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安娜•达维多娃
我巳经写了几个人，他们的经历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经历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现在来写写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读者是从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集第3卷的信件中知道她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信中称她“亲爱的加尔卡”或“可爱的加洛奇卡“。可惜集子没有收入全部信件。所收入的信件中的第一封是1926年7月3日发出的。
不过，在辛菲罗波尔市，安娜・达维多娃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回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以，我们又能看到几封奥斯特洛夫斯基早些时候，在1925年8〜9月间，从叶夫帕托里亚或斯拉维扬斯克写给达维多娃的信；还有1926年6月间的信，当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住在叶夫帕托里亚。我们在那本小册子里还看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张照片，这是奥斯待洛夫斯基1925年首次前往叶夫帕托里亚疔养地之前送给达维多娃的。
读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些信件，就会确信安娜•达维多娃是他的一位亲密朋友“她分享他当时太少的欢乐和分尝他当时太多的焦虑。奥斯特洛夫疏基乐意把生活里的种种坎坷告诉她。他十分了解她的生活情况，这一点对于判定两人关系的亲疏也很重要。“我接到了你的信,加莉娅，亲爱的，我理解你的种种不愉快。”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她讲心里活，也报以同样的态度。
这个安娜•达维多娃是谁呢？他俩在何时何地相遇？为什么这样亲密？
“那是1924年12月底，”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回忆，”我刚度假归来，回到哈尔科夫医学机械研究所附属医院（现为以西琴柯教授之名命名的矫形外科医学院）工作。走进三楼的一间病房，我发现了一个新病人，从外貌看顶多20岁，他很瘦，中等以上的个子，眼睛灵活有神，头发浓密。”
是什么一下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呢？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大堆书。他住的病房里总是格外热闹：有的下棋啦，有的争论问题啦……吸引来不少其它病房的病员。其中，话讲得最多、嗓音最响的，是那个新来的病人。晚上，休息铃打过很久了，那里仍然安静不下来。只能去请他们遵守制度二。但是，达维多娃回忆说:“有时候走到他们那儿去，听见他们的谈话，自己也会站住，不知不觉地坐下来了。一看表，我的天哪！半夜啦……’把灯熄掉广我板起面孔催促大家去睡觉。”
每天晚上都这样。新来的病人由于膝关节剧痛而失眠。病房护士达维多娃守候在他的床边。于是，他给护士讲述自己战斗的生活，声音压得低低的，尽量不吵醒别人。
“夜间的长谈似乎使我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亲近起来。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起初，我觉得他这个人忧郁、孤僻:黑黑的眼睛，皱着眉头看人，目光中时而闪露出强忍着的痛苦……后来明显地看出，他感到病房里太挤、太闷;他渴望出院，到广阔的天地里去，远远地离开医生,摆脱医院的严格拘束，走向自由，投身于紧张的工作。这小伙子有一颗不肯安静的火热的心，难以忍受病榻的禁锢。”
观察是准确的。它符合后来奥斯特多夫斯基自己的形容，“当时我象一头被抓住、关进了笼子的小狼。”
而且，尽管奥斯特洛夫斯基比达维洛娃小3岁，她很快就领悟到，自己面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坚强战士。这个战士“早已探视过生活的底蕴”，清楚地知道“要往哪里去，该为什么而斗争。”
当时，奥斯特洛夫斯基住院数月，达维多娃儿乎天天跟他见面，常常坐在他的床边。
“我们的友谊一天天巩固，我们改为以'你’相称。许多事情，他开始托我代做，他要求给他借来书籍，经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时她一边工作，一边在医学院学习。）
“‘小老太太’，情况怎么样?”他亲热地问：“快当医生了吧？快要发明什么抗病新药了吧?”
1925年夏季，奥斯特洛夫斯基凭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发的证明，被送往叶夫帕托里亚疗养地，进了“巴黎公社社员”疗养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部第6章末尾提到这个情况：
“中央委员会的‘巴黎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闪闪烁烁的喷泉和爬满葡萄藤的大楼房。休养员们穿着白色的衣裤或浴衣。有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着姓名。楼房拐角那儿的一个宽敞的房间，十分整洁，安安静静，床铺白得耀眼。保尔•柯察金洗了个澡，周身轻松，换了衣服，就急忙到海边去了。”
“极目远眺，宁静的深蓝色海面象光滑的大理石，异常壮观。在蓝色的雾茫茫的远处，天水相接;光焰闪烁的海面上。映出一轮熔化着似的太阳。远方连绵的群山在晨雾中隐现。保尔•柯察金深深地吸进海风吹来的新鲜空气，心旷神怡，目不转睛地观赏着静谧瑰丽的蓝色大海。
“懒洋洋的波浪朝脚边卷来，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奥斯特洛夫斯基前往克里木之前，到过达维多娃家里，认识了她的妈妈和妹妹，送了一张照片给她。
不久，她便开始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来信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充满自信，竭力自我控制，把疾病置之脑后。他在信里谈得最多的是各种饶有兴味的事情。他嘲讽地写出和他在同一个疗养所的、个别病员的奇闻轶事。
至于自己的病况，他只是简略地、含蓄地说:“……事实总是事实——我离了拐杖寸步难行。”
