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我给你带来的是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斯特科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他的代表作《弱者的武器》你可能没看过，但是“弱者的武器”这个词，你一定听说过。
“弱者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呢？斯科特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马来西亚村庄做了两年田野调查，他发现当地政府官员强迫农民做事的时候，高强度的农民起义虽然很少发生，但是农民低烈度的抵抗却是非常普遍的，比如磨洋工、暗中破坏工具、传播谣言动摇军心、装傻……
斯科特的这本《国家的视角》，内在逻辑与他的成名作《弱者的武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是视野更加开阔了。
按斯科特自己的说法，这本书缘于他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国家总是对四处流动的人群充满敌意？”比如流浪汉、吉普赛人、走街串巷的小贩、集市上的卖艺人。在古代社会，这些流动人口，总是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扯远点儿，拿咱中国古代来举例子吧。比方说，周朝。
周本来是远在陕西的一个蕞尔小邦。那么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一下子得了这么大个天下，他怎么统治呢？
周武王就搞了个双轨制，首先是自己退到镐京，就是现在的西安附近，离老巢近一些，又有函谷关天险可守。也就是说第一步，先保证自己老本不输。第二步，是在函谷关以东的中原地区大肆分封，老姬家的亲兄弟、堂兄弟，一人发一套青铜礼器，再分几个投降的殷民部落，算是皇协军吧。这些周武王的亲兄弟、堂兄弟们，一人一块，跟分披萨似的，就把中原给分了。
这个封建制一搞，整个中原就都成了姬姓天下。那么函谷关以西呢，周天子亲自派官员管理。这一块，叫王畿，税收归周王室自己。王室强大的时候，号称王畿千里，虽然有吹牛的成份，但方圆几百里总是有的。王畿的收入供自己吃喝，封到中原的诸侯像一床棉被往身上一盖。用《大雅》的话说，就是“君子万年，永锡祚胤”。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周王室对封建诸侯的诉求，是防务性的，而不是财政性的。毕竟，一开始你周武王也没给诸侯们多大投入，不过是每人发了一套青铜锅碗瓢盆。那么，诸侯每年向王室的纳贡，意思意思就行了，纯粹是礼仪性的。
《左传》里说，齐恒公伐楚的时候，借口就是“包茅不入，无以缩酒”。意思是每年你楚国要向周天子纳贡，贡品是一种叫包茅的草，用来过滤酒渣。你现在好几年都不上贡了，王室祭祖的时候都没得用了……
好！我们小结一下：
对于周天子来说，他有两种统治方式，一种是直接统治，就是函谷关以西的王畿；而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则是间接统治。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区别可大了。直接统治，得到的是真金白银；间接统治，只能得到一把草。
当然一开始，诸侯对周王室还有军事义务。就是如果有蛮族入侵，诸侯要派兵勤王。这个，和欧洲的封建制是一样的。
但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君不君臣不臣，诸侯们也就越来越不把王室当回事儿了。不仅不尽封臣的义务，自己还去割占王室的土地。千里王畿，被蚕食得只剩下30里。堂堂周王朝，自留地还没个村子大。都可怜到这份上了，麦子熟了，诸侯们还不放过，还要来偷麦子。情何以堪？！

那么，当初周武王为什么要搞封建呢？都直接管了，不行吗？不行！因为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了。
古代交通和通讯条件不说了，就拿今天来说吧。咱们国家是2005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但是在此之前，浙江省就多次提出要求，说我们省农业税免了吧，或者省财政拿出一笔钱来，替全省农民把农业税交了吧！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浙江省收农业税的成本，就比农业税本身还高了。你说这个税还收它干什么呢？
现在，咱们是人多地少，土地就金贵。农民不会为了逃税连地都不要了。但是古代社会，人少地多，和现在正好倒过来。你要是收农民的税收狠了，他扛着锄头就跑掉了。
咱们都知道“苛政猛于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另一面解读就是：在古代社会，如果统治者太过分，农民还是有地方可跑的。只要跑到有老虎的地方，让税务官不敢来，你也就躲过去了嘛。
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因为统治者的技术能力有限，在国家内部，统治者其实做不到无远弗届，很多地方他管不到。这些地方，斯科特给起了个名儿，叫“非国家空间”。
这么着，如果你是国王，你就会有强烈的冲动，让农民一堆儿一堆儿地住在村子里，方便你的税务官去收税。而跑来跑去的流动人口，不仅收他们的税困难，更讨厌的是，他们还为老实种地的农民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张三李四王五，回家都跟媳妇说“你看咱村的翠花，甩个小手绢十里八乡的唱二人转，一顿四个大白馒头，过得可比咱滋润多了，咱两口子也去唱吧？”那都去唱二人转，地谁种呢？皇上和娘娘吃什么呢？所以古代国家就要把唱二人转的翠花定为“贱民”，子子孙孙，永世不得翻身，就是这个道理。

