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夏朝遗迹并没有发现文字遗存，亦没有发现与三足鼎器相关的文字描绘。三足鼎器的文字描绘出现在周代“金文”中，晚于殷商的甲骨文，是周人在继承商人文字的同时，又传承了夏文化，并依据夏代祭祀礼器三足鼎器创造而就。这也就是说，殷商的祭祀礼器的文字书写只是针对本族祭祀礼器而已，与夏的祭祀礼器无关，这就如同三星堆的主人的部族权力象征是权杖，而不是其它。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鼎，三足两耳，和无味之宝器也”。鼎有三足圆鼎，亦有四足方鼎，从许慎对鼎字的解析中，不难发现，无论从形制还是其用途，这只是对三足圆鼎的诠释，而甲骨文中如“ ”、“ ”、“ ”、所示，与许慎所释并不相符。三足圆鼎形制的文字最早出现在殷商之后的金文中，换言之，许慎只对金文中的“ ”字进行了诠释，但未能解析甲骨文“ ”等字的形成与本义。之所以如此，或许许慎未曾见过甲骨文，亦或甲骨文“ ”等字是否为“鼎”，许慎也存有异议。笔者以为，以上甲骨文为“贞”，方形贞器在烧火取食方面远远不及圆鼎，更因商人的阴阳五行、天圆地方的观念，使得方形贞比圆鼎更具有祭祀、占卜的功能，而三足圆鼎是由饮食之陶器演变而来，自始便与占卜无关，它们是两个不同部族、两种不同文化影响的产物。方形贞初始构成如甲骨文所记录、描绘，来源于东夷人的鸟崇拜，方形贞自产生之日起，它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非圆鼎所能及。所谓“非其族类其牲不享”，即他族不能铸造使用别族礼器祭祀，既如此，创造并使用甲骨文的商族亦无依照夏族礼器创造文字用于本族祭祀、占卜的道理 。

在解“贞”之前，首先要论证本人的一个观点：贞不但是一个“会意字”，而且还是一个“象形字”。前者显而易见，已无争议，后者至今无人提及，引起共识难度很大，然甲骨文之研究、解析一直持续不断，至今未盖棺定论，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新的论点挑战人们的固有认知。

《说文解字》释：“具，供置也”，本义为供置、备办。上为一“ ”【贞】的象形器物，下为双手作托举之状，由此可见，“贞”为真实存在之器物。就甲骨占卜而言，在龟甲之上钻凿并烧灸，与天地沟通获取其意为“卜”，“卜”前需举行祭祀仪式，把所卜之事告知所祭之神灵、先祖，这个过程为“贞”，在“贞”前的准备工作为“具”，也就是供置、备办礼器。“贞”在卜辞中不仅仅如前人所释为“卜问”，亦是真实存在之器物，这并不与“卜问”之释相背，因为在祭祀仪式中，能与天地起主要作用的礼器即为“贞”，此类祭祀仪式活动的目的即为“卜问”。

例如：甲骨文“    ”【贞】是由两个相背之鸟形物结合而成，其中部为“日”，两鸟共有。其下部为鸟的二足及尾羽，组成一“北”字，古人以青、赤、白、黑、黄五色关系与木、火、金、水、土五行相配，又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相对应。《说文系传》：“山北水南、日所不及”，《说文解字》：“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论衡.验符》说：“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北主黑，为阴，阴阳原指日光向背，向日为阳，向日为阴，甲骨文“    ”下为北，上为日，暗含阴阳五行。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双鸟太阳图”刻饰与之相类似，河姆渡文化早于东夷族所处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应为上下传承关系。

以下是甲骨文“鼎”的几种书体，画的不好，已失了甲骨神韵，不好意思。请注意它们与“双鸟太阳图”刻饰有无类似之处。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双鸟太阳图”刻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帝俊铜印为一身双鸟首【见下图】。就甲骨文“鼎”与战国帝俊铜印而言，它们似乎均起源于河姆渡时期的“双鸟太阳图”。

帝俊即以日中三足乌为图腾，帝俊是上古夷族部落的首领，是少昊、喾、舜的通称。殷商禘舜，可见殷商是古东夷部族的一个分支。殷商的祖先祭祀礼器带有远古祖先信息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商与夏水火不容，殷商的祖先祭祀礼器不会带有夏族的远古祖先信息。

四足方鼎即今日所指“贞”器，是夷族部落原始贞器的演变，商人不惜劳民伤财铸造此器，非今人所释如此简单，古人的祭祀主要表现在祭祀祖先，祖先是一个族类之源。祭祖的活动及仪式是神圣的，不会因某一部族的迁徙而随意改变，所用祭器亦始终体现其部属的独特远古信息。夏有鼎器，未有贞器，是因为此时夷文化还不被夏文化所接受，二者并未融合，此刻“夷”作为一部落联盟正与夏朝水火不容。商灭夏，在坚持本族文化的同时，亦接受了夏文化，这也是四足贞器与三足鼎器在商代能同时存在，时至今日还时有出土、发现的原因。周灭商，一直到西周中期，方形贞器还在使用，这是因为在改朝换代之初，周人对商人采取包容策略，种族与种族间的矛盾还需缓解，周人并无意去激化。自西周晚期，“夷”逐渐被华夏融合，此类方形祭祀礼器已无存在之必要，至此才真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一口气盖了十多层，有些自言自说，本人非专家、非学者，说错了也不感到脸红，欢迎大家提出不同见解并恳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