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艺斌写：《胡适年表研究》（十八）
【胡适与创造社】郭沫若致胡适的信函：
适之先生：
手札奉到了。所有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最后我虔诚地默祷你的病恙痊愈。
沫若 五月十七日
这封信可能是写于1923年，因为信中所说得笔墨官司是指1923年胡适与创造社发生的笔墨之争。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思想激荡的时代，各种社团不断涌现，其中文学团体创造社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1921年7月，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1922年8月25日发行的《创造》第2期，刊发了郁达夫的文章《夕阳楼日记》。郁氏在文中对收录在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中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大加鞭挞，并把攻击面扩大到整个新闻杂志界，认为“中国的新闻杂志界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是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番激烈的言论，似有胡适的影子。
9月17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20期的“编辑余谈”栏目下发表《骂人》一文，他先是解释关注郁文的缘由，即“译书是我近来想做而未能的事业，所以我很想看看郁先生的批评”。针对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中的批评，胡逐一进行反驳，认为原译者余家菊“固然也不免有错误”，而郁达夫的“改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的”。在文章结尾，胡适写道：“译书是一件难事，骂人是一件大事。译书有错误，是很难免的。自己不曾完全了解原著，便大胆翻译出来，固是有罪。但有些人是为糊口计，也有些人确是为介绍思想计：这两种人都可以原谅的。批评家随时指出他们的错误，那也是一种正当的责任。但译书的错误其实算不得十分大罪恶：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又何必拿‘清水粪坑里的蛆虫’来比喻呢？·······”
作为文坛上初出道者的郭沫若等人，其创办的创造社本就是以挑战文坛权威和偶像为目的。而时已名重一时的胡适这般轻易地送上门来，更是激起他们的应战热情。于是，创造社成员与胡适之间展开了一场历时数月关于翻译问题的笔墨官司。
10月3日，创造社重要成员郭沫若也参与进来，对郁达夫进行声援，他撰写的文章《反响之反响》，其中第一部分就是“答《努力周报》”，针对胡适《骂人》一文对郁达夫的批评，认为“以‘公道’自任的”胡适，实际上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对胡适译文中的错译，一一进行指摘，让读者去辨别“究竟谁是谁非，谁错谁不错”。
10月13日，创造社另一位同人成仿吾在《创造》季刊撰写《学者的态度》，对胡适予以回击，他说：“郁达夫骂人是骂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得很’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好，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不也是跟着感情这条恶狗，走到邪路上去了吗？”
但是，创造社的成员并未就此罢手。1923年4月12日，身处上海的郭沫若撰写《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借讨论吴稚晖提倡的注译运动来反讽胡适，他说：“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你须知英文一事不是你留美学生可以专卖的，在你的意思以为要像你留过美国的人才算是通英文么？你须知便是生长在美国的人也不能说是人人通英文呢？因为口头能说话和能读艰深的著作是两件事情。你要说别人不通英文不配和你讨论，你至少有要把别人如何不通之处写出，才配得上你通人的身分。假使你真个没工夫，那便少说些护短话！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不要把你留美学生的资格去压人。”
胡适南下。5月6日至21日，他待在上海友人家中养病。5月15日，他给郭沫若、郁达夫二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胡适说他对郭、郁二人在“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谈到《骂人》一文，他说“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一条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并解释他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译书一事，胡适“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而对于说他们“不通英文”，胡适诚恳地进行了道歉，他说：“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得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自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当然胡适仍有所保留，他在信末特别强调“此信能不发表最好”。最后，胡适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在这封主动示好的信函中，胡适虽然仍带有用“前辈”的口气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且其所做的和解，并非毫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而是既做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对方。但是，胡有希望双方捐弃嫌隙，相互和好乃至成为“诤友”的意愿。因此，也就有了本文开头所提的郭沫若写于5月17日的信，在信中，郭沫若是以“我辈”的口吻复信胡适，接受了胡的诚意，并对作为新文学“前辈”的胡适表达了恰如其分的谦恭和希望。同日，郁达夫作函回复胡适也表达了与郭大致相同的意思，并表示如果胡适“能在南方多住几天，我们很希望和你有面谈的机会”。至此，双方和好。
在这之后，胡适曾于逗留上海期间，与郭沫若等人有几次往来。1923年10月，胡适等人赴海宁观潮北返途经上海之时，曾前往郭沫若处拜访。胡适在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饭后与（徐）志摩、（朱）经农到我旅馆中小谈。又同去民厚里692访郭沫若。沫若的生活似甚苦。”13日的日记中，胡适记载道：“沫若来谈”，后“沫若邀吃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等7人。席间，胡适说“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对此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这一场景，是至今流传甚广的一则文坛趣事。15日，胡适与“志摩同请沫若、仿吾等吃夜饭。”18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道：“到振铎家中吃饭。同席的有梦旦、志摩、沫若等。这大概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埋斧’的筵席了。”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与郭沫若交往之初的关系，胡适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的真正接触与交往却是发生在笔墨官司以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学术理念和政治立场上的不同，胡适与郭沫若的交往之初的关系不可能保持下去，而最终成为了论敌。
