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梁之际，散号将军制度曾发生很大变化。《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叙之甚详，但后人皆以其为无权之虚号，故未加以注意。事实上，梁朝对散号将军制度的改革，有其重要意义。将梁、陈之制与宋、齐之制仔细加以比较，便可发现，这一改革是起自寒门将帅的南朝皇族巩固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是士族门第界限在当权寒人势力操纵下日趋制度化的表现。纵观魏晋隋唐之际散官制度的整个形成过程，还可看出，这是其间的一个重要阶段，标志着所谓“本阶”之制的初步形成。现详述如下。
天监七年，梁武帝下令革选，丞相以下内职“定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散号将军则单成一类，“叙于百司之外”。其中流内将军一百二十五号，分为十品、二十四班，流外将军十四号，分为八班。普通六年，又增置流内将军一百号，共十班。大通三年，又对个别军号做了改动和调整，“遂以定制”。凡二百四十二号，三十四班，“亦以班多为贵”, “同班以优劣为前后”, “制簿悉以大号居后，以为选法自小迁大也”, “转则进一班，黜则退一班”。陈承梁制，设流内将军二百三十七号，分为九品，其名大体与梁相同。流外将军，《隋志》不载，可能仍依梁旧。

秦汉百官，以秩石分贵贱。及至魏晋，又分九品，贵贱大体以品为准。其后，士人求官日益看重清浊、位望，九品之制与士人对百官贵贱的评价又渐渐不合。梁武帝革选，“定班法，与品互用”,“以班多者为贵，而九品之制不废”,又于“秩”、“品”之外，以“班”分贵贱，便更多地考虑到清浊、位望等因素。如梁之诸卿，虽同为三品、中二千石，“班”位却分属十四至九班，相差甚殊。又如尚书左丞原为第六品，梁制居九班之首，大长秋原为第三品，梁制居九班第九位，在尚书左丞下。
散号将军的改革也是根据同样原则。《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梁武帝“诏以将军之名，高卑舛杂，命更加厘定”。但具体情形与上述内职不同。原有军号的贵贱次序并未打破：自镇卫至四翊，共五班，相当于原来四平以上诸号，武臣班“代旧前后左右四将军”，镇兵班“代旧四中郎（将）”，智威班“代旧征虏”，智武班“代旧冠军”，轻车班“代旧辅国”，宁远班“代旧宁朔”，流外第八、七、六、五、四班代旧建威、建武等号，第三班鹰扬、第二班陵江，原是五品军号，第一班偏将军、裨将军，原是八品军号。只是在宁远班之下，流外第八班之上，增加了大量军号。天监七年加入十二班，共六十号，普通六年将这十二班合为六班，又在其上加置十班共一百号。因此，梁代散号将军制度的最重要变化，是在旧日的三品将军与四品将军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一百六十号将军。（见镇楼表）

众所周知，自东晋孝武帝以后，高门士族即开始衰落，寒门士人迅速崛起，及至南朝，寒人当政遂成明显趋势。但高门士族始终控制着选举权，特别是文职中的清流美职，几乎被他们垄断。寒门子弟若由文职升进，必备受歧视，通常只能担任浊官，“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而内外武职，高门子弟不屑为之，亦无力为之。《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太祖将北讨，庆之……固陈不可。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坐。上使湛之等难庆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同书卷七五《王僧达传》：“诉家贫，求郡。太祖欲以为秦郡，吏部郎庾柄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达亦不堪莅民。’乃止。”故南朝禁军将领多用寒门武人，边地州郡长吏则“悉叙劳人武夫”,担任武职成了南朝寒人升进的重要途径。如南齐王敬则初为“刀戟左右”，以军功迁至太尉。齐世祖御座赋诗，敬则执纸曰：“臣几落此奴度内……臣若知书，不过作尚书都令史耳，那得今日！”陈人周文育“困于赋役”，被义兴周荟“养为己子”。荟使人“教之书计”，文育曰：“谁能学此！取富贵但有大槊耳。”遂“教之骑射，文育大悦”。后以军功迁至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散号将军主要用以奖励军功。故南朝寒人获军号者极多，并且大多初除便为四品，稍迁便至三品。如《宋书》卷八三《宗越传》：“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世祖镇襄阳，以为扬武将军（四品），领台队……寻加龙骧将军（三品）。”《武念传》：“本三五门，出身郡将……孝建中，为建威将军（四品）、桂阳太守……（迁）太宰参军、龙骧将军。”因此，自刘宋以降，士人带军号者多为三品、四品，除授五品以下军号的例子甚为少见。
寒门武人轻取高级军号，对高门士族的社会地位自然是一种挑战。但高门子弟自有清途，出任武职在其仕宦经历中只是点缀，散号将军也非其主要升进途径，故而对此并不十分计较。而对南朝皇室贵族来说，情况则不同。