奥斯特洛夫斯基从叶夫帕托里亚返回了哈尔科夫。不过,医生坚持要他到斯拉维扬斯克去接受湿泥疗法。整个9月，他在那儿度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达维多娃的信里谈了他怎样治病、怎样生活。“我独个儿住单间，总是一个人呆着。我又读又写,周围静悄悄的，除了去接受泥疗，足不出户，就这样过了一天又~天。老是这么孤零零的，简直受不了……也许我会上莫斯科。我萌生了一种愿望，要想个办法中止这种烦闷的治病生活。光考虑治病可不行！四面八方都传来呼唤,要我去工作。我还有力量工作。加莉娅！我这个活人被关着,交得执拗了。我被牢牢地禁锢着°我渴望摆脱伤感和焦躁，拼命地干，如同进行斗争的往日一样。我估换着这种可能性。现在我顾不上想其它什么，因为我对生活、对工作，还怀有信心,充满渴求。“
以上内容引自二封标明1925年9月13日的信。这封信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了证明奥斯特洛夫斯基最早是在什么时候表示打算写一部“史实性的、抒情的、英雄主义的中篇小说”，总是援引他1927年月22日寄自新罗西斯克的一封信（给诺维柯夫）。现在有理由推断，早在这两年以前，他就不但打算写未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且已经在作准备（“又读又写”）。当时他就决定要“拼命地干。当然，结论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我顾不上想其它什么。因为我对生活、对工作，还怀有信心，充满渴求。”
那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住在斯拉维扬斯克的南方疗养院里。
他从斯拉维扬斯克又回到哈尔科夫。痛疾迫使他再次住进我们已经知道的医学机械研究所附属医院。他的右膝关节滑膜施行了手术，达维多娃在他床头值班。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拒绝注射吗啡。只要疼痛稍有减轻，他就打发我到值班室去休息。”
“'加洛奇卡，你明天还要上课，去歇会儿吧！”
做过手术以后，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26年春季又一次躺进附属医院。5月中旬，他又被送往叶夫帕托里亚，这回是住在“冒纳卡”疗养院。我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部第7章里有几行与此相关的描述：
“又是叶夫帕托里亚，南方的炎热天气。戴着毎金圆帽的,晒黑了的人们吵眇嚷嚷•汽车用10分钟时间就把乘客送到了,麦纳卡疗养院。这是一幢用石灰石筑成的、灰色的两层楼房。”
在这儿，保尔-柯察金同德国人埃勃涅，爱沙尼亚人瓦伊曼、拉脱维亚女子玛尔塔•劳琳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人列杰涅夫接近了，住在疗养院里的人戏称他们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保尔•柯察金再次来到叶夫帕托里亚，具有比第一次重要得多的意义，这次到来，使我们认识了保尔•柯察金的一些新朋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因诺根契•巴夫洛维奇•列杰涅夫。
“保尔•柯察金和列杰涅夫有一个相同的、值得纪念的年份：保尔-柯察金出生和列杰涅夫入党是在同一年。他们是两种典型人物的代表——老少两代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一个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干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牢，后来又担当重要的国家行政工作；另一个则有烈火般的青春和仅仅八年的斗争经验。这八年虽短，却胜过有些人的一生。他们两人——老少两代，都心头火热而身患重病。”
保尔•柯察金的那些符合自己性格特征的、极其重要的表白，是和列杰涅夫有关联的。
在列杰涅夫入院以前，保尔•柯察金是疗养院里出名的国际象棋冠军。可他跟列杰涅夫一较量就吃败仗。要是换了别人，准保就此甘拜下风。他却继续跟列杰涅夫下棋。还表示:“我永远要坚持到一卒尚存。”列杰涅夫理解他的一语双关，赞许地点点头。
“保尔•柯察金失去了‘冠军'称号，然而替代这棋战‘冠军'荣誉的'是他结识了因诺根契•巴夫洛维奇•列杰涅夫。这个人后来成了他的挚友。”
我们已经知道，因诺根契•巴夫洛维奇•列杰涅夫就是因诺根契•巴夫洛维奇-费杰涅夫。他后来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信赖的密友。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一切方面都信任他。他甚至代表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签订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部的合同。
“我在编辑部方面的~一切事务都由费杰涅夫老人代办,奥斯特洛夫斯基在1932年5月7日写道，是‘命运女神'派他来协助我的。他是1904年入党的党员，多次入狱，担任过骑兵集团军的政治委员，现在担任国家银行国外部的领导工作。最近他常来看我，告诉我各种情况。他还给我送钱来。”
自然，玛尔塔-劳琳并非别人，就是玛尔塔,布琳。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也实有其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达维多娃的信中提到过：“……有个爱沙尼亚人，是国际革命战士救助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次在•叶夫帕托里亚逗留到7月中旬。他在7月3日给达维多娃的信收入了作品集，其中写道。“现在可以下结论了。”
结论令人极其不快:“……健康状况依旧如此……经过湿泥治疗以后，脊柱疼得更厉害,照了X光，是……第二块椎骨的真性脊椎炎……这么一来，车轮子更向旁边歪了。虽然敌人（疾病）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援军（脊椎炎），可是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在收入达维多娃写的回忆录的同一封信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可惜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集所收入的这封信中缺漏了。这一段证实，虽然令人揪心的“谁胜谁负”问题解决得不利于奥斯特洛夫斯基，但他拼命干的愿望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增强了。他写道；
“……另一条战线的消息很好。在这条意志的战线上。犹豫和软弱被彻底歼灭了。我打了句号。”
他从叶夫帕托里亚迁到新罗西斯克。达维多娃没有信来，奥斯特洛夫斯基感到不安:“我以为你把我忘了，不乐意复信。”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寄到医学院，一封寄到兹米耶夫斯克，安娜是住在那儿的。他还给哈尔科夫的朋友诺维柯夫去信，要诺维柯夫“好好”骂达维多娃一顿。