【创造社】“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在郁达夫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 郭沫若、 成仿吾、 郁达夫、张资平、 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 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 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 创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号）。
这些著译和刊物以文艺思想和创作形式的独特吸引了大量读者。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
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 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继《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后，他们又于1924年8月创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3月创刊《创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创造月刊》上，创造社已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度，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创作。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倡“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则在1928年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号召“我们努力要获得阶级意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
他们曾一度计划与鲁迅等人组成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但由于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以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前议，另行创刊《文化批判》。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2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作家“转换方向”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他们在文中批评了 叶圣陶、郁达夫、鲁迅、 郭沫若、 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从而引起了创造社、 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创造社在前期活动中，虽然不赞成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对当时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为名进行批评，但也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并且从开始便反对当时文艺领域中的反动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后撰文批评了 胡适以“整理国故”为名从 新文化运动中倒退的行为。后期创造社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态度。彭康和冯乃超等人都根据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撰文阐明了“革命与人性”“天才是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文学等问题。
【胡适与郭沫若的学术成就】
近十多几年，经常听到有人赞扬胡适，我就问他：“你能记住胡适的那篇好文章？”他答不上来。我说：“郭沫若和鲁迅的好文章，谁都能记住许多。”对方表示赞同。我在70年代后期，就能看到胡适的书籍，80年代就更多了，胡适确实没有完美的好作品。我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三十年，结论是：胡适没有民族和祖国的根基。近几年看到章太炎说：“胡适连一点哲学的根基也没有。”这就进一步说明我对胡适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原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其体现的精神没有因为经历了几千多年就逐渐消退，中华传统文化，只在清朝受到严重破坏，服饰文化被“剃发易服”毁灭267年。其他方面也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后正在慢慢恢复，当代汉服运动正在兴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这个时代的民族呼声，全中国人民都在努力着！由此可以看出，没有民族根基，在任何文化领域是很难有建树。
郭沫若、胡适两人都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但学界公认郭沫若的《女神》诗集为新体诗的奠基作，而发表更早的胡适之《尝试集》，由于文学性的匮乏，被文学界所忽视。《女神》发表之初，就以狂放不羁的风格和仿美惠特曼自由诗之风气轰动一时，广受好评，而胡适的《尝试集》仅仅因为发表的最早，创造了新体诗之先河，但影响不大，无多少人问津，仅仅因为辈分而被文学史不得不提上一笔。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尝试集》
《别离》
残月黄金梳
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
桥下流泉声如泫
晓日月桂冠
掇之欲上青天难
青天犹可上
生离令我情惆怅——郭沫若《女神》
这是新体诗的事情，胡适与郭沫若被认为是新体诗之开创者，但公认为郭沫若的诗歌水平远高于胡适。从《蝴蝶》看，没有诗的韵味。如闻一多就直接评论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
胡适能拿得出手的著作，首屈一指的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当时冯友兰也师从杜威，杜威是20世纪实用哲学思想家，陶行知、冯友兰等学者都深受其影响。胡适的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一个时代的作品，但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公认远胜于胡适《哲学史大纲》。
梁启超评价胡适《哲学史大纲》为“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胡适的此书，也因为发表时间早，虽然学术价值不高，但因为辈分，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不得不提。
胡适在美国期间，社会活动活跃，回国期间仍然社会活动活跃。让人感觉与其他学者不同，且感觉他有重大的社会使命。着学术方面，他的作品感觉有拼凑和一挥而就的感觉，也感到他很匆忙。
胡适美其名曰师从杜威，实际只在哥大待了一年多，并且毕业论文是《中国哲学主义》，杜威哪里懂什么中国哲学？胡适又如何向杜威学习一年多，学习到了中国哲学？他在杜威这里并未得到学历，回国以后便声称自己是博士，是学者，一时间欺世盗名，被学界所接受，到后来成为蒋介石鹰犬后，得以回美国要回学历。
郭沫若则不是如此，他留学日本数年，旁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很久，发表女神诗集以后，与同样在日的郁达夫等人组成了创造社，并发刊参与新文化运动。在放弃高官厚禄，选择与蒋介石决裂，参与南昌起义被通缉逃亡日本后，郭沫若开始研究甲骨文，1930年在日本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被认为是中国唯物史观学派的开始。
随后郭沫若又发表了一系列古文字研究著作，轰动了中日学界。郭沫若在史学界、甲骨文界、文学界的地位，都是真正的学者级别。
2019年11月9日星期六 高艺斌（这是我的：关于曹雪芹与清朝社会课题研究，其中的第九十六篇文章。）
