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杨绛把它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
在牛津，杨绛怀孕了，钱钟书谆谆嘱咐她：“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杨绛回忆说：“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难想象。”

在杨绛住院期间，钱钟书只能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钱钟书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就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钱钟书感激之余，对杨绛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给了他最安稳的精神支撑。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与人生的最有力支持，也难怪杨绛在钱钟书心中，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围城》——一出幽默的悲剧
钱钟书一生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其大类有二：作家与学者。如果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可以用《管锥编》《谈艺录》为代表的话，那么作为作家的钱钟书只能以《围城》为代表了。《围城》是钱钟书一生中写成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其地位无可替代。

《围城》诞生于钱钟书与杨绛在上海羁居沦陷区的时期。1944年，钱钟书与杨绛在上海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突然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钱钟书正在修订《谈艺录》，还在抽空写短篇小说，担心没有时间写长篇。杨绛说不要紧，她让钱钟书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他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杨绛就把女佣的工作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这样，钱钟书才得以集中精力，在1944年到1946年两年之内，“锱铢积累”地写成了《围城》。钱钟书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

杨绛说，钱钟书是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如果钱钟书没有对社会和人性的长期观察，如果没有对婚姻恋爱的体悟和观照以及对大学生活的体验，《围城》的写作就不可能顺利。钱钟书晚年在谈到《围城》时曾经引用康德的话：“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断然否定了关于《围城》是“自传”的猜测。但是，钱钟书的生活经历还是和小说密切相关，唯其积累丰厚，所以能在两年时间内“锱铢积累”地写成，仍属一气呵成。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贯穿人生各个层次的的“围城”困境。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围城”的意象后来被总结为：“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围城》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文章参考爱默《钱钟书传稿》、张文江《钱钟书传》）

本文转载自官微“人文清华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