她的回信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觉得髙兴，好了，就算既往不咎吧。”他一再向“亲爱的加洛奇卡”诉说自己令人焦虑的日常生活「遗憾的是，我的健康确实一天不如一天了。虽然下降得很缓慢，但的确在下降。不久前，左臂和左肩丧失了活动能力。你知道的，我的右肩关节强直了，现在左边又……现在我自己连头也不能梳，更别说苦痛有多大了,近来发炎的左腿疼得厉害，我已经感觉到没法使它向旁边移动……这么着，那些不久前还听使唤的关节正在慢慢地失去活动能力，整个儿僵硬。”
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回信中，也能约略猜出达维多娃给他的信里写了些什么。
“加洛奇卡!你来信提到精力和意志。我的傻孩子。”病魔袭来。医学无能为力。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的笔下（他还能写）出现了这样的字句：“我原本就厌烦医务人员，如今更是本能地讨厌他们了•”他告诉达维多娃：“如果我给你写信，把你当作医务人员看待，而不是当作一个亲爱的，好心的姑娘看待，那么我准会写出一些刺耳的话。”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内心的想法也告诉达维多娃。他在信尾写了费解的几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心的傻女孩子，那次谈话使我们更加亲近了。为了那次谈话，我紧握你的手，我可爱的加洛奇卡，小老太太’。”
是怎样的一次谈话使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达维多娃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使奥斯特洛夫斯基因而感激地紧握她的手呢？这个，我们稍后再说。现在继续评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信件吧。
他在新罗西斯克过得乏味透顶,他急于来到哈尔科夫，期待着在那儿跟安娜•达维多娃会面（“我多么希望见到你呵”，可是他们并没有相见，因为达维多娃那时候不在哈尔科夫。
奥斯特洛夫斯基离开了哈尔科夫，来到莫斯科，度过了三个星期。“我置身于可爱的年轻朋友们当中，贪婪地看书。看好多新作品，可惜时间太短……”
由于医生的坚持，他不得不离开莫斯科，返回新罗西斯克。
他又从这儿写信给安娜，谈了自己的莫斯科之行。原来,安娜当时也在莫斯科，而且写过信给他，询问他的病情。下面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回答：
“加洛奇卡，我担心的是脊柱，疼得好厉害。相比之下，其它病痛都算不了什么了。夜里疼得简直喘不过气来。由于胳膊和腿的缘故，不能仰卧，可侧睡又极疼，自己怎么也无法翻身，要别人帮我翻。我几乎完全不能走路，每天走10步也困难得很……需要极大的意志力，才不致于过早地垮掉,的确，有些日子觉得前途渺茫，郁郁不乐，但基本上还能控制自己生活，以及为它而进行的斗争和建设，是十分长远的事，了却一生还为时过早。活着,永远怀着新的希望，要想方设法做些工作。”
他正在丧失体力，然而希望并未丧失。生活在召唤，他在响应这个召唤。
上面援引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致达维多娃的信件，这些内容使人有可能了解他的英雄主义的奥秘。直至今日，还有许多人觉得这种英雄主义难以捉摸。
“一个这样思考的人,一个对生活持这种态度的人，不可能换一种方式行动,“生活，以及为它而进行的斗争和建设，是十分长远的事，了却一生还为时过早。”他是个十分离不开集体的人，采取其它行动，就是背叛自己。背离人类的社会性本质。”
我们在奥斯特洛夫斯基1927年1月7日给达维多娃的信里，也能找到可靠的、令人信服的依据。这封信也是从新罗西斯克发出的，其中谈及个人不能脱离集体。那些话自然极其真挚，因此也异常深刻。信中充满若对“亲爱的加洛奇卡”的固有的信任。奥斯特洛夫斯基把她当作使自己始终和外界保持着联系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在答复达维多娃的信中写道：
“我没有朋友。我是说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朋友。诚然,周围的人们待我也很好，但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市民环境。我和他们相处得不错，可从他们那儿不可能得到我的家里人所能给予的帮助。我感到苦恼的，是我和党员弟兄们失去了联系。已有数月之久，我没见到任何一个家里人，没听到生动的建设情况，也不知道正在忙碌的党的情况,而只好生活和冋旋（假如在床上也算生活和周旋的话）于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对于我内心的箫求，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不能给予丝毫的满足。”
"我希望你知道并且相信，党对我来说，几乎就等于一切；甚至在哈尔科夫，我也无法稍稍接近生活，正是这种处境使我心头沉重。眼前一片空虚。有一种新的感觉悄悄产生，或者也不妨称为感觉的萌芽。由于日子过得太无聊，有时就会冒出各种不健康的，苍白的意识和作出荒唐的决定。你比谁都更理解，一个人既然不是**，不是头脑简单的、利己的、愚蠢的东西，不是光贪图活命和长命的胆小鬼，那么，他就难免有很不愉快的时候。”
自然，这里也可以不逐字逐句引用，而仅仅转述一下。读者看到，引文相当长。但我觉得无需解释，正是显示着作者风格的原文才使人感到更精确、更具有说服力。我写奥斯特洛夫斯基，希望让读者尽可能完整地理解真实情况。任何一种转述都会和原文有距离。我盼望读者设身处地想一下，一个23岁的青年，遭遇了不幸处在死亡的边缘上,却继续斗争,并非为了活命（他坚决否认这一点），而是为了追求真正的人生。他进行这场忘我的斗争已有3年，屡遭挫折。换个人，恐怕早就投降了。他却不理会死神的威胁，只要一息尚存，就准备同死神战斗到底。
当然，他也有悲观绝望的时刻，可那是什么样的时刻呀！难以穿透的黑暗包围着他，精神危机环生。奥斯特洛夫斯基考虑过要消灭自己不中用了的肉体。他的笔下出现过这样的字句:“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作出决定，枪毙躯体，因为它丢弃了所有的阵地，对任何人、对社会,包括对自己，都已经毫无用处……他痛苦地、暴怒地写道广按照我的本性，我需要钢铁般坚韧的、不怕侵蚀的细胞，而不是这种躯売。”
然而，他毕竟抛开了“不健康的、苍白的意识和荒唐的决定。”他有一颗“钢铸铁打的、布尔什维克的心。他“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生活着”，象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依旧在队列里！
