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曾经是一对捆绑十分紧密的概念，在如今的经典解释中，依然如此。如果我问十个人，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它的根源在哪里。可能有九个人告诉我的是同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可以如此表述，启蒙运动塑造的哲学精神，进步、自由、平等的思想，经过两个世纪的酝酿，在法国的各个阶层传播开来。它批判了宗教狂热褒奖了宽容，它批判了神学教条褒奖了观察与实验，它批判了所有的旧有价值原则习俗，对道德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以自由观念为基础阐发的政治社会关系得以确立，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世界的构成，就像古希腊罗马的余绪文艺复兴一样。可能我的表述专业化了一点，那么简单一点说启蒙运动促成了法国大革命，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超出所有这些启蒙思想家预料的暴力恐怖。我把这种解释命名为经典图景，因为从最早一批研究法国的史学家的著作中就有这种“思想起源论”的影子，不用说丹尼埃尔.莫尔内那本醒目标题的著作（《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还有更早的法革研究经典泰纳的《旧制度》都有这种倾向。说实话我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就想到了作者可能会提到他俩。泰纳和莫尔内都痴迷于思想起源，不同的地方是，泰纳越过了启蒙运动，上溯到古典理性精神对于后来法革的深刻影响。因为古典理性中预设了两个前提，一个是用抽象的世界取代现实事物，一个是用普遍的人取代活生生的人。这在法革中体现的再明显不过了。夏蒂埃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能寻找到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来构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比如简单的把启蒙与法革进行这种看似很有道理的连接，并且加强了这种关系纽带。言下之意，我们人类如今再去思考法革的发生原因的时候，可以只考虑思想起源，而忽略了其他比如文化起源么。

夏蒂埃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这本书的全部章节中，除了第一章给出法革的传统解释观点，和最后一章的总论以外，其余所有章节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塑造法革前旧制度法国的社会，这些特点无疑全部都是指向文化方面的。夏蒂埃是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很明显他将年鉴学派的拿手好戏，长时段分析这种方法论融入进了他的叙述之中。所以本书并不是写法革，而是分析旧制度下法国的一本著作。下面我将就着作者所讨论的几个文化领域来叙述一下法革的起源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公众以及公众舆论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法国，从1770年开始律师和诉讼各方的诉讼状开始大量出版，这要得力于印刷术的普及，虽然现在不可能给出公众舆论出现的一个确切时间，但是通过这些非常具有社会交流意义的出版物，比如诉讼状印刷的数量来衡量公众舆论出现的大体时间段。夏蒂埃给出的时间是从1770年代开始，诉讼状的出版开始大量增加，一件案子开始引起了全国公民的注意，并且形成了一种舆论，这种舆论甚至可以左右案件审理的结果，夏蒂埃命名为舆论法庭。这种情况在之前是不曾有过的。公众崛起的第二个表征是，美术展览机制的出现，从1737年开始，美术展览会成为一种常规举办的机制，在这之前美学鉴赏局限于宫廷和学院等专业圈子，之后开始面向人数众多的公众。重要的一点是公众因为具有评判能力所以不再是观众，而形成了一种社交互动，这其实也是一中舆论。在旧制度最后的二三十年里，公众舆论开始渗透到政治的、行政的、司法的领域。公众的力量开始登上现代世界这个舞台。在之后发生的法革中，没有一个领袖不是自诩为公众的权威。

第二个因素是印刷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权力行使的条件以及人们阅读方式的改变。印刷的普及极大地增加了读者人数，并且法国的书籍管控在18世纪是逐渐放开了。夏蒂埃分析了出版许可在法国经历的过程，以及法国的禁书贸易。在这些禁书中，政治讽刺小册子占到了很大的比例，法国的官僚也非常清楚，出版限制是无法阻止禁书的流通，起到的结果恰恰是相反的，一本不出色的禁书，经过官方的禁止，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外国书商这时就可以把禁书偷偷地运到法国。但是夏蒂埃提醒读者注意，书籍的广泛流通改变的是人们的阅读方式，重要的不是内容。因为同一本启蒙哲学书籍，并不一定引起革命的思想，通过研究史料，实在找不到这种启蒙借助书籍的传播促成了法革的简单因果关系。真正起作用的是，可以发现的是，阅读在18世纪的法国开始私人化，而且阅读的内容中宗教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少，它失去了承载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人们开始更自由的，更具批判性的阅读方式成为了普遍。是阅读方式而不是阅读的内容改变了公众，这一章节夏蒂埃写的太精彩了。

