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章太炎《史学略说》中对于“房谋杜断”的评论：
太宗尝称房谋杜断。今观唐人记载，当定天下之初，二人实未尝有所建树。历代开国勋臣，皆有定国大计：萧何入关，首收图籍；居关中，转漕给军，补所不足。刘基佐明，其谋虽秘密，亦有可知者——明祖初奉韩林儿正朔，岁首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明祖问征讨大计，时陈友谅据上流，张士诚据下流，基谓先灭陈则张氏势孤，天下可一举而定也。萧、刘二人，有定国大计，彼房、杜何有焉？其所谓谋断者，恐即为太宗谋夺总嗣而已。今观房、杜之才，守成有余，开创不足。然气度亦自恢廓，魏征、王珪入参帷幕，房、杜未尝排挤；马、周上书，数年间阶位特进，房、杜亦不嫌忌。玄龄自言最慕袁安，尝集古今家诫，书于屏风，以教诸子：“汉袁氏累叶忠节，吾心所尚，尔宜师之。”然玄龄子遗直袭爵，幼子遗爱欲夺之，卒以谋反伏诛，此即效乃父之佐人杀兄也。杜如晦子荷，参太子承乾逆谋，欲废太宗为太上皇，乃败坐诛，此亦效乃父子与人家事也。以逆为训，故子姓效尤。王绩（无功，王通之弟）尝上书玄龄，劝其功成身退，否则有灭族之祸。有识之士，见之审矣（绩称玄龄为梁公，则玄龄非文中子弟子可知）。

宛委烟云做的译文：
史之失官，莫过于对唐隐太子建成与明代建文帝之事的记载。建文纪年被革除，于是不著实录，当时的政令如何便无法知道，是以史官不过悉阙其文而已。而隐太子之事，横加诬蔑已是非常严重。考诸玄武门血案的争讼，太宗率长孙无忌等人伏兵与门侧，而隐太子并无兵甲卫士，是因并无杀太宗之心。如果说是因为太子心计不及太宗，那么魏征等人的智慧，难道不如房玄龄、杜如晦么？魏征等不以伏兵暗杀之计教授太子，是魏征等亦从未劝太子杀弟而已。凡是太宗在高祖面前诽谤太子的言词，与隋炀帝诽谤太子杨勇的言词极为相象，所谓被毒而心痛，亦不过矫饰而已。又以暧昧难言之事攻击太子，说太子淫乱后宫，谁见到了？谁能证明？
太宗已经即位，惧怕身后名声有损，于是开始令宰相监修国史，因而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几无信辞。吴兢《贞观政要》，刘眗《旧唐书》亦不能为之辨正真伪，即使宋祁著《新唐书》亦不能明白。唐人之中独有刘餗（音“粟”）知道杨文干谋反事是诬告太子，但国史没有采用。司马光颇欲质疑辨伪，然而亦不能完全去伪存真。考高祖时素来受到胡风影响，并非拘泥儒家礼制者，如果依据史书信其向来偏爱太宗，过于太子，如果唐夺得天下的功劳果真全在太宗，那又何必忌惮而不改立储君呢？但高祖最终立隐太子而无所变更，是因为太子自有其功绩。考晋阳起事主谋者，本是裴寂、刘文静秉奏，太宗在旁边，因而附会成太宗为主谋。隐太子当时不在身旁，于是便不得有此附会。太宗并没有超过兄长的地方。其决策中最为重要的乃是军行贾胡堡时，久耽于大雨而缺乏粮草，众人都建议返回太原，只有隐太子兄弟阻止，使得高祖毅然向西进发，最终成就大业。即便这个功劳亦是二人兼有，并非太宗独擅。读温大雅《起居注》的记载，建成与世民的方略不相上下。温大雅后来亦为太宗所用，而《创业起居住》未经删削，唐初可以据信的史料，只有这一部流传至今。据此可知太子并非如史书所言是庸才不足以立嗣者，高祖所以未曾有过易储之心也正是这个原因。
之后平定诸多离乱势力，实在是太宗的功劳为大，这些事情在武德三年。后来王圭、魏征劝太子亲征讨伐刘黑闼叛乱以建立功绩。讨伐成功，比之于太宗并不逊色，求诸创业时的功绩自然并无高下分别。太宗凭削平叛乱之功自骄，因而谋夺宗嗣，这与隋炀帝凭借平定陈朝的功劳谋夺宗嗣并无不同。夺嗣之事，太宗与炀帝亦相同。房玄龄杜如晦作为谋主，也和杨素助炀帝夺嗣相同。凡事耳濡目染者，便容易取法与此，而其谋划思虑之心机也深沉。高祖即使真的昏聩，亦深以隋之高祖宗嗣之祸为诫（故无废立之意），谋划者知高祖不欲易储，则抢先发动兵变，这样的事更甚于隋炀帝。史者本应实录以资监督君上，而唐初两朝实录则是经房玄龄删略之后方为晋呈，其中关于玄武门之变，太宗授意肆意篡改，因而论功劳则全部归于自己，论劣迹则全部推诿于人。这好比不经法司审理而令罪人自己断案，冤狱已成，果真足以欺瞒百姓么？即或如此，还有记载将所谓欲杀太宗之事归罪于齐王而称太子仁厚，这亦是罗织周纳仍有百密一疏，真相难以尽掩。

一言难尽啊！一个文武双全，文可治国安邦武可戡乱平定天下的优秀储君。一个仁厚宽爱，友善兄弟孝悌亲人的好兄长。因为仁厚有加做事光明磊落最后被一个阴险毒辣凶残至极的乱臣贼子残害，身首异处还被凌辱。含冤千年！

房玄龄写的出晋书，一看就知道是不接触打仗实践的老公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