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孝武以前袭录史记
史记为我国通史之祖，历述我中华民族上古全民生活之史迹。其书上始轩辕，下讫太初，约合两千六百年，（注一）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注二）今细核其内容，五帝、三代部分最为疏略，入春秋而差丰，及战国而较详，至秦、汉则燦然大备矣。（注三）尤以汉初高祖至孝武一段，其间不过百年，所占篇幅，超过全书之半。其所以如此之故，盖迁生秦火焚燹之余，金匮石室图集散乱，诸侯史籍放绝。（注四）虽汉兴以后，遗文间出，迁亦尝亲问故当朝，遍访天下古迹，然年代悠邈，所得考见之古史资料究属有限，其间又多疑信参半，可资利用者少，以故于古史之撰述，但求折中六艺，整齐纪年而已，（注五）此其一；洪荒之世，国小人寡，政事清简，且远近阻隔，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及春秋后，则史迹愈演愈为纷杂。秦、汉之统一天下，四方宾服，夷夏必闻，会计之吏，岁奏于庭阙，輶轩之使，月驰于郡国，其史迹之繁富，较往昔不知倍增凡岁也，此其二；迁继父谈为太史令，以执掌所關，除饱读中秘史料，网罗当世档案外，间又随侍皇帝左右，耳闻目接之当朝第一手活史料最丰最详，而迁又能不辱先父遗命，隐忍苟活，专心著述，以成其一家之言，此其三。有此三故，是以迁之史记自不得不详近略远矣。
史记既出，以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刘向、歆父子及褚少孙、冯商、扬雄、冯衍、韦融等，因颇或缀辑时事，相次撰续，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之。（注六）其后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又因父彪所续前史未详，遂又潜精研讨，缀辑所闻，断自高祖，尽于王莽，勒成汉书百篇。固家世儒宗，以博冠载籍之学，兼具冠冕群伦之才，又有父彪缀之于前，妹昭续之于后，陈宗、尹敏、孟异之徒，交相左右，且固受召为郎，典秘书，优游兰台，得以尽发石渠天禄之藏，（注七）论其著述机运，实较迁優厚甚多。其书既成，遂倾动一世，得以媲美史记，擅名千载。夫创始者难为功，继成者易为力，固既善继迁矣，其书易史记之通史体例为断代，复变其散行朴质之风格为弘丽精整，（注八）已与史记各自为家，然其述汉初至孝武帝太初年间事，竟全仍史记，绝少更易。昔贤于此，颇有讥评，如唐刘知几史通杂说篇云：“班氏一准太史，曾无驰张，静言思之，深所未了。”又宋郑樵通志总序：“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皆深责固不当尽窃迁书也。余深惟其故，以为刘、郑说实非公允之论，盖汉书之不得不袭录史记者，有三因焉：一、史记言汉初事既已详矣，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且迁之史识绝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叙人记事，长短互见，瑜瑕均表，“不虚美，不隐恶”，（注九）文直事核，堪称“实录”。且当世史料实尽已网罗折衷于史记中矣，容有阙漏或疑不能明者，即班固亦难有所增损更易也。二、史记之文，贯穿驰骋，“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注一〇）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矣。固亦难登其堂而洞其穷也，豈易为之删弃重作呼？三、史者本以删述为能事，古人不以文辞为自私，史文又不可凭虚而臆造。即以武帝后事而论，汉书亦皆因彪、刘向、歆父子及冯商、扬雄之旧文删润而成，其纯出固所自作者几希。（注一一）汉书叙传曰；“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盖固已明言其书非“作”乃“述”也。故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篇曰：“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盗袭而无耻，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又：“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科决之同题而异文哉？”又答甄秀才论修志书：“班袭迁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别异，以史、汉同一纪载，而迁史久已通行，故无嫌也。”案章氏此论甚恰，史家著述，不以抄袭为嫌也。基上三因，则汉书孝武以前之袭录史记，固其理所当然，非吾人所可轻议也。
汉书孝武以前所袭录史记文章究有若干？欲探究此一问题，需先明了史记之亡缺情形。案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于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又：“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迁述其书篇数字数之详如此。是其书当于生前皆已写定，本末完真，无缺无漏矣。（注一二）而汉书司马迁传云：“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有录无书。”（艺文志春秋家同)又后汉书班彪传引彪论前史得失亦云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是迁书自外孙杨恽宣布后，（注一三）至彪、固时，已亡缺十篇矣。至于亡篇之目，则至魏张晏注汉书时始胪举之。汉书司马迁传注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词鄙陋，非迁本意也。”（注一四）张晏去汉不远，其言必有所据。然今本史记十篇皆在，无一缺者，转视班、张时为備矣，后人因或有疑其佚而复出者。
