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凌霄公家祠落成遗言”所记,这所祠堂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春三月兴工,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秋七月告竣,历时一年又四个月。建得北堂四楹,东房文会堂两间,巽门一间,“内龛一所累三级,外龛四楹累五级,可容八世木主分昭穆排列”。费用“共四百余千缗”,皆由“出我始祖系者共摊”。所处位置在“东山之麓”,虽“依山傍水,气势顿觉雄壮,情景亦极幽雅,殆我祖宗在天之灵欲依附于此也久矣”,然那局面确实逼仄,难怪凌霄公用一“狭”字来形容。而初建时只开一巽门,由仙洲公敬书“耿氏家祠”匾额的正门和屏门,却是延宕到八年后的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才建成,是否与资金不足有关?
其实早在我的五世祖耿麟的父辈,受荣公、受爵公在世时便“矢志建祠”,无奈无佳地基,“賫志以没”(恐亦无资金吧)。到了凌霄公的长兄云亭公耿麟筮仕滇南,便致家书曰“宗祠未建,敢言居处?兄每思此,尝至三昼夜而不瞑目。如得生还故乡,即将所置田产典当一空,亦必凑成此事,方不负我读书一场。弟等在家独志先人之志与兄之言乎?”殷殷之心,字字可见。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冬,凌霄公的堂兄鹤皋公天九筮仕山左,也寄书回家曰:“吾家奉主数处,尘隘污浊。兄深痛悼宗祠之建,未尝一日敢忘。如得致仕营宫室,必以宗庙为先,决不负先人遗训也。”
奈何耿麟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以微疾卒于任,实为神秘失踪,至今尸骨无存;鹤皋公亦于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二月卒于益都县懒柳树旅馆。所以“家祠落成遗言”中说:“二人皆没于王事,而竟不得如愿。
无论如何,在几代人的倡导努力下,家祠总是落成了。它承载着先人们对儿孙后辈的期盼和希望,也蕴含了后辈儿孙对先祖的感恩与传承。
在“凌霄公家祠落成遗言”中,首句便开宗明义,“家祠之设,所以序昭穆判尊卑,敬宗收族而广孝思于不匮也”。这里便突显了一个“孝”字。而云亭公鹤皋公“尝至三昼夜而不瞑目”,“未尝一日敢忘”,便是为“吾家奉主数处,尘隘污浊”而痛心疾首;仙洲公亲手拟题的对联“八代诒谋昌燕翼,三朝思锡荷龙章”,无不彰显了对先祖的感恩之情。
大概是为了强化孝道吧,在家祠落成八年后建正门时,“命工人即以北墙之面涂成照壁形式”,并复命“绮生次儿于壁上敬书一大孝字”,以使后人顾名思义“感知孝为百行之源,所以对祖宗教子孙者端在乎此,舍是即无可以为人也”。
先人们的良苦用心没有落空。由于这个孝字的警示,也由于先人们的言传身教,我们那里“孝”蔚然成风。无论贫困还是富有,老人们都会受到尊重和精心照顾,如有谁家的孩子不孝,那是要受到谴责而无法做人的。我的祖母和她那个时代的女人一样,出嫁后便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出于某种需要,我的父亲和叔父便合计着给她起了一个饱含着儿孙们殷切希望的名字——尤高寿。在我的记忆中,祖母生过两次病。一次是在一个夏天,大概是老人家贪嘴吃了生冷,吃坏了肚子,经过父亲的诊治,很快便好了。一次便是在一九六零年的一个春日,心脏病突发,恰逢父亲到外村出诊,未及诊治,两小时后辞世,享年八十九岁。
我当家子的二奶奶,从我记事起,便见她瘫痪在床,十几年间从没见她下地走动。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她的儿媳,我叫她四婶的伺候。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我的四婶伺候婆婆,精心周到,从无怨言,把一个瘫婆婆收拾得干干净净。老人家一九六二年去世,享年亦八十九岁。先人们还特嘱族人要和睦相处,要讲究亲情。这或许正是承继了中华民族自古就形成的以“和”为美的观点吧。
不唯此,他们还把这种血缘关系的亲情大而化之,这便是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这便是大仁,这便是大爱。他们深谙“天地之道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的道理,所以,不惜下大力气广植树木,绿化荒山,敬畏草木,美化家园。
当然,这种孝,这种和,这种仁爱,也有轰然倒塌的时候。在那个讲究斗争的年代,伦理沦丧,亲人反目时有发生,甚至有人被逼无奈改为他姓,远走他乡……但无论如何,孝道,和睦,仁爱毕竟存在过,牢固地存在过,且早已植根于这片土壤,这,就够了,这便是我们血脉中流淌不尽的财富。
在记载着为宗祠修建正门的“重修家谱序”中,我读到了这样一句话:“凡我后裔,各宜敬修厥德,精勤其业,无怠无荒” 。而在另一篇修家谱序中,作序人更是殷切希望族人要有谋生之道,要创办实业。且建议“我族人于每年正月请家长招集开一训勉会。勤俭者,奖之;愚鲁者,导之;怠荒者;训之。使宗人咸知以游惰为耻”,果能如此,那么,“生齿日繁,各有职业,则我族幸甚”!
多年来,我心中始终萦绕一些问题:何以区区百来户人家的小小山村,出现了那么多的秀才、举人、太学生?耿麟为何四处求学,为中进士走过漫漫科考路?又为何近三十年在蛮荒之地勤勉为官,无怨无悔?鹤皋公又为何能凭着大挑一等筮仕山左,兴水利,救灾民,而病卒于益都县懒柳树旅社?他的儿子叔简公在光绪二十六年德军大队人马驻扎在王快,气势汹汹之际,却能“定大计,决大策,从容措置,不动声色,率村人设局支应”。并且自己出资,先为垫付,使村人免于大祸,事后“人皆歌功颂德,公未尝一置齿颊”。在戊戌变法兴办学堂时,“(叔简)公先捐款以为倡经理,王快书院改为初等学堂”。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
又为何七十九年前的耿步云不过刚从安徽圣保罗英文中学毕业,到江西一邮局当了一名邮务员,他却能“克尽厥职”,“克勤克俭,力积银洋 ,汇寄故乡”,为乡亲们建了一座精美而坚固的石桥?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即为国民党中校营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又晋升为少将团长的耿德星,何以以必死的信念率部在喜峰口一线与凶残的日寇进行殊死战斗?
更何以,在我们那么一个小小山村,却有那么一所古老的学堂,而这所学堂从选址到建筑都那么讲究清雅?而学堂的院子中的那池泉水竟然符合礼制。
据记载,周王朝为贵族子弟所设学校四周有水,形如环璧,叫做辟雍,北京国子监的辟雍即源于此。而州府县的学校因为级别相对低下,所以,只能在学校内建一个半圆形的水池称为“泮水”,即半水,取辟雍一半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