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辩论,发端于《文艺报》组织的“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其揭幕文章就是该刊1956年6月登载的朱先生自我批判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在该文里,朱先生对新中国成立前的丰硕学术成果几乎全盘否定,自认“我的文艺思想是从根本上错起的,因为它完全建筑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他还检讨自己鼓吹“超社会、超政治、超道德”的文艺观,与“进步的革命的文学”相对抗,是射向革命文艺的一支支“冷箭”。
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夹缝中展开的美学大辩论,朱光潜当然只能以当时社会所要求和规定的“话语”,对自己不惜责骂乃至丑化。可是,尽管他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批判十分严酷,以至认为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观是“反社会”、“反人民”的,但涉及到核心学术观点却坚守立场,并不轻易后退和让步。他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里明确说:
关于美的问题,我看到从前人的在心在物的两派答案,以及克罗齐把美和直觉、表现、艺术都等同起来,在逻辑上都各有些困难,于是又玩弄调和折中的老把戏,给了这样的答案:“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如果话到此为止,我至今对美还是这样想,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夹缝中展开的美学大辩论,朱光潜当然只能以当时社会所要求和规定的“话语”,对自己不惜责骂乃至丑化。可是,尽管他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批判十分严酷,以至认为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观是“反社会”、“反人民”的,但涉及到核心学术观点却坚守立场,并不轻易后退和让步。他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里明确说:
关于美的问题,我看到从前人的在心在物的两派答案,以及克罗齐把美和直觉、表现、艺术都等同起来,在逻辑上都各有些困难,于是又玩弄调和折中的老把戏,给了这样的答案:“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如果话到此为止,我至今对美还是这样想,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