史记为我国通史之祖，历述我中华民族上古全民生活之史迹。其书上始轩辕，下讫太初，约合两千六百年，（注一）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注二）今细核其内容，五帝、三代部分最为疏略，入春秋而差丰，及战国而较详，至秦、汉则燦然大备矣。（注三）尤以汉初高祖至孝武一段，其间不过百年，所占篇幅，超过全书之半。其所以如此之故，盖迁生秦火焚燹之余，金匮石室图集散乱，诸侯史籍放绝。（注四）虽汉兴以后，遗文间出，迁亦尝亲问故当朝，遍访天下古迹，然年代悠邈，所得考见之古史资料究属有限，其间又多疑信参半，可资利用者少，以故于古史之撰述，但求折中六艺，整齐纪年而已，（注五）此其一；洪荒之世，国小人寡，政事清简，且远近阻隔，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及春秋后，则史迹愈演愈为纷杂。秦、汉之统一天下，四方宾服，夷夏必闻，会计之吏，岁奏于庭阙，輶轩之使，月驰于郡国，其史迹之繁富，较往昔不知倍增凡岁也，此其二；迁继父谈为太史令，以执掌所關，除饱读中秘史料，网罗当世档案外，间又随侍皇帝左右，耳闻目接之当朝第一手活史料最丰最详，而迁又能不辱先父遗命，隐忍苟活，专心著述，以成其一家之言，此其三。有此三故，是以迁之史记自不得不详近略远矣。
史记既出，以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刘向、歆父子及褚少孙、冯商、扬雄、冯衍、韦融等，因颇或缀辑时事，相次撰续，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之。（注六）其后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又因父彪所续前史未详，遂又潜精研讨，缀辑所闻，断自高祖，尽于王莽，勒成汉书百篇。固家世儒宗，以博冠载籍之学，兼具冠冕群伦之才，又有父彪缀之于前，妹昭续之于后，陈宗、尹敏、孟异之徒，交相左右，且固受召为郎，典秘书，优游兰台，得以尽发石渠天禄之藏，（注七）论其著述机运，实较迁優厚甚多。其书既成，遂倾动一世，得以媲美史记，擅名千载。夫创始者难为功，继成者易为力，固既善继迁矣，其书易史记之通史体例为断代，复变其散行朴质之风格为弘丽精整，（注八）已与史记各自为家，然其述汉初至孝武帝太初年间事，竟全仍史记，绝少更易。昔贤于此，颇有讥评，如唐刘知几史通杂说篇云：“班氏一准太史，曾无驰张，静言思之，深所未了。”又宋郑樵通志总序：“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皆深责固不当尽窃迁书也。余深惟其故，以为刘、郑说实非公允之论，盖汉书之不得不袭录史记者，有三因焉：一、史记言汉初事既已详矣，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且迁之史识绝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叙人记事，长短互见，瑜瑕均表，“不虚美，不隐恶”，（注九）文直事核，堪称“实录”。且当世史料实尽已网罗折衷于史记中矣，容有阙漏或疑不能明者，即班固亦难有所增损更易也。二、史记之文，贯穿驰骋，“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注一〇）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矣。固亦难登其堂而洞其穷也，豈易为之删弃重作呼？三、史者本以删述为能事，古人不以文辞为自私，史文又不可凭虚而臆造。即以武帝后事而论，汉书亦皆因彪、刘向、歆父子及冯商、扬雄之旧文删润而成，其纯出固所自作者几希。（注一一）汉书叙传曰；“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盖固已明言其书非“作”乃“述”也。故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篇曰：“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盗袭而无耻，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又：“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科决之同题而异文哉？”又答甄秀才论修志书：“班袭迁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别异，以史、汉同一纪载，而迁史久已通行，故无嫌也。”案章氏此论甚恰，史家著述，不以抄袭为嫌也。基上三因，则汉书孝武以前之袭录史记，固其理所当然，非吾人所可轻议也。
汉书孝武以前所袭录史记文章究有若干？欲探究此一问题，需先明了史记之亡缺情形。案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于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又：“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迁述其书篇数字数之详如此。是其书当于生前皆已写定，本末完真，无缺无漏矣。（注一二）而汉书司马迁传云：“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有录无书。”（艺文志春秋家同)又后汉书班彪传引彪论前史得失亦云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是迁书自外孙杨恽宣布后，（注一三）至彪、固时，已亡缺十篇矣。至于亡篇之目，则至魏张晏注汉书时始胪举之。汉书司马迁传注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词鄙陋，非迁本意也。”（注一四）张晏去汉不远，其言必有所据。然今本史记十篇皆在，无一缺者，转视班、张时为備矣，后人因或有疑其佚而复出者。
不是他喜欢抄史记，是不得不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