请听听吧！如果没有只要一息尚存就准备同死神战斗到底这样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作为生活的基础，那么我可能早已一枪结果了自己。因为，只有把当前的生活视为生死搏斗的阶段，我才能活下去……只有我们，只有象我这样疯狂地热爱生活。热爱斗争，热爱工作（建设一个好得多的新世界的工作）的人，只有我们这样真正洞悉生活全部意义的人，才不会在尚有一丝一毫活的可能的时候随便地死去；
这便是苏维埃人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战士的哲学。这种哲学，有血有肉，有呼吸，有搏动，实实在在，能够鼓舞人们，成为人们精神力量的强大源泉。
以上内容引自奥斯特洛夫斯基1926年1月7日致达维多娃的信。这是她保存着的最后一封信。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另外两封信，发信地点不是新罗西斯克，而是莫斯科了。根据第2封信中的内容判断,那是在1932年初发出的。当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1部即将付印。
他们的通信从此中断。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些信件中，我们发现了中断的痕迹•有时他仅仅请人转达对安娜的问候，有时他打听达维多娃是否仍在哈尔科夫的医院工作。最后，他在1931年5月7日从莫斯科寄给普•勃•李娅霍维奇的信中说：“我求你一件事。哈尔科夫有个非常好的女子，她叫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是我的挚友，是当医生的。我们通过信，但通信中断已有5年了,如果你能抽空上她那儿去一次。把我的一切情况告诉她，肯定她是希望知道的。我给她写信有困难，她是个极好的女子。”
我不能不对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感兴趣。她在哪儿？她后来的生活情况如何？为什么中断了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通信联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只有她本人才能回答的。•
我引用过她的回忆录，在这本小册子的简评中提及，达维多娃自1952年起又住在叶夫帕托里亚，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去治病的疗养城，她是“星星”疗养院的矫形外科医生。
我写信给她，她回了信。她的答复使很多情况得到了澄清，变得更为明朗。
“为什么奥斯特洛夫斯基叫您安娜-加莉娅?”
“因为家里这样叫我。我是乌克兰人。我的名字安娜在乌克兰语中就是加娜，由此化出几个爱称——加莉娅、加尔卡,加洛奇卡。”
“你们的通信是怎么中断的？”
“显然，主要是我的过错。大学毕业后我出嫁了，离开了哈尔科夫。我给柯里亚写过信，可我的信他没有收到……有些个人的事情占去了我好些时间。”
“就这样，我们互相失去了联系。1931年，我知道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便去了信，就是他在给李娅霍维奇的信中提到的那一封……他仍然牢记着我们青春的友谊，失明以后还写信给我，让我分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印行的喜悦。他自豪地吿诉我，他重返了战士的行列。在生活中找到了位置。这使我激动万分，久久鼓不起勇气来写复信。后来写了，但是没有回音。在奥斯特洛夫斯基获得荣誉的年月里，我又觉得不该夸示自己和他的友谊。
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还为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即我们注意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从新罗西斯克写给她的第一封信里的那句话:“那次谈话使我们更加亲近了。”
怎样的谈话？
“这牵涉到我们医院里的一个女同事。她觉得奥斯特洛夫斯基虽然外表严肃，其实是极容易相信别人、心肠极软的人,因此她想从他那儿‘得到一些安慰'，流露出了想骗取他纯真感情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企图。”
“我们的’谈话'不是公开的。简单地说吧，我得知那个女人的狡诈意图后，就提醒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当时的原话记不清了，反正是揭穿了那个女人，使她无法得逞。考虑到柯里亚总是极其信任工人阶级中的人们，我这样做是经过再三考虑的。”
现在再谈谈达维多娃本人的情况。
奥斯特洛夫斯基写过，保尔-柯察金和列杰涅夫（费杰涅夫）是老少两代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代表。他在给达维多娃的一封信里却写道，虽然我们来自两个世界……”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达维多夫-巴维尔-亚力山大洛维奇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曾有双重的姓：鲍彼洛•达维多夫。革命前他在征收消费税的机关里工作。我母亲是神甫的女儿。’两个世界'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的。”
……1941年，达维多娃正巧在英雄城塞瓦斯托波尔。她被任命为后方医院的外科主任。她同医院一起，在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附近的战线上，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她在北方集团军里迎接了胜利的日子，当时部队正驻扎在东普露西亚。她是在部队里入的党。她获得过几枚军功章。
“在特别艰难的时候。”她坦诚地说，“我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而且在脑海中和这位朋友谈心，向他请教该怎么办？该怎么行动？他仿佛总是和我在一起，我得到他的回答、他的精神支持。我们对换了位置。如果说以前在哈尔科夫医学机械研究所附属医院里，奥斯特洛夫斯基有时需要我的关心和支持，那么现在，我深感到需要他的帮助。他教育我要坚定、勇敢，恰如他以此来教育千百万同龄人一样。他还将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战后，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返回故乡哈尔科夫。后来她在基辅工作。
从1952年起，她迁居叶夫帕托里亚,任骨结核儿童疗养所治疗部主任。她也在“星星”疗养院工作过。她现在退休了，还担任着辛费洛包尔假肢工厂叶夫帕托里亚分厂的医生。
……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亲爱的加洛奇卡”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活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而对她来说,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友眞也不是不留痕迹的•