【胡适与创造社】郭沫若致胡适的信函：
适之先生：
手札奉到了。所有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最后我虔诚地默祷你的病恙痊愈。
沫若 五月十七日
这封信可能是写于1923年，因为信中所说得笔墨官司是指1923年胡适与创造社发生的笔墨之争。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思想激荡的时代，各种社团不断涌现，其中文学团体创造社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1921年7月，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1922年8月25日发行的《创造》第2期，刊发了郁达夫的文章《夕阳楼日记》。郁氏在文中对收录在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中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大加鞭挞，并把攻击面扩大到整个新闻杂志界，认为“中国的新闻杂志界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是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番激烈的言论，似有胡适的影子。
9月17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20期的“编辑余谈”栏目下发表《骂人》一文，他先是解释关注郁文的缘由，即“译书是我近来想做而未能的事业，所以我很想看看郁先生的批评”。针对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中的批评，胡逐一进行反驳，认为原译者余家菊“固然也不免有错误”，而郁达夫的“改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的”。在文章结尾，胡适写道：“译书是一件难事，骂人是一件大事。译书有错误，是很难免的。自己不曾完全了解原著，便大胆翻译出来，固是有罪。但有些人是为糊口计，也有些人确是为介绍思想计：这两种人都可以原谅的。批评家随时指出他们的错误，那也是一种正当的责任。但译书的错误其实算不得十分大罪恶：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又何必拿‘清水粪坑里的蛆虫’来比喻呢？·······”
作为文坛上初出道者的郭沫若等人，其创办的创造社本就是以挑战文坛权威和偶像为目的。而时已名重一时的胡适这般轻易地送上门来，更是激起他们的应战热情。于是，创造社成员与胡适之间展开了一场历时数月关于翻译问题的笔墨官司。
10月3日，创造社重要成员郭沫若也参与进来，对郁达夫进行声援，他撰写的文章《反响之反响》，其中第一部分就是“答《努力周报》”，针对胡适《骂人》一文对郁达夫的批评，认为“以‘公道’自任的”胡适，实际上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对胡适译文中的错译，一一进行指摘，让读者去辨别“究竟谁是谁非，谁错谁不错”。
10月13日，创造社另一位同人成仿吾在《创造》季刊撰写《学者的态度》，对胡适予以回击，他说：“郁达夫骂人是骂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得很’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好，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不也是跟着感情这条恶狗，走到邪路上去了吗？”
但是，创造社的成员并未就此罢手。1923年4月12日，身处上海的郭沫若撰写《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借讨论吴稚晖提倡的注译运动来反讽胡适，他说：“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你须知英文一事不是你留美学生可以专卖的，在你的意思以为要像你留过美国的人才算是通英文么？你须知便是生长在美国的人也不能说是人人通英文呢？因为口头能说话和能读艰深的著作是两件事情。你要说别人不通英文不配和你讨论，你至少有要把别人如何不通之处写出，才配得上你通人的身分。假使你真个没工夫，那便少说些护短话！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不要把你留美学生的资格去压人。”
胡适南下。5月6日至21日，他待在上海友人家中养病。5月15日，他给郭沫若、郁达夫二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胡适说他对郭、郁二人在“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谈到《骂人》一文，他说“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一条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并解释他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译书一事，胡适“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而对于说他们“不通英文”，胡适诚恳地进行了道歉，他说：“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得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自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当然胡适仍有所保留，他在信末特别强调“此信能不发表最好”。最后，胡适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在这封主动示好的信函中，胡适虽然仍带有用“前辈”的口气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且其所做的和解，并非毫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而是既做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对方。但是，胡有希望双方捐弃嫌隙，相互和好乃至成为“诤友”的意愿。因此，也就有了本文开头所提的郭沫若写于5月17日的信，在信中，郭沫若是以“我辈”的口吻复信胡适，接受了胡的诚意，并对作为新文学“前辈”的胡适表达了恰如其分的谦恭和希望。同日，郁达夫作函回复胡适也表达了与郭大致相同的意思，并表示如果胡适“能在南方多住几天，我们很希望和你有面谈的机会”。至此，双方和好。
在这之后，胡适曾于逗留上海期间，与郭沫若等人有几次往来。1923年10月，胡适等人赴海宁观潮北返途经上海之时，曾前往郭沫若处拜访。胡适在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饭后与（徐）志摩、（朱）经农到我旅馆中小谈。又同去民厚里692访郭沫若。沫若的生活似甚苦。”13日的日记中，胡适记载道：“沫若来谈”，后“沫若邀吃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等7人。席间，胡适说“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对此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这一场景，是至今流传甚广的一则文坛趣事。15日，胡适与“志摩同请沫若、仿吾等吃夜饭。”18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道：“到振铎家中吃饭。同席的有梦旦、志摩、沫若等。这大概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埋斧’的筵席了。”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与郭沫若交往之初的关系，胡适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的真正接触与交往却是发生在笔墨官司以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学术理念和政治立场上的不同，胡适与郭沫若的交往之初的关系不可能保持下去，而最终成为了论敌。