南朝皇帝鉴于东晋一朝皇权不振、门阀专政的教训，皆以宗王出镇要害之地，控制地方军政大权，中央禁军将领也常用宗室子弟，而这些人通常都带散号将军。此外，散号将军虽无实权，却可开府置佐。皇族子弟以此为荣，虽不领兵，亦多有军号。《宋书》卷八二《周朗传》载朗上书曰：“帝子未官，人谁谓贱？……何必列长史、参军、别驾、从事，然后为贵哉！”所指当包括散号将军。《陈书》卷二八《始兴王伯茂传》：“旧制诸王受封，未加戎号者，不置佐史。于是尚书八座奏曰：‘夫增崇徽号，饰表车服，所以阐彰厥德，下变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兴王伯茂……宜加宁远将军，置佐史。’诏曰：‘可。'”自此，诸王受封后，例加散号将军。所以，散号将军是南朝皇室贵族的重要身份标志之一。

刘宋一朝，皇子初授军号例为三品。如：
《宋书》卷七九《桂阳王休范传》：“（年十岁）封桂阳王，为冠军将军、南彭城下邳太守。”
同书卷八〇《晋安王子勋传》：“年五岁，封晋安王……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
同卷《始安王子真传》：“年五岁，封始安王……仍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
王子初授军号例为四品。如：
《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子仲容“封永修县侯，为宁朔将军、临淮济阳二郡太守”。
同书卷六八《南郡王义宣传》：子恺“十岁，封宜阳县侯，仍为建威将军、南彭城沛二郡太守”。
南齐皇子初授军号皆为辅国以上。如：
《南齐书》卷三五《武陵昭王晔传》：“初除冠军将军，转征虏将军。”
同书卷四〇《建安王子真传》：“永明四年（十二岁），为辅国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王子初授军号多为宁朔。如：
《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嶷传》：子子廉，“封永新侯……除宁朔将军、淮陵太守。”
同书卷四〇《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子昭胄，“自竟陵王世子为宁朔将军、会稽太守。”
初授军号便至三品、四品，已极优越，但与一般士人乃至寒门将帅的差距仍然甚小。梁武帝所谓“将军之名高卑舛杂”当即指此。

南朝皇族刘、萧、陈三姓，皆起自寒门将帅，以军功起家，凭武力建国，其家族地位本来不高，不为社会所重。建国后，虽贵为皇帝，兄弟子孙封王封侯，但在高门士族面前，在社会门第观念之下，仍难免有自卑之感。因此，他们更趋向于使门第制度明确化、规范化，从而使自己成为法定的高门，不仅在封爵制中享受皇族特权，在通婚、仕宦等方面享受士族特权，还要与寒人阶层拉开距离，使二者的身份界限更加清晰。梁武帝改革散号将军制度正是为此。
从实际除授情况看，梁武帝改革后的散号将军大体可分四个等级。四平、四翊以上为一等，是“重号将军”，以授功德优异的文武大臣。忠武班至宁远班为一等，其中轻车班以上诸号得加“大”，加“大”者“通进一阶”。皇族子弟初除军号皆在此等。其中皇子多为轻车以上。如：

《梁书》卷二九《南康王绩传》：“天监八年（五岁），封南康郡王……出为轻车将军，领石头戍军事。”
卷四四《新兴王大庄传》：“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宣毅将军（镇兵班）、南徐州刺史。”
《陈书》卷二八《衡阳王伯信传》：“为衡阳王，奉献王祀，寻为宣惠将军（镇兵班）、丹阳尹。”
同卷《始兴王叔重传》：“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后……为仁威将军（智威班）、扬州刺史。”
王子多为宁远。如：
《梁书》卷二二《安成王秀传》：“世子机……（九岁）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机弟）南浦侯推……以王子例封，历宁远将军、淮南太守。”
卷二三《桂阳嗣王象传》：“长沙宣武王第九子也……起家宁远将军、丹阳尹。”
《陈书》卷六《后主纪》：“为安成王世子……授宁远将军，置佐史。”
自十威班至前锋班为一等，士族子弟初授军号多在此等。其中较常见的有招远（前锋班）、戎昭（超武班）、贞威（开远班）等号。如：
《梁书》卷四一《萧洽传》：“迁散骑常侍，出为招远将军、临海太守。”
卷三〇《徐摛传》：“出为新安太守……还为中庶子，加戎昭将军。”
《陈书》卷三二《孝行谢贞传》：“迁南平王友，加招远将军，掌记室事。”
卷二六《徐俭传》：“为太子中庶子，迁贞威将军、太子左卫率。”
流外将军又为一等，皆“不登二品”的寒微士人为之，故“所施甚轻”。

这样一来，以往“高卑舛杂”的散号将军，便发展成了贵贱悬殊的身份等级制度，从而使皇室贵族的特权地位更为突出，士族中高门与寒门的身份差异也更加明显。《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曰：“梁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梁陈时期尚未出现“本阶”的概念，但梁陈的散号将军已成为整个职官体系中最基本的身份等级尺度，确是事实。
（原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