1967年
我巳经写了几个人，他们的经历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经历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现在来写写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读者是从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集第3卷的信件中知道她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信中称她“亲爱的加尔卡”或“可爱的加洛奇卡“。可惜集子没有收入全部信件。所收入的信件中的第一封是1926年7月3日发出的。
不过，在辛菲罗波尔市，安娜・达维多娃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回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以，我们又能看到几封奥斯特洛夫斯基早些时候，在1925年8〜9月间，从叶夫帕托里亚或斯拉维扬斯克写给达维多娃的信；还有1926年6月间的信，当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住在叶夫帕托里亚。我们在那本小册子里还看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张照片，这是奥斯待洛夫斯基1925年首次前往叶夫帕托里亚疔养地之前送给达维多娃的。
读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些信件，就会确信安娜•达维多娃是他的一位亲密朋友“她分享他当时太少的欢乐和分尝他当时太多的焦虑。奥斯特洛夫疏基乐意把生活里的种种坎坷告诉她。他十分了解她的生活情况，这一点对于判定两人关系的亲疏也很重要。“我接到了你的信,加莉娅，亲爱的，我理解你的种种不愉快。”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她讲心里活，也报以同样的态度。
这个安娜•达维多娃是谁呢？他俩在何时何地相遇？为什么这样亲密？
“那是1924年12月底，”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回忆，”我刚度假归来，回到哈尔科夫医学机械研究所附属医院（现为以西琴柯教授之名命名的矫形外科医学院）工作。走进三楼的一间病房，我发现了一个新病人，从外貌看顶多20岁，他很瘦，中等以上的个子，眼睛灵活有神，头发浓密。”
是什么一下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呢？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大堆书。他住的病房里总是格外热闹：有的下棋啦，有的争论问题啦……吸引来不少其它病房的病员。其中，话讲得最多、嗓音最响的，是那个新来的病人。晚上，休息铃打过很久了，那里仍然安静不下来。只能去请他们遵守制度二。但是，达维多娃回忆说:“有时候走到他们那儿去，听见他们的谈话，自己也会站住，不知不觉地坐下来了。一看表，我的天哪！半夜啦……’把灯熄掉广我板起面孔催促大家去睡觉。”
每天晚上都这样。新来的病人由于膝关节剧痛而失眠。病房护士达维多娃守候在他的床边。于是，他给护士讲述自己战斗的生活，声音压得低低的，尽量不吵醒别人。
“夜间的长谈似乎使我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亲近起来。我们很快成了朋友。起初，我觉得他这个人忧郁、孤僻:黑黑的眼睛，皱着眉头看人，目光中时而闪露出强忍着的痛苦……后来明显地看出，他感到病房里太挤、太闷;他渴望出院，到广阔的天地里去，远远地离开医生,摆脱医院的严格拘束，走向自由，投身于紧张的工作。这小伙子有一颗不肯安静的火热的心，难以忍受病榻的禁锢。”
观察是准确的。它符合后来奥斯特多夫斯基自己的形容，“当时我象一头被抓住、关进了笼子的小狼。”
而且，尽管奥斯特洛夫斯基比达维洛娃小3岁，她很快就领悟到，自己面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坚强战士。这个战士“早已探视过生活的底蕴”，清楚地知道“要往哪里去，该为什么而斗争。”
当时，奥斯特洛夫斯基住院数月，达维多娃儿乎天天跟他见面，常常坐在他的床边。
“我们的友谊一天天巩固，我们改为以'你’相称。许多事情，他开始托我代做，他要求给他借来书籍，经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时她一边工作，一边在医学院学习。）
“‘小老太太’，情况怎么样?”他亲热地问：“快当医生了吧？快要发明什么抗病新药了吧?”
1925年夏季，奥斯特洛夫斯基凭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发的证明，被送往叶夫帕托里亚疗养地，进了“巴黎公社社员”疗养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部第6章末尾提到这个情况：
“中央委员会的‘巴黎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闪闪烁烁的喷泉和爬满葡萄藤的大楼房。休养员们穿着白色的衣裤或浴衣。有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着姓名。楼房拐角那儿的一个宽敞的房间，十分整洁，安安静静，床铺白得耀眼。保尔•柯察金洗了个澡，周身轻松，换了衣服，就急忙到海边去了。”
“极目远眺，宁静的深蓝色海面象光滑的大理石，异常壮观。在蓝色的雾茫茫的远处，天水相接;光焰闪烁的海面上。映出一轮熔化着似的太阳。远方连绵的群山在晨雾中隐现。保尔•柯察金深深地吸进海风吹来的新鲜空气，心旷神怡，目不转睛地观赏着静谧瑰丽的蓝色大海。
“懒洋洋的波浪朝脚边卷来，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奥斯特洛夫斯基前往克里木之前，到过达维多娃家里，认识了她的妈妈和妹妹，送了一张照片给她。
不久，她便开始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来信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充满自信，竭力自我控制，把疾病置之脑后。他在信里谈得最多的是各种饶有兴味的事情。他嘲讽地写出和他在同一个疗养所的、个别病员的奇闻轶事。
至于自己的病况，他只是简略地、含蓄地说:“……事实总是事实——我离了拐杖寸步难行。”
