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省珲春市防川村是我国唯一与朝鲜、俄罗斯三国交界处，有人贴切地总结归纳这里是“一眼望三国，一江带三方。雁鸣听三界，虎啸惊三疆，花开香三域，笑语传三邦。”在珲春防川边境瞭望塔下，立有一块名气很大的“土字牌”。它是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国界界标之一，也是中俄边境线的起点。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确定双方在地图上用红线标明新的东部边界走向，在边界线上以俄文字母А（阿）、Б（巴）、В（瓦）、Г（噶）、Д（达）、Е（耶）、Ж（热）、З（皆）、И（伊）、I（亦）、К（喀）、Л（拉）、М（玛）、Н（那）、О（倭）、П（帕）、Р（啦）、С（萨）、Т（土）、У（乌）共计二十个字母为界碑标记，标出边界线走向。1861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兴凯湖畔举行勘界会议，并树立界碑。俄方的全权大臣是滨海省总督彼得·卡扎克维奇海军少将和东西伯利亚部队总军需官康斯坦丁·布达果斯基上校，清方全权大臣是仓场侍郎成琦和吉林将军景淳。由于清方代表的昏庸，加上烟瘾发作，立碑工作竟完全由俄国一手包办。其结果是，条约中规定的20块界碑仅树立了Е、И、К、Л、Н、О、П和Т共计8块，都是极其简陋的木制界牌。而且一些界碑又没有立在地图标定的位置上。

26年后，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派出都察院左副御史吴大澂会同宁古塔副都统容山、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重勘东部边界。吴大澂与俄方巴拉诺夫等在第一次会谈时，吴大澂提出，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记文，由海口量准中国里20里处立土字牌。巴拉诺夫执意按旧图原立界牌之地（原立界牌之地离海口44华里，在沙草峰一带，牌已遗失）不变。并且辨称，海水灌入之地，谓之海河，除去海河20里才算图们江口。吴大澂当即指出，海口即江口，二者无区别。海潮时海水灌入地不止20里，退潮时也不止20里，江口就是海滩近处。吴大澂据约力争，再三辨驳，达成了协议。推翻了巴使坚持在距江口44华里处立土字牌的无理欲望，从而争回了一些失地，“土字牌”才得以立在现在地点，这一推进为中国争回了100余华里的国土。

1886年7月4日，吴大澂和巴拉诺夫分别在中俄《珲春东界约》上钤印画押，彼此互换。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吴大澂还依据《北京条约》条款规定，与俄国代表共同考察了土尔河口以南的中俄边界，将俄方偷移的“倭”、“那”、“拉”字等界碑挪回原处，并在边界上添立了“萨”字碑（吉林珲春市以东61公里处，马滴达乡东南）、“啦”字碑（珲春市东北约78公里处）和“怕”字碑（中俄边境与吉林珲春市和黑龙江东宁县行政界线交点上），并且在“土”字碑与“萨”字碑之间的边界上树立了十六处以土石墩和小石碑为标志的边界记号。此外，吴大澂还在珲春南边的长岭子中俄交界处添立铜柱，上面铭刻“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反应了这位爱国政治家对沙俄随意移动界标、蚕食中国领土的忧虑心理。吴大澂与依克唐阿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功臣。

1938年7月末8月初，日、苏两国之间围绕着张鼓峰、沙草峰这两个高地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一场军事冲突，苏军控制了张鼓峰，占领了沙草峰；日军撤退到图们江西岸，放弃了一向坚持的边界线。张鼓峰事件最后以日军的失败告终，苏军则趁机进占全部张鼓峰，将其划为“苏满（中）界山”，并将其在洋馆坪一带的控制区推进到图们江边，仅给中国居民留出一条通往防川的最窄处只有8米的狭窄“通道”。张鼓峰事件后，日军把防川一带划为禁区，强行把洋馆坪、桧忠源、沙草坪、防川四个村的140多户居民迁走，使这里成为无人区，同时又在防川附近的图们江上立桩堵江，封锁图们江航道，从此，中国利用图们江航道的出海活动被迫完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