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
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战国纵横家陈轸
先说一点檇李之战，子胥曾劝阻吴王不要乘越国国丧，兴兵伐吴。吴王不听，子胥留守姑苏。
伍子胥真可算是春秋历史上唯一的“善恶交集体”、“黑色英雄”。
他一转眼，金刚怒目、魔神下凡；一转身，却又菩萨低眉，慈悲满怀。
当年，伍子胥全家被灭，流浪于江淮之地的时候，谁能想到日后他竟能以一己之力帮助小小的吴国灭掉泱泱大楚——作为一个臣子敢于向国君挑战，作为一个个体敢于向一个国家挑战——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可是英雄一转眼，却变成了个恶魔，就当伍子胥五战五捷，攻入郢都后，一转身却当上盗墓贼，留下了那足以抵消他一生功业的三百鞭，而世间的道学家们往往都喜欢借此说事儿，说伍子胥为了私仇背叛祖国，引狼入室，杀死了多少无辜的楚民，实在是妇人心胸，残暴不仁，彻彻底底的楚奸作为。
不过，对于这么一个可怜可敬可爱的人，我实在不忍用“楚奸”这个词来形容他，要知道，在春秋时代，国家的意义与我们现在并不相同，诸侯们共奉一个周天子，共属华夏民族，其实都是出自一家。当时有个说法叫“楚材晋用”，楚国人跑到敌国入仕的事情太多了，即使他们为其它诸侯效忠，也通常会被认为是忠臣。我们看看与伍子胥同时代的人是怎么看他的吧：
庄子说：“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
屈原说：“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看来，就连庄子、屈原这样的大圣贤都将伍子胥看作是与比干平起平坐的忠臣，我们这些后人又有什么资格称他为“楚奸”呢？
事实上，即使伍子胥背叛祖国的事情被认定为不忠，也并不会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厌恶。因为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其实把家看的比国重，把孝看的比忠重。中国人是一个家族观念很强的民族，我们现在一般把国放在家前面称“国家”，其实古代通常把家放在国前面称“家国”。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只有家得到保存，才会去顾到国，很少有反过来的。反过来的那是法家，是专制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儒家的原意。而且“忠字当头”的思想，也是宋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特别是秦汉以前，中国的士大夫们并没有那种愚忠的风气。比如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里在讲到伍子胥这一段的时候就评价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意思是：“父亲不是罪有应得而受诛，儿子就可以为他复仇。如果父亲有罪该死，儿子就不可报仇。”所以伍子胥的所作所为，基本还算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
所以，宋朝的大儒苏轼在评价伍子胥复仇一事时，表示的是理解与支持：“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苏轼《论范蠡、伍子胥、大夫种》
所以，就连苏轼的老对头王安石，也在这方面表现了难得的共识：“予观子胥出死亡逋窜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说吴，折不测之楚，仇执耻雪，名震天下，岂不壮哉！” （王安石《伍子胥庙记》）
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战国纵横家陈轸
先说一点檇李之战，子胥曾劝阻吴王不要乘越国国丧，兴兵伐吴。吴王不听，子胥留守姑苏。
伍子胥真可算是春秋历史上唯一的“善恶交集体”、“黑色英雄”。
他一转眼，金刚怒目、魔神下凡；一转身，却又菩萨低眉，慈悲满怀。
当年，伍子胥全家被灭，流浪于江淮之地的时候，谁能想到日后他竟能以一己之力帮助小小的吴国灭掉泱泱大楚——作为一个臣子敢于向国君挑战，作为一个个体敢于向一个国家挑战——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可是英雄一转眼，却变成了个恶魔，就当伍子胥五战五捷，攻入郢都后，一转身却当上盗墓贼，留下了那足以抵消他一生功业的三百鞭，而世间的道学家们往往都喜欢借此说事儿，说伍子胥为了私仇背叛祖国，引狼入室，杀死了多少无辜的楚民，实在是妇人心胸，残暴不仁，彻彻底底的楚奸作为。
不过，对于这么一个可怜可敬可爱的人，我实在不忍用“楚奸”这个词来形容他，要知道，在春秋时代，国家的意义与我们现在并不相同，诸侯们共奉一个周天子，共属华夏民族，其实都是出自一家。当时有个说法叫“楚材晋用”，楚国人跑到敌国入仕的事情太多了，即使他们为其它诸侯效忠，也通常会被认为是忠臣。我们看看与伍子胥同时代的人是怎么看他的吧：
庄子说：“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
屈原说：“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看来，就连庄子、屈原这样的大圣贤都将伍子胥看作是与比干平起平坐的忠臣，我们这些后人又有什么资格称他为“楚奸”呢？
事实上，即使伍子胥背叛祖国的事情被认定为不忠，也并不会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厌恶。因为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其实把家看的比国重，把孝看的比忠重。中国人是一个家族观念很强的民族，我们现在一般把国放在家前面称“国家”，其实古代通常把家放在国前面称“家国”。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只有家得到保存，才会去顾到国，很少有反过来的。反过来的那是法家，是专制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儒家的原意。而且“忠字当头”的思想，也是宋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特别是秦汉以前，中国的士大夫们并没有那种愚忠的风气。比如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里在讲到伍子胥这一段的时候就评价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意思是：“父亲不是罪有应得而受诛，儿子就可以为他复仇。如果父亲有罪该死，儿子就不可报仇。”所以伍子胥的所作所为，基本还算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
所以，宋朝的大儒苏轼在评价伍子胥复仇一事时，表示的是理解与支持：“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苏轼《论范蠡、伍子胥、大夫种》
所以，就连苏轼的老对头王安石，也在这方面表现了难得的共识：“予观子胥出死亡逋窜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说吴，折不测之楚，仇执耻雪，名震天下，岂不壮哉！” （王安石《伍子胥庙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