光是用土地把老百姓都固定住还不够。
皇上还特别想知道他有多少个子民，尤其是男丁数量。《左传》说得明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就两件大事，一个是祭祀祖先，一个是打仗。打仗的话，你就得知道你有多少男丁。男丁很重要，战时是兵源，平时是税源。
但是这个信息怎么搜集呢？怎么才能知道你的国家里，有多少个成年男性呢？咱们今天，每人都有户口本、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大街上不计其数的摄像头。但是当年国家要搜集点信息，那可费老劲了。别说身份证了，就说每个人都得有个名字吧？这个都做不到！
这个问题其他国家也有。一直到15世纪，除了个别贵族，欧洲人都是只有名，没有姓。咱们中国人，如果只有名字没有姓的话，问题倒不太大，但是西方人可不行。他们是从《圣经》里取名，90％的男人，都叫威廉、约翰、托马斯、理查德、罗伯特、亨利……就这六个名字，来回倒腾。
这么一来呢，一个村子里就会有26个约翰、37个罗伯特，这可怎么办呢？村民的办法就是，给每个人起个外号。比如一堆约翰，个子矮的那个，大家叫他约翰·肖特，住在小山包上的那个管他叫约翰·希尔，开面包房的那个叫约翰·贝克。
这个起外号的办法，村民们不仅分得清谁是谁，还标定了每个人的重要信息，比如住址、职业、身材特点。
但是税务官哪里受得了这个。他希望采集到的数据是有逻辑的、简单的、拿回去可以加总做统一处理的。他关心的不是身材，而是财产继承关系。所以，国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个父子传承的姓，来说明亲属关系。就这么一件今天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中世纪的欧洲却做不到。
14世纪的时候，佛罗伦萨共和国做了一次人口普查，调查员们被派到乡下，逮着个人就问“你叫啥啊？”辛辛苦苦做了个花名册，拿回城里一看，800多个乔瓦尼，1200多个皮耶罗……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这钱就白花了。

但是在咱们中国，用姓＋名，来标定每一个男丁身份的工作，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开始搞了。之前咱们中国人也没有姓，秦国弄了一堆常用姓，大栓子以后你就叫张大栓，二柱子以后你就叫李二柱。并且规定这个姓必须父子传承，不能变来变去。
这么着，不仅把一堆大拴子二柱子分清楚了，也搞清楚了每个人的家庭结构。
搞清楚家庭结构对国家很重要，因为商鞅变法的核心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国家与每个成年男丁直接建立关系。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却没分家的，人头税按五倍算。
这么着，秦国的花名册，和佛罗伦萨的花名册就完全不一样了。谁该当兵、谁该纳税，清清楚楚。秦就是靠有效搜集了国民的数据，越过贵族这个中间层，建立起对每个人的直接统治，从而征服了六国。
好，这一期扯得有点远，要说的就是两条吧：
第一， 古代国王讨厌流动人口，是因为对流动人口征税困难。所以，他们非常希望老百姓成堆居住，不要跑来跑去；


第二，古代国王，如果是通过贵族对臣民实施间接统治，往往就会大权旁落，和周王朝一个下场。所以国王都有强烈的冲动，越过中间层，实施落到人头的直接统治。
【搬运完毕】

车船电脚牙 无罪也该杀

流民不好管控
老朱建立明朝以后 更是对老百姓限制更严格
不仅管控你乱窜 还控制你的职业 老子是啥职业 儿子也必须是啥职业
各行各业都分配好了 到时有用的时候一拉一大把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