【创造社】“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在郁达夫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 郭沫若、 成仿吾、 郁达夫、张资平、 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 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 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 创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号）。
这些著译和刊物以文艺思想和创作形式的独特吸引了大量读者。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
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 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继《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后，他们又于1924年8月创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3月创刊《创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创造月刊》上，创造社已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度，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创作。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倡“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则在1928年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号召“我们努力要获得阶级意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
他们曾一度计划与鲁迅等人组成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但由于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以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前议，另行创刊《文化批判》。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2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作家“转换方向”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他们在文中批评了 叶圣陶、郁达夫、鲁迅、 郭沫若、 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从而引起了创造社、 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创造社在前期活动中，虽然不赞成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对当时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为名进行批评，但也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并且从开始便反对当时文艺领域中的反动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后撰文批评了 胡适以“整理国故”为名从 新文化运动中倒退的行为。后期创造社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态度。彭康和冯乃超等人都根据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撰文阐明了“革命与人性”“天才是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文学等问题。
【胡适与郭沫若的学术成就】
近十多几年，经常听到有人赞扬胡适，我就问他：“你能记住胡适的那篇好文章？”他答不上来。我说：“郭沫若和鲁迅的好文章，谁都能记住许多。”对方表示赞同。我在70年代后期，就能看到胡适的书籍，80年代就更多了，胡适确实没有完美的好作品。我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三十年，结论是：胡适没有民族和祖国的根基。近几年看到章太炎说：“胡适连一点哲学的根基也没有。”这就进一步说明我对胡适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原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其体现的精神没有因为经历了几千多年就逐渐消退，中华传统文化，只在清朝受到严重破坏，服饰文化被“剃发易服”毁灭267年。其他方面也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后正在慢慢恢复，当代汉服运动正在兴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这个时代的民族呼声，全中国人民都在努力着！由此可以看出，没有民族根基，在任何文化领域是很难有建树。
郭沫若、胡适两人都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但学界公认郭沫若的《女神》诗集为新体诗的奠基作，而发表更早的胡适之《尝试集》，由于文学性的匮乏，被文学界所忽视。《女神》发表之初，就以狂放不羁的风格和仿美惠特曼自由诗之风气轰动一时，广受好评，而胡适的《尝试集》仅仅因为发表的最早，创造了新体诗之先河，但影响不大，无多少人问津，仅仅因为辈分而被文学史不得不提上一笔。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尝试集》
《别离》
残月黄金梳
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
桥下流泉声如泫
晓日月桂冠
掇之欲上青天难
青天犹可上
生离令我情惆怅——郭沫若《女神》
这是新体诗的事情，胡适与郭沫若被认为是新体诗之开创者，但公认为郭沫若的诗歌水平远高于胡适。从《蝴蝶》看，没有诗的韵味。如闻一多就直接评论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
胡适能拿得出手的著作，首屈一指的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当时冯友兰也师从杜威，杜威是20世纪实用哲学思想家，陶行知、冯友兰等学者都深受其影响。胡适的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一个时代的作品，但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公认远胜于胡适《哲学史大纲》。
梁启超评价胡适《哲学史大纲》为“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胡适的此书，也因为发表时间早，虽然学术价值不高，但因为辈分，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不得不提。
胡适在美国期间，社会活动活跃，回国期间仍然社会活动活跃。让人感觉与其他学者不同，且感觉他有重大的社会使命。着学术方面，他的作品感觉有拼凑和一挥而就的感觉，也感到他很匆忙。
胡适美其名曰师从杜威，实际只在哥大待了一年多，并且毕业论文是《中国哲学主义》，杜威哪里懂什么中国哲学？胡适又如何向杜威学习一年多，学习到了中国哲学？他在杜威这里并未得到学历，回国以后便声称自己是博士，是学者，一时间欺世盗名，被学界所接受，到后来成为蒋介石鹰犬后，得以回美国要回学历。
郭沫若则不是如此，他留学日本数年，旁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很久，发表女神诗集以后，与同样在日的郁达夫等人组成了创造社，并发刊参与新文化运动。在放弃高官厚禄，选择与蒋介石决裂，参与南昌起义被通缉逃亡日本后，郭沫若开始研究甲骨文，1930年在日本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被认为是中国唯物史观学派的开始。
随后郭沫若又发表了一系列古文字研究著作，轰动了中日学界。郭沫若在史学界、甲骨文界、文学界的地位，都是真正的学者级别。
2019年11月9日星期六 高艺斌（这是我的：关于曹雪芹与清朝社会课题研究，其中的第九十六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