文人知道了，便到这里来凭吊，渐渐的便形成了今日的气象。” 听了老板的介绍，吴承恩并无什么特殊感受。《阳春白雪》世人皆知，宋玉的《风赋》让“兰台雄风”成了楚文化的经典，成了楚文化的“雄风之源”。 唯有《阳春白雪》、“兰台雄风”皆发源于承天府，莫愁女和宋玉皆是承天府人，承天府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这一点吴承恩倒是没注意了解。不过世界太精彩了，他也不可能把世界上的所有事都了解的清清楚楚。倒是李春芳看起来情绪特别激动，他本是一个健谈的人，其后竟是开口少沉默多，只是在烟雨楼内一厅一厅地转，看得特别认真。三人出了烟雨楼，来到了外面，行到一个湖边。只见湖上游船画舫轻漾，遥闻琴瑟萧笙意畅。微风不时送来阵阵燕语莺声，可就是看不到多少人影，可以想象船里面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忽然，吴承恩发现史混在前面不远处的岸上鬼头鬼脑地东张西望。与此同时，史混也看见了吴承恩等三人，他嬉皮笑脸地迎了上来，粘粘乎乎地说：“吴承恩，你们这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呀？” 吴承恩已经清楚他是拆白党，有意戏弄他一番，不答反问：“史混兄，今日烟雨楼特别热闹，三位状元都去了。你不将自己的大作拿去与他们交流？” 史混道：“不巧，我今日有事，不能去了。怎么，想让我把你们引荐给他们？” 沈坤好奇地问吴承恩：“什么三位状元？” 吴承恩故作一本正经地介绍道：“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史混兄。他与沈坤、李春芳、唐汝楫三位状元均是密友。能认识史混兄这样的名士，实乃今生之幸。” 史混得意洋洋：“那是，我要把你们当了朋友，在京城这一亩三分地里，你们就能八面玲珑，干什么事都成。” 短短一番话，李春芳就知道史混是个什么人了，他斥道：“滚，拆白也不看看是什么人！” 史混变了脸色，因为李春芳和沈坤都是便服，史混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便威胁道：“你是什么人？敢在大爷我的面前放肆无礼！” 吴承恩戏谑地对史混道：“哦，史混兄，容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嘉靖二十三年和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沈坤、李春芳。怎么，你们不是密友吗？今天不认识了？” 史混一愣，旋即嘿嘿地笑道：“吴承恩，你来京城没几天吧，也入道了！” 吴承恩本想寻史混一个开心，见史混如此厚颜无耻，兴致大减，便道：“闪开吧，别在这里找不自在。” 史混见沈坤和李春芳的目光像几道利剑一样刺向自己，反应到今天恐怕是小鬼撞到了真神，便狼狈地离开了。 一段滑稽的小插曲很快过去了，三人的话题又扯到了烟雨楼。李春芳说：“我原以为自己对皇上以及承天府的那帮孩子非常了解。今天才知道，其实我对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原来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啦！” 接着，李春芳就向吴承恩和沈坤介绍了自己知道的有关那帮孩子的情况。

（7）
被历史忽略的女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不该被忽略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妻子张氏。张氏，姓名不详（1471-1541年），兴济（河北青县）人。父张峦，母金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选为太子妃。宪宗皇帝朱见深崩，朱祐樘继位，册封张氏为皇后。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卒，武宗朱厚照继位，尊张氏为皇太后。正德五年（1510年）上尊“慈寿皇太后”。张家非名门望族，张氏因貌美惊人而入宫并选为太子妃，后册立为皇后。因其貌美，丈夫——孝宗皇帝朱祐樘被她弄得神魂颠倒，也因其泼辣，孝宗皇帝终生未纳一个嫔妃，只收了两个没有名份的“夫人”，以备张太后身体欠安时欢娱一下。明朝惯例，没有军功的人是不能封侯加爵的。张太后娘家乃小户百姓，跟军功八竿子打不上一撇。但张太后的大弟弟张鹤龄却被封为“寿宁侯”，年仅十岁的小弟弟张延龄被封为“建昌侯”。还是因为她能够左右丈夫的缘故，其父去世后，她竟然违犯皇室规矩把寡母接到皇宫跟自己在一起生活。又为张氏在兴济建家庙，工程之豪华，几年才完成。张太后是悍妇，举一例就可以说明：当时社会上广为传说武宗皇帝朱厚照的生母是一个叫郑金莲的宫女。因为张太后结婚后四年没有生育，孝宗朱祐樘着急，张太后更着急，恰好朱祐樘跟宫女郑金莲有染，生下了朱厚照，张太后就强抱为己有。由于这件事传说得满城风雨而没人追究，大家便认为孝宗朱祐樘实际上是承认了这种事实。谁知十几年后，即弘治十七年，朱祐樘突然将当事人抓了起来，并亲自御审，不让司法人员插手。御审结果是将冒充皇亲的郑金莲之父郑旺监禁，郑金莲被罚到浣衣局干粗活，其他散布流言者一律处死。这种御断，实际上是不打自招，等于公开承认了郑金莲是朱厚照生母的事实。一年后，孝宗朱祐樘崩，独子朱厚照继位。被释放的郑旺见自己的外孙当了皇帝，以为机会来了，就打通关节闯到东安门，声称要面见朱厚照，上奏“国母”郑金莲被囚禁的实情。