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还是列宁格勒的大学生，是第一位革命画家勃洛斯基的学生。他说：“艺术应该是人民所需要的、所明白的。”暑假时，他派我们到各地去画我们祖国的优秀之子，要求我去给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画像。
我乘车到了索契，来到胡桃树街……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住在这里。这差不多就是一座带围墙的农舍，院内长满乔木和灌木……左边有座亭子，草木丛生，右侧是门。当我走到门前，出来一位中年妇女，她问道：“您找谁？”我说：“我从列宁格勒，从勃洛斯基那儿来，找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好吧，我去告诉柯良。”她答道。然后她回到屋里，出来说：“请进吧。”
房内的过道上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蕃茄、苹果和葡萄；窗前垂着家织的花纹窗帘。
我经过三个房间，走进了进入最后一间，窗和窗的中间那张小桌子上高高堆着书籍，仿佛有谁刚刚坐在桌前工作过，而那个书柜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还有那只书架子上也全都放满了书。电话机旁有一张床。在床上面，头冲着两扇窗子躺着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盖着棉被，穿着双口袋普通红军式样的草绿色的军便装，在左手里有一根竹子的小棍，上面还缠着棉花和纱布，用它赶去头上的苍蝇。看上去，这个青年人三十多岁，脸色苍白，眼睛凹陷，满头黑发。我走上前，自我介绍说：“我从勃洛斯基那儿来，是画家科拉夫琴柯”。
“亲爱的，您好。”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微微颤抖着左手，松开手掌，朝向我，“请坐，您脱掉外衣吧；您认为好吗——到我这里做客？”知道他已失明，我看着他——那双黑色的眼珠直盯住前方前方，那样清澈的深色明亮的眼睛闪着光，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失明了，而目光如此明亮……他竟然看不见！我端详着他的眼睛。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视力正常，那么光从哪个方向来，他的目光也会随之改变。这样我就明白了，他其实什么也看不见。
我向奥斯特洛夫斯基道明了来意。
“您要画怎样的肖像——是彩色的还是素描？”他问。
我回答，准备画石墨笔画，便于大量印刷。
“画这幅肖像您需要我做什么呢？顺便同您讲一讲，对于您电报的回答，以及我的那张照片…….请把我的照片拿来，”他对秘书说。
那张照片拍得失真了，原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狭长的脸孔不知怎么被拍成四方形的了。我向尼古拉·阿历克赛维奇解释道，不能把这张照片作为模特儿画肖像。
（奥斯特洛夫斯基30年的照片，虽有病容，但不至于过于消瘦）
“不得不请您坐直起身来…….能够这样吗？”
“我病得太厉害，”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我这样躺着已经五年了，一向拒绝摄影师、记者来拍照，但这次是党，是索奇市党组织决定要画我的肖像，既然是党这样决定、那我只能服从。”
他说得如此平淡，没有一点儿做作的样子。
那时候我是一个被宠坏了的画家。我给很多名人画过像。我一定要画坐着的H·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说：“我不能坐着。”于是我就说，那我怎么画？我需要他坐着。我只好给市委书记打电话。他们召来了几位医学教授并决定扶他起来。给我定了时间。
“您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命令吧。但如果事情需要我帮您忙的话，那么我该说：每天早上和傍晚，他们要为我擦药醋，擦花露水，擦酒精，为的使我振足精神，使我的生活不再太寂寞太不幸。最合适的时间，是希望您在擦洗完了来画，那时可以叫人推醒我，扶我坐起，为您坐上四十分钟到四十五分钟。这该是在傍晚六点钟的光景。”
这是次日11点钟。把他收拾停当，洒了香水，扶他坐起。就这样他做好了画前的准备……应该说画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很有意思的事。他对任何话反应得都很活跃。问了许多，讲述了许多。妈妈过来说：“柯良，房管所的人问8月份的收据。”他说：“打开第一个柜子，那里放着一些纸夹子，在第三个夹子里放着8月份的单据。”这使我非常惊异。他全知道，什么都告诉了他，他是一家之主。
我一开始画像，尤其是开始画象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一个人的肖像，胸中不时翻腾起一种痛苦的感觉，对于这样一个人，一个英雄，一个战士，一个受病魔煎熬的人，要描绘他，只需要用最朴素、最实在的艺术语汇就够了。
房间里火生得很旺。奥斯特洛夫斯基斜坐在铺好的床上，护士卡秋莎扶着他的脊背，姐姐卡佳帮忙，在他的脚下放着枕头，身上仍然穿着衬衫就。我开始选择画画的最佳角度。我先坐在下面，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脸盘看起来过分宽大，于是就坐到他侧面，爬上椅子，坐在椅背上。要知道，我现在的这位模特儿一点儿不能为我移动位置，要移动他，除非连整张床一起搬动。我已经注意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忍受疼痛在咬着嘴唇。但是他坚决地说：
“不，雅尔·克拉夫钦科同志，应该找寻到您需要的角度。第一是要使您工作感到方便。我对您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为着培养自己的忍耐能力。我不这样就不可能生存！”
