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是衡量收视率和收入的重要指标，但澳大利亚青少年是世界上最不活跃的人群之一。当场外争议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我们体育机构的社会许可有多强?

体育迷喜欢他们的统计数据，体育管理人员也越来越喜欢。澳大利亚所有主要体育项目的首席执行官的年度报告现在都包括电视收视率、营销和赞助收入，当然还有参与人数。

今年，澳大利亚某些体育项目，尤其是板球，核对甚至夸大参与人数的准确性受到了批评。公平地说，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涌向各种多媒体平台，并根据自己的优势来解释澳大利亚体育局每年发布的体育参与人数——足球会说它是最强大的运动;netball会说它在妇女和女孩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在澳大利亚的体育运动中，人们对本世纪最权威的关于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研究却保持沉默。去年11月，《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调查了来自146个国家的160万青少年学生如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最低体育活动建议——每天至少进行一小时的中等强度到高强度的体育活动。

调查显示，澳大利亚青少年是地球上最不爱运动的人群之一，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40位。虽然澳大利亚可能会被体育消耗掉，但消耗显然并不意味着参与。深入研究州一级的统计数据，尽管三分之二的学生在青少年早期就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但到了青少年晚期，这一比例不到三分之一。此外，女孩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下降幅度比男孩更大。

澳大利亚儿童体育运动的“过早精英主义”(AFL选秀现在由精英私立学校的运动员主导)可能是青少年参与人数下降的一个因素，竞争性电脑游戏或电子竞技的持续增长也是一个因素。但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体育机构享有的社会执照的质疑。这意味着，在政府的监督和公众的认可下，体育机构被信任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体育运动。然而，如果体育在年轻人中的核心参与率像所描述的那样空洞，那么除了成为娱乐产业的一部分之外，体育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像2019年这样的一年里，体育争议，包括赛马中的动物福利，扩展到法庭和公众舆论，我们有必要问一下，这种社会许可实际上有多强大?如果社会许可证受到质疑，体育机构可能面临更大的监管或法律监督吗?

2020年的重大体育法律案件之一，将是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对体育管理机构美国足球(US soccer)提出的同工同酬和民权诉求，该案将于5月开庭审理。在这种背景下，值得记住的是，美国女队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她们在2019年保留了世界杯——可以追溯到1972年联邦法律的第九条。第九条禁止在接受任何联邦资金资助的学校进行性别歧视。

它对美国的体育项目产生了立竿见影的重大影响。1972年，美国约有700名高中水平的女孩踢足球。到1991年，也就是第一届女足世界杯的那年(美国赢得了比赛)，有超过12万名球员。如今，美国约有40万名高中女足运动员。性别、体育和人权也是2019年最重要的体育案件之一的核心，该案件涉及南非运动员卡斯特·塞门亚(Caster Semen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