奥斯特洛夫斯基从叶夫帕托里亚返回了哈尔科夫。不过,医生坚持要他到斯拉维扬斯克去接受湿泥疗法。整个9月，他在那儿度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达维多娃的信里谈了他怎样治病、怎样生活。“我独个儿住单间，总是一个人呆着。我又读又写,周围静悄悄的，除了去接受泥疗，足不出户，就这样过了一天又~天。老是这么孤零零的，简直受不了……也许我会上莫斯科。我萌生了一种愿望，要想个办法中止这种烦闷的治病生活。光考虑治病可不行！四面八方都传来呼唤,要我去工作。我还有力量工作。加莉娅！我这个活人被关着,交得执拗了。我被牢牢地禁锢着°我渴望摆脱伤感和焦躁，拼命地干，如同进行斗争的往日一样。我估换着这种可能性。现在我顾不上想其它什么，因为我对生活、对工作，还怀有信心,充满渴求。“
以上内容引自二封标明1925年9月13日的信。这封信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了证明奥斯特洛夫斯基最早是在什么时候表示打算写一部“史实性的、抒情的、英雄主义的中篇小说”，总是援引他1927年月22日寄自新罗西斯克的一封信（给诺维柯夫）。现在有理由推断，早在这两年以前，他就不但打算写未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且已经在作准备（“又读又写”）。当时他就决定要“拼命地干。当然，结论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我顾不上想其它什么。因为我对生活、对工作，还怀有信心，充满渴求。”
那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住在斯拉维扬斯克的南方疗养院里。
他从斯拉维扬斯克又回到哈尔科夫。痛疾迫使他再次住进我们已经知道的医学机械研究所附属医院。他的右膝关节滑膜施行了手术，达维多娃在他床头值班。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拒绝注射吗啡。只要疼痛稍有减轻，他就打发我到值班室去休息。”
“'加洛奇卡，你明天还要上课，去歇会儿吧！”
做过手术以后，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26年春季又一次躺进附属医院。5月中旬，他又被送往叶夫帕托里亚，这回是住在“冒纳卡”疗养院。我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部第7章里有几行与此相关的描述：
“又是叶夫帕托里亚，南方的炎热天气。戴着毎金圆帽的,晒黑了的人们吵眇嚷嚷•汽车用10分钟时间就把乘客送到了,麦纳卡疗养院。这是一幢用石灰石筑成的、灰色的两层楼房。”
在这儿，保尔-柯察金同德国人埃勃涅，爱沙尼亚人瓦伊曼、拉脱维亚女子玛尔塔•劳琳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人列杰涅夫接近了，住在疗养院里的人戏称他们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保尔•柯察金再次来到叶夫帕托里亚，具有比第一次重要得多的意义，这次到来，使我们认识了保尔•柯察金的一些新朋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因诺根契•巴夫洛维奇•列杰涅夫。
“保尔•柯察金和列杰涅夫有一个相同的、值得纪念的年份：保尔-柯察金出生和列杰涅夫入党是在同一年。他们是两种典型人物的代表——老少两代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一个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干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牢，后来又担当重要的国家行政工作；另一个则有烈火般的青春和仅仅八年的斗争经验。这八年虽短，却胜过有些人的一生。他们两人——老少两代，都心头火热而身患重病。”
保尔•柯察金的那些符合自己性格特征的、极其重要的表白，是和列杰涅夫有关联的。
在列杰涅夫入院以前，保尔•柯察金是疗养院里出名的国际象棋冠军。可他跟列杰涅夫一较量就吃败仗。要是换了别人，准保就此甘拜下风。他却继续跟列杰涅夫下棋。还表示:“我永远要坚持到一卒尚存。”列杰涅夫理解他的一语双关，赞许地点点头。
“保尔•柯察金失去了‘冠军'称号，然而替代这棋战‘冠军'荣誉的'是他结识了因诺根契•巴夫洛维奇•列杰涅夫。这个人后来成了他的挚友。”
我们已经知道，因诺根契•巴夫洛维奇•列杰涅夫就是因诺根契•巴夫洛维奇-费杰涅夫。他后来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信赖的密友。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一切方面都信任他。他甚至代表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签订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部的合同。
“我在编辑部方面的~一切事务都由费杰涅夫老人代办,奥斯特洛夫斯基在1932年5月7日写道，是‘命运女神'派他来协助我的。他是1904年入党的党员，多次入狱，担任过骑兵集团军的政治委员，现在担任国家银行国外部的领导工作。最近他常来看我，告诉我各种情况。他还给我送钱来。”
自然，玛尔塔-劳琳并非别人，就是玛尔塔,布琳。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也实有其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达维多娃的信中提到过：“……有个爱沙尼亚人，是国际革命战士救助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次在•叶夫帕托里亚逗留到7月中旬。他在7月3日给达维多娃的信收入了作品集，其中写道。“现在可以下结论了。”
结论令人极其不快:“……健康状况依旧如此……经过湿泥治疗以后，脊柱疼得更厉害,照了X光，是……第二块椎骨的真性脊椎炎……这么一来，车轮子更向旁边歪了。虽然敌人（疾病）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援军（脊椎炎），可是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在收入达维多娃写的回忆录的同一封信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可惜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集所收入的这封信中缺漏了。这一段证实，虽然令人揪心的“谁胜谁负”问题解决得不利于奥斯特洛夫斯基，但他拼命干的愿望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增强了。他写道；
“……另一条战线的消息很好。在这条意志的战线上。犹豫和软弱被彻底歼灭了。我打了句号。”
他从叶夫帕托里亚迁到新罗西斯克。达维多娃没有信来，奥斯特洛夫斯基感到不安:“我以为你把我忘了，不乐意复信。”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寄到医学院，一封寄到兹米耶夫斯克，安娜是住在那儿的。他还给哈尔科夫的朋友诺维柯夫去信，要诺维柯夫“好好”骂达维多娃一顿。