我多次仔细端详了眼前的年轻人。他瘦削得使人难以想象，紧绷着军便服的骨架是那样窄小，那样脆弱，我感到，我所画的人在受苦。我努力做好一切，以达到目的。
说好了明天继续工作。我收起画，还别了8个曲别针。到了“里夫耶拉”，C.布琼尼和一些别人也住在那里……他们让我说说奥斯特洛夫斯基，要看看我画得怎么样。我来到宾馆房间，拿起夹子，打开了，板上的画纸不见了。我东找西找都没有。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那张画。第二天，知道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准备好了，我别上新的画纸就去了。见到妈妈，我说：“我的那张画像被偷了，画像不翼而飞。请您别对尼古拉说。”妈妈回答说：“不行，不允许这样做，柯良知道一切，他是我们一家之主。”我来到时，他已被安置好，卡佳用自己的背支撑着他。我说：“发生了点事，（画）从我那儿被偷走了……”
他的好友列乌式卡正在那里，他对列乌式卡说：“打电话给特别国家政治部”。列乌式卡打了电话。开始查找，最后在一个英国记者的房间里找到了这张画。但一切都推到了清洁工身上……他们需要肖像，但不太想放他们去见他（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记者）得知画家来了，于是就发生了那样的事。但我画了另一副肖像。应该说，画了好多次，画像的情况我不想再多说。
（科拉夫琴科1956年重画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像，作家胸前佩有列宁勋章）
我可以较多地谈谈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他的勇敢令我折服。他有两位秘书。一个是创作秘书，记录他的口述，然后是工作中间休息。第二个秘书给他念信，回信，而来信很多。早上去他那里，他正在对秘书说，这一段（应该）这样写。我说：“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怎么回事？您可是看不见的呀！”他回答：“我全记住了。在夜里我全部回忆一遍，并做一些调整。”我对他说：“您太累了，应该休息、休息。”“不，马德里在坚持，我也要坚持。”……后来，授予他以列宁勋章，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并给予回应……后来，我去了莫斯科，他（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到了莫斯科，我对此非常高兴。……我们在莫斯科（重又）会面了，谈了很多。我喜欢他的朝气蓬勃。他说：“医生对我说，我要死了，可我活过来了，我还要活到写完《暴风雨所诞生的》。”
雅尔·科拉夫琴科·阿纳托里·尼基洛维奇简介
苏联肖像画家，擅长素描钢版画，木刻，石板画，水粉画等。毕业于全俄画院（1941年），有画集《前线画集》（1941）、《保卫列宁格勒的空战英雄》（1942年）、《苏联作家系列》（1947年）。国家奖金的获得者（1948年）。
我乘车到了索契，来到胡桃树街……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住在这里。这差不多就是一座带围墙的农舍，院内长满乔木和灌木……左边有座亭子，草木丛生，右侧是门。当我走到门前，出来一位中年妇女，她问道：“您找谁？”我说：“我从列宁格勒，从勃洛斯基那儿来，找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好吧，我去告诉柯良。”她答道。然后她回到屋里，出来说：“请进吧。”
房内的过道上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蕃茄、苹果和葡萄；窗前垂着家织的花纹窗帘。
我经过三个房间，走进了进入最后一间，窗和窗的中间那张小桌子上高高堆着书籍，仿佛有谁刚刚坐在桌前工作过，而那个书柜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还有那只书架子上也全都放满了书。电话机旁有一张床。在床上面，头冲着两扇窗子躺着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盖着棉被，穿着双口袋普通红军式样的草绿色的军便装，在左手里有一根竹子的小棍，上面还缠着棉花和纱布，用它赶去头上的苍蝇。看上去，这个青年人三十多岁，脸色苍白，眼睛凹陷，满头黑发。我走上前，自我介绍说：“我从勃洛斯基那儿来，是画家科拉夫琴柯”。
“亲爱的，您好。”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微微颤抖着左手，松开手掌，朝向我，“请坐，您脱掉外衣吧；您认为好吗——到我这里做客？”知道他已失明，我看着他——那双黑色的眼珠直盯住前方前方，那样清澈的深色明亮的眼睛闪着光，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失明了，而目光如此明亮……他竟然看不见！我端详着他的眼睛。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视力正常，那么光从哪个方向来，他的目光也会随之改变。这样我就明白了，他其实什么也看不见。
我向奥斯特洛夫斯基道明了来意。
“您要画怎样的肖像——是彩色的还是素描？”他问。
我回答，准备画石墨笔画，便于大量印刷。
“画这幅肖像您需要我做什么呢？顺便同您讲一讲，对于您电报的回答，以及我的那张照片…….请把我的照片拿来，”他对秘书说。
那张照片拍得失真了，原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狭长的脸孔不知怎么被拍成四方形的了。我向尼古拉·阿历克赛维奇解释道，不能把这张照片作为模特儿画肖像。
（奥斯特洛夫斯基30年的照片，虽有病容，但不至于过于消瘦）
“不得不请您坐直起身来…….能够这样吗？”