第三个因素是非基督教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作为历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必然要靠史料的支持。在非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夏蒂埃从三点看出了这一过程。一个是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在众多可以查找的遗嘱（史料）中，人们死后资助公众洗礼的资金数量越来越少，人们对于自己死后埋葬地的神圣性也不再关心。也就是说在18世纪和以前不一样了，教会得不到它认为可以得到的不动产资金，它也不是人们死后首选的埋葬地。从这些遗嘱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去宗教化，这与我说的上面第二条因素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还有在18世纪的法国，避孕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可以从人口中出生率的变化看出来，而避孕是与基督教伦理相悖的，基督教的伦理在法国18世纪日常人的生活中一定是被削弱的。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18世纪法国教士招募类型的变化，在前一个世纪教士中的人以官员的后代，自由职业者和资本家占绝大比重，而现在这些人开始拒绝进入教会，因此教会人员开始向乡村敞开大门。夏蒂埃很好的证明了18世纪法国的世俗化历程。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都是叙述世俗化进程，但是和传统史学不同的地方是，夏蒂埃不再注重唯一一个因素，也就是启蒙哲学中反宗教的因素，而是更多的因素。比如信徒中因为无法达到教会的要求而引发的宗教争论。

第四个因素是国王的去神圣化。你也可以理解为君主制的去神圣化，因为自从路易十四以来，法国的中央集权就是王权的高度体现。这个因素可能是如今人们最熟悉的一个，因为法革的高潮就是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历史分析远没有这么简单和激动人心。国王的去神圣化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有关国王的坏话的出现，这些坏话一大部分是来自普通人，通过普通人的文章日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造成这种王权去神圣化的原因却不是很容易分析。夏蒂埃认为圣体圣事模式—借之让国王权力变得更容易想象并给君主形象披上神圣的外衣，随着民众对于宗教疏离而日益失去功效。然后是国王不经常出现在民众当中，在法国表现为从政治礼仪向宫廷社会的转变，以及国家仪式的减少，削弱了民众的历史参与感。最后是借着公众舆论发展起来的批判思维，让国家神话缺少了往昔的效力。于是人们开始怀疑绝对权力的根基。

夏蒂埃的这本书写的还是很精彩的，作者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中引入了新的思考与怀疑。我认为这就是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之一，而不是寻找简单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启蒙运动真的和法革有绝对必然的逻辑关系么，夏蒂埃认为没有这么强的关系，甚至在有些领域是革命塑造了启蒙，用作者的话说这叫“革命对启蒙的回溯性重构”。就像选入法国先贤祠的人物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一个是伏尔泰一个是卢梭，因为这两人被视为了大革命的先驱。再简单一点说法革犹如一个放大器，在历史进程中选中了启蒙来进行放大。但是这些都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法革的根源应该在更长的时段中来寻找原因。我不同意这本书最后推荐语中一位推荐者说的话，那个人认为夏蒂埃颠覆了启蒙哲学的神话，然后提出法革促成了启蒙运动的假设（因果关系倒推）。前部句话说的是对的，后半句错了。夏蒂埃打破了启蒙与法革的必然关系，但是他没有抛弃启蒙运动的作用，他只是认为启蒙运动的作用没有现在人们认为的这么大。他只是在一个领域中用了革命回溯启蒙，在其他领域中没有使用。夏蒂埃在最后结论中说的很清楚，应该将法革与启蒙运动整体置于一个长时段中来观察，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共同分享了这一个更长时段带来的历史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不是互相推导。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本年鉴学派的方法论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一次经典运用的著作。

@林小译

夏蒂埃的这本书写的还是很精彩的，作者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中引入了新的思考与怀疑。我认为这就是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之一，而不是寻找简单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启蒙运动真的和法革有绝对必然的逻辑关系么，夏蒂埃认为没有这么强的关系，甚至在有些领域是革命塑造了启蒙，用作者的话说这叫“革命对启蒙的回溯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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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棒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