她的回信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觉得髙兴，好了，就算既往不咎吧。”他一再向“亲爱的加洛奇卡”诉说自己令人焦虑的日常生活「遗憾的是，我的健康确实一天不如一天了。虽然下降得很缓慢，但的确在下降。不久前，左臂和左肩丧失了活动能力。你知道的，我的右肩关节强直了，现在左边又……现在我自己连头也不能梳，更别说苦痛有多大了,近来发炎的左腿疼得厉害，我已经感觉到没法使它向旁边移动……这么着，那些不久前还听使唤的关节正在慢慢地失去活动能力，整个儿僵硬。”
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回信中，也能约略猜出达维多娃给他的信里写了些什么。
“加洛奇卡!你来信提到精力和意志。我的傻孩子。”病魔袭来。医学无能为力。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的笔下（他还能写）出现了这样的字句：“我原本就厌烦医务人员，如今更是本能地讨厌他们了•”他告诉达维多娃：“如果我给你写信，把你当作医务人员看待，而不是当作一个亲爱的，好心的姑娘看待，那么我准会写出一些刺耳的话。”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内心的想法也告诉达维多娃。他在信尾写了费解的几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心的傻女孩子，那次谈话使我们更加亲近了。为了那次谈话，我紧握你的手，我可爱的加洛奇卡，小老太太’。”
是怎样的一次谈话使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达维多娃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使奥斯特洛夫斯基因而感激地紧握她的手呢？这个，我们稍后再说。现在继续评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信件吧。
他在新罗西斯克过得乏味透顶,他急于来到哈尔科夫，期待着在那儿跟安娜•达维多娃会面（“我多么希望见到你呵”，可是他们并没有相见，因为达维多娃那时候不在哈尔科夫。
奥斯特洛夫斯基离开了哈尔科夫，来到莫斯科，度过了三个星期。“我置身于可爱的年轻朋友们当中，贪婪地看书。看好多新作品，可惜时间太短……”
由于医生的坚持，他不得不离开莫斯科，返回新罗西斯克。
他又从这儿写信给安娜，谈了自己的莫斯科之行。原来,安娜当时也在莫斯科，而且写过信给他，询问他的病情。下面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回答：
“加洛奇卡，我担心的是脊柱，疼得好厉害。相比之下，其它病痛都算不了什么了。夜里疼得简直喘不过气来。由于胳膊和腿的缘故，不能仰卧，可侧睡又极疼，自己怎么也无法翻身，要别人帮我翻。我几乎完全不能走路，每天走10步也困难得很……需要极大的意志力，才不致于过早地垮掉,的确，有些日子觉得前途渺茫，郁郁不乐，但基本上还能控制自己生活，以及为它而进行的斗争和建设，是十分长远的事，了却一生还为时过早。活着,永远怀着新的希望，要想方设法做些工作。”
他正在丧失体力，然而希望并未丧失。生活在召唤，他在响应这个召唤。
上面援引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致达维多娃的信件，这些内容使人有可能了解他的英雄主义的奥秘。直至今日，还有许多人觉得这种英雄主义难以捉摸。
“一个这样思考的人,一个对生活持这种态度的人，不可能换一种方式行动,“生活，以及为它而进行的斗争和建设，是十分长远的事，了却一生还为时过早。”他是个十分离不开集体的人，采取其它行动，就是背叛自己。背离人类的社会性本质。”
我们在奥斯特洛夫斯基1927年1月7日给达维多娃的信里，也能找到可靠的、令人信服的依据。这封信也是从新罗西斯克发出的，其中谈及个人不能脱离集体。那些话自然极其真挚，因此也异常深刻。信中充满若对“亲爱的加洛奇卡”的固有的信任。奥斯特洛夫斯基把她当作使自己始终和外界保持着联系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在答复达维多娃的信中写道：
“我没有朋友。我是说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朋友。诚然,周围的人们待我也很好，但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市民环境。我和他们相处得不错，可从他们那儿不可能得到我的家里人所能给予的帮助。我感到苦恼的，是我和党员弟兄们失去了联系。已有数月之久，我没见到任何一个家里人，没听到生动的建设情况，也不知道正在忙碌的党的情况,而只好生活和冋旋（假如在床上也算生活和周旋的话）于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对于我内心的箫求，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不能给予丝毫的满足。”
"我希望你知道并且相信，党对我来说，几乎就等于一切；甚至在哈尔科夫，我也无法稍稍接近生活，正是这种处境使我心头沉重。眼前一片空虚。有一种新的感觉悄悄产生，或者也不妨称为感觉的萌芽。由于日子过得太无聊，有时就会冒出各种不健康的，苍白的意识和作出荒唐的决定。你比谁都更理解，一个人既然不是**，不是头脑简单的、利己的、愚蠢的东西，不是光贪图活命和长命的胆小鬼，那么，他就难免有很不愉快的时候。”
自然，这里也可以不逐字逐句引用，而仅仅转述一下。读者看到，引文相当长。但我觉得无需解释，正是显示着作者风格的原文才使人感到更精确、更具有说服力。我写奥斯特洛夫斯基，希望让读者尽可能完整地理解真实情况。任何一种转述都会和原文有距离。我盼望读者设身处地想一下，一个23岁的青年，遭遇了不幸处在死亡的边缘上,却继续斗争,并非为了活命（他坚决否认这一点），而是为了追求真正的人生。他进行这场忘我的斗争已有3年，屡遭挫折。换个人，恐怕早就投降了。他却不理会死神的威胁，只要一息尚存，就准备同死神战斗到底。
当然，他也有悲观绝望的时刻，可那是什么样的时刻呀！难以穿透的黑暗包围着他，精神危机环生。奥斯特洛夫斯基考虑过要消灭自己不中用了的肉体。他的笔下出现过这样的字句:“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作出决定，枪毙躯体，因为它丢弃了所有的阵地，对任何人、对社会,包括对自己，都已经毫无用处……他痛苦地、暴怒地写道广按照我的本性，我需要钢铁般坚韧的、不怕侵蚀的细胞，而不是这种躯売。”
然而，他毕竟抛开了“不健康的、苍白的意识和荒唐的决定。”他有一颗“钢铸铁打的、布尔什维克的心。他“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生活着”，象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依旧在队列里！
请听听吧！如果没有只要一息尚存就准备同死神战斗到底这样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作为生活的基础，那么我可能早已一枪结果了自己。因为，只有把当前的生活视为生死搏斗的阶段，我才能活下去……只有我们，只有象我这样疯狂地热爱生活。热爱斗争，热爱工作（建设一个好得多的新世界的工作）的人，只有我们这样真正洞悉生活全部意义的人，才不会在尚有一丝一毫活的可能的时候随便地死去；