“我病得太厉害，”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我这样躺着已经五年了，一向拒绝摄影师、记者来拍照，但这次是党，是索奇市党组织决定要画我的肖像，既然是党这样决定、那我只能服从。”
他说得如此平淡，没有一点儿做作的样子。
那时候我是一个被宠坏了的画家。我给很多名人画过像。我一定要画坐着的H·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说：“我不能坐着。”于是我就说，那我怎么画？我需要他坐着。我只好给市委书记打电话。他们召来了几位医学教授并决定扶他起来。给我定了时间。
“您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命令吧。但如果事情需要我帮您忙的话，那么我该说：每天早上和傍晚，他们要为我擦药醋，擦花露水，擦酒精，为的使我振足精神，使我的生活不再太寂寞太不幸。最合适的时间，是希望您在擦洗完了来画，那时可以叫人推醒我，扶我坐起，为您坐上四十分钟到四十五分钟。这该是在傍晚六点钟的光景。”
这是次日11点钟。把他收拾停当，洒了香水，扶他坐起。就这样他做好了画前的准备……应该说画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很有意思的事。他对任何话反应得都很活跃。问了许多，讲述了许多。妈妈过来说：“柯良，房管所的人问8月份的收据。”他说：“打开第一个柜子，那里放着一些纸夹子，在第三个夹子里放着8月份的单据。”这使我非常惊异。他全知道，什么都告诉了他，他是一家之主。
我一开始画像，尤其是开始画象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一个人的肖像，胸中不时翻腾起一种痛苦的感觉，对于这样一个人，一个英雄，一个战士，一个受病魔煎熬的人，要描绘他，只需要用最朴素、最实在的艺术语汇就够了。
房间里火生得很旺。奥斯特洛夫斯基斜坐在铺好的床上，护士卡秋莎扶着他的脊背，姐姐卡佳帮忙，在他的脚下放着枕头，身上仍然穿着衬衫就。我开始选择画画的最佳角度。我先坐在下面，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脸盘看起来过分宽大，于是就坐到他侧面，爬上椅子，坐在椅背上。要知道，我现在的这位模特儿一点儿不能为我移动位置，要移动他，除非连整张床一起搬动。我已经注意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忍受疼痛在咬着嘴唇。但是他坚决地说：
“不，雅尔·克拉夫钦科同志，应该找寻到您需要的角度。第一是要使您工作感到方便。我对您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为着培养自己的忍耐能力。我不这样就不可能生存！”
我多次仔细端详了眼前的年轻人。他瘦削得使人难以想象，紧绷着军便服的骨架是那样窄小，那样脆弱，我感到，我所画的人在受苦。我努力做好一切，以达到目的。
说好了明天继续工作。我收起画，还别了8个曲别针。到了“里夫耶拉”，C.布琼尼和一些别人也住在那里……他们让我说说奥斯特洛夫斯基，要看看我画得怎么样。我来到宾馆房间，拿起夹子，打开了，板上的画纸不见了。我东找西找都没有。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那张画。第二天，知道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准备好了，我别上新的画纸就去了。见到妈妈，我说：“我的那张画像被偷了，画像不翼而飞。请您别对尼古拉说。”妈妈回答说：“不行，不允许这样做，柯良知道一切，他是我们一家之主。”我来到时，他已被安置好，卡佳用自己的背支撑着他。我说：“发生了点事，（画）从我那儿被偷走了……”
他的好友列乌式卡正在那里，他对列乌式卡说：“打电话给特别国家政治部”。列乌式卡打了电话。开始查找，最后在一个英国记者的房间里找到了这张画。但一切都推到了清洁工身上……他们需要肖像，但不太想放他们去见他（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记者）得知画家来了，于是就发生了那样的事。但我画了另一副肖像。应该说，画了好多次，画像的情况我不想再多说。
（科拉夫琴科1956年重画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像，作家胸前佩有列宁勋章）
我可以较多地谈谈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他的勇敢令我折服。他有两位秘书。一个是创作秘书，记录他的口述，然后是工作中间休息。第二个秘书给他念信，回信，而来信很多。早上去他那里，他正在对秘书说，这一段（应该）这样写。我说：“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怎么回事？您可是看不见的呀！”他回答：“我全记住了。在夜里我全部回忆一遍，并做一些调整。”我对他说：“您太累了，应该休息、休息。”“不，马德里在坚持，我也要坚持。”……后来，授予他以列宁勋章，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并给予回应……后来，我去了莫斯科，他（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到了莫斯科，我对此非常高兴。……我们在莫斯科（重又）会面了，谈了很多。我喜欢他的朝气蓬勃。他说：“医生对我说，我要死了，可我活过来了，我还要活到写完《暴风雨所诞生的》。”
雅尔·科拉夫琴科·阿纳托里·尼基洛维奇简介
苏联肖像画家，擅长素描钢版画，木刻，石板画，水粉画等。毕业于全俄画院（1941年），有画集《前线画集》（1941）、《保卫列宁格勒的空战英雄》（1942年）、《苏联作家系列》（1947年）。国家奖金的获得者（194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