一直蒙在鼓里的朱厚照听说自己还有这样一段身世，十分骇然，立即要查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太后气急败坏，以大逆不道祸国殃民之罪将郑旺、郑金莲等知情人均判了死刑。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里，一个浣衣女竟敢跟太后争皇帝是自己的儿子，如果说纯是空穴来风，稍微有点头脑的人谁也不会相信。所以，十五岁的朱厚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母和外公被处死，直气得肝肠寸断，却无力回天。联系到朱厚照从继位的那天起就在外面建豹房和镇国府，至死也不肯住到皇宫里的情况，他是不是从心底里仇恨张太后而在百般回避她呢？如果郑金莲确实是朱厚照的生母，张太后竟能逼迫丈夫隐瞒事实，又逼迫儿子杀死生母，其凶悍歹毒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张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张鹤龄，小弟弟张延龄。张氏兄弟在姐姐张太珠的巨大光环下，纵使党朋，无恶不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被世人称之为“张氏二虎”。 “张氏二虎”横行到什么程度呢？竟敢公然在皇宫里强暴宫女；与一周姓国戚争土地，能让主持公道的当朝宰相李梦阳下狱论罪。从弘治到正德年间，几十年的时间内，大臣们上奏指责“张氏二虎”的奏折数不胜数，其中有三次明确称“张氏二虎”有谋反之意，但均因为张太后的缘故，“张氏二虎”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还迫害了许多上书弹劾他们的大臣。朝廷已完全被张氏所控制，大臣中张氏族人及亲朋多达一百一十七人。张太后弄权，皇帝成了摆设，天下大乱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先是河北文安暴发了刘六刘七起义，声势浩大，震动全国。后是太监八虎，闹得人人自危，最后朝中形成了以京都总兵官江彬、大太监钱宁为首的“奸党”和以张太后为首的“后党”。张太后欲除掉江彬，自己取朱氏而代之，奈何江彬乃当时第一勇士，掌握京城十万军队，稍有不慎，必然打虎不成反被虎伤。江彬欲除去张太后，自己坐享天下，却又因为张太后代表着皇室，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封藩在外的几十个朱氏亲王必起兵将他剁成肉泥。所以，两股势力明争暗斗，谁都不敢草率行事，俱隐忍不发，伺机而动。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傀儡皇帝朱厚照百无聊赖，跑到淮安清江浦上学渔人撒网鬼混日子，没想到乐极生悲失足落入江中。其时天气寒冷，捞起来已像一条死鱼，仅仅过了几天即三月十四日就驾崩，寻找他的正位去了，时年三十一岁。由于身后无子，“后党”和“奸党”都觉得自己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张太后想立十四岁的兴王之子朱厚熜为帝。原因是兴王已死，朱厚熜和他三十多岁的寡母相依为命，他要当了名誉上的皇帝，大明江山实际上就改朱姓张了。江彬则想立汝安王朱祐椁或寿定王朱祐稽为帝，原因是两人早就私下里开始巴结“奸党”，他们要是当了皇帝，大明江山实际上就改朱姓江了。最后，两股势力在权力的较量中达成了协议：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兴王之子朱厚熜、汝安王朱祐椁或寿定王朱祐稽，三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先赶到京城，谁就是皇帝。兴王封地在湖北省境内，离京城三千里，汝安王的封地在河南省与河北省交界处，离京城八百里，寿定王的封地在山西省境内，离京城六百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谁先赶到京城，情况可想而知。事实上，在朱厚熜还没有接到进京继承皇位消息的时候，汝安王就已经向京城出发了。当时，弃官挂职在兴王府当门客的严嵩向十四岁的朱厚熜献计说：新皇进京，沿途官员必然接驾，三里一小宴，五里一大宴，龟爬蜗行，行程甚慢。我们不如化装成囚犯，轻车简从，抄小路日夜兼程，必能抢在他们的前面赶到京城。为什么要化装成囚犯呢？一是押送囚犯的囚车，沿途不会受到官府盘问刁难，便于保密。二是劫道的TF嫌晦气，不会出意外。朱厚熜听了，连称有理。就这样，十四岁零四个月的朱厚熜出其不意地抢先赶到了京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拿了江彬，登上了帝位。他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兴王朱祐杬与妻子蒋氏恩爱了一生，未纳一个小妾。他们生育了几个儿女，最后长大成人的仅嘉靖皇帝一人。儿子当了皇帝，当然要把寡母接到自己身边了。离开家乡的时候，乡亲们自发的到王府欢送，并把自己的子弟交给蒋氏，请她带到京城报效国家。就这样，一百八十七个清一色十四五岁的孩子和蒋氏一起，来到了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