这便是苏维埃人的、共产党员的、革命战士的哲学。这种哲学，有血有肉，有呼吸，有搏动，实实在在，能够鼓舞人们，成为人们精神力量的强大源泉。
以上内容引自奥斯特洛夫斯基1926年1月7日致达维多娃的信。这是她保存着的最后一封信。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另外两封信，发信地点不是新罗西斯克，而是莫斯科了。根据第2封信中的内容判断,那是在1932年初发出的。当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1部即将付印。
他们的通信从此中断。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些信件中，我们发现了中断的痕迹•有时他仅仅请人转达对安娜的问候，有时他打听达维多娃是否仍在哈尔科夫的医院工作。最后，他在1931年5月7日从莫斯科寄给普•勃•李娅霍维奇的信中说：“我求你一件事。哈尔科夫有个非常好的女子，她叫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是我的挚友，是当医生的。我们通过信，但通信中断已有5年了,如果你能抽空上她那儿去一次。把我的一切情况告诉她，肯定她是希望知道的。我给她写信有困难，她是个极好的女子。”
我不能不对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感兴趣。她在哪儿？她后来的生活情况如何？为什么中断了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通信联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只有她本人才能回答的。•
我引用过她的回忆录，在这本小册子的简评中提及，达维多娃自1952年起又住在叶夫帕托里亚，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去治病的疗养城，她是“星星”疗养院的矫形外科医生。
我写信给她，她回了信。她的答复使很多情况得到了澄清，变得更为明朗。
“为什么奥斯特洛夫斯基叫您安娜-加莉娅?”
“因为家里这样叫我。我是乌克兰人。我的名字安娜在乌克兰语中就是加娜，由此化出几个爱称——加莉娅、加尔卡,加洛奇卡。”
“你们的通信是怎么中断的？”
“显然，主要是我的过错。大学毕业后我出嫁了，离开了哈尔科夫。我给柯里亚写过信，可我的信他没有收到……有些个人的事情占去了我好些时间。”
“就这样，我们互相失去了联系。1931年，我知道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便去了信，就是他在给李娅霍维奇的信中提到的那一封……他仍然牢记着我们青春的友谊，失明以后还写信给我，让我分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印行的喜悦。他自豪地吿诉我，他重返了战士的行列。在生活中找到了位置。这使我激动万分，久久鼓不起勇气来写复信。后来写了，但是没有回音。在奥斯特洛夫斯基获得荣誉的年月里，我又觉得不该夸示自己和他的友谊。
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还为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即我们注意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从新罗西斯克写给她的第一封信里的那句话:“那次谈话使我们更加亲近了。”
怎样的谈话？
“这牵涉到我们医院里的一个女同事。她觉得奥斯特洛夫斯基虽然外表严肃，其实是极容易相信别人、心肠极软的人,因此她想从他那儿‘得到一些安慰'，流露出了想骗取他纯真感情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企图。”
“我们的’谈话'不是公开的。简单地说吧，我得知那个女人的狡诈意图后，就提醒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当时的原话记不清了，反正是揭穿了那个女人，使她无法得逞。考虑到柯里亚总是极其信任工人阶级中的人们，我这样做是经过再三考虑的。”
现在再谈谈达维多娃本人的情况。
奥斯特洛夫斯基写过，保尔-柯察金和列杰涅夫（费杰涅夫）是老少两代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代表。他在给达维多娃的一封信里却写道，虽然我们来自两个世界……”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达维多夫-巴维尔-亚力山大洛维奇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曾有双重的姓：鲍彼洛•达维多夫。革命前他在征收消费税的机关里工作。我母亲是神甫的女儿。’两个世界'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的。”
……1941年，达维多娃正巧在英雄城塞瓦斯托波尔。她被任命为后方医院的外科主任。她同医院一起，在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附近的战线上，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她在北方集团军里迎接了胜利的日子，当时部队正驻扎在东普露西亚。她是在部队里入的党。她获得过几枚军功章。
“在特别艰难的时候。”她坦诚地说，“我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而且在脑海中和这位朋友谈心，向他请教该怎么办？该怎么行动？他仿佛总是和我在一起，我得到他的回答、他的精神支持。我们对换了位置。如果说以前在哈尔科夫医学机械研究所附属医院里，奥斯特洛夫斯基有时需要我的关心和支持，那么现在，我深感到需要他的帮助。他教育我要坚定、勇敢，恰如他以此来教育千百万同龄人一样。他还将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战后，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返回故乡哈尔科夫。后来她在基辅工作。
从1952年起，她迁居叶夫帕托里亚,任骨结核儿童疗养所治疗部主任。她也在“星星”疗养院工作过。她现在退休了，还担任着辛费洛包尔假肢工厂叶夫帕托里亚分厂的医生。
……安娜・巴夫洛夫娜・达维多娃,“亲爱的加洛奇卡”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活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而对她来说,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友眞也不是不留痕迹的•
196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