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平台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包容审慎监管”“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成为平台经济发展的新关键词。
9月8日，新京报举办以“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围绕“平台经济时代，如何界定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和权利边界”“新形势下，如何明确互联网平台生态圈的责任途径和责任距离”“政策和法律如何更好地明确互联网平台责任边界”等议题展开研讨。
研讨会邀请了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金瑞、法制网总裁万学忠、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权、《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参与讨论。
网约车平台安全风险不该过度扩大化
此前，顺风车偶发的恶性事件经过传播发酵，引起了舆论的热议。人们对于顺风车、网约车的安全问题更加关注，有一些极端意见认为网约车威胁公众安全，要求对其进行严格监管。
这种网约车平台安全风险被过度扩大化的问题也引发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平台的安全责任成为了专家们讨论的焦点。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认为，安全永远是个相对的概念。以平台现有的技术条件能够以合理的成本把一个相关的安全环境，建设或者保障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正常水准，其实就是尽到了安全保障的责任。以安全为名来对网约车相关的一些极端罕见的个案进行炒作，并不是实事求是讨论问题的态度。
“我们不能只抓个案的眼球效应，而是要看到作为一种新的业态，究竟在统计规律上或者发生概率上呈现什么样的明显特点，相关的问题是不是典型问题，高频发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拿数据说话。最高法的数据表明，出租车的案发率是网约车的13倍。我个人认为现在网约车的安全问题被过度夸大了，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舆论，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舆论围剿的态势，这个也是需要改变的。”
平台安全责任界定，需要明晰规则
至于为什么要让平台去履行责任，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提供了答案：希望它与政府监管形成一种协同力量，共同强调安全责任，把风险降到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在履行这个职责过程中，还有一点是政府需要考虑的，让平台履行这个职责，就需要政府来做支撑。这一定是相互的”。同时，于凤霞强调，“履责的成本如果很高，平台能力再强，也不适合由平台承担。”
具体到平台安全责任界定的落实举措，《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则建议，应当出台一些非常明晰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又不能是成本过度的规则。
“在立法上，第一要明晰，第二要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最小化。在具体的案例上去认定责任，应该要采用一些法律上所讲的规则，如果需要特别巨大的一个规则、特别巨大的投入，才能去预防一个非常小的风险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
《指导意见》出台，平台经济将进入加速发展期
与会专家皆认为，《指导意见》的发布，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文件指导平台经济发展，这项政策将对平台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认为，《指导意见》的发布体现了平台经济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
一是文件出台之后，未来平台经济将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指导意见》在政策引导层面上给了大家高度的预期，明确了政策取向。
二是文件强调了我国培育平台经济发展的四个重点任务和重点领域。
三是本次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数据共享和信用体系建设。强调平台经济的发展尤其要加强数据共享的保障，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平台责任与权利应统一，多元主体共治
法律上权利和义务责任是统一的，在互联网语境下，也不能只讲责任，不讲权利。因此，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金瑞呼吁，既要讲责任又要讲权利，平台是有一定权利的，这种权利要有法律认可。
此外，刘金瑞强调平台治理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多元主体共治的问题。平台有大量信息需要核实，比如外卖平台核实商家食品安全许可证，网约车平台核实司机是否有犯罪记录，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的数据，就需要大家一起讨论解决。“多元共治的话，民众、公众、社会组织、消协都有一定发挥作用的空间，我们所有人共同生活的网络空间秩序，理当我们所有人共同维护。”
政府监管责任不能过度转移给平台
《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强化政府部门监督执法职责，不得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监管责任转嫁给平台”。在清晰界定平台责任的问题上，专家们也一致认为不能无限放大平台责任，过度转移政府方面的监管责任。
法制网总裁万学忠也提到目前学界有观点认为行政机关将其监管职责交由网络平台企业来行使，会造成对行政法义务的规避，会出现从公法规制向私法的逃逸。所以他并不同意行政监管职责过度地或无条件地向平台转移。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权也强调：“平台责任和政府责任也应当划定界限，遵守辅助性原则，政府不能够过度侵犯平台的自治权，也不能够使平台承担过度的责任，否则可能阻碍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该政府管的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政府不要管。”
9月8日，新京报举办以“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围绕“平台经济时代，如何界定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和权利边界”“新形势下，如何明确互联网平台生态圈的责任途径和责任距离”“政策和法律如何更好地明确互联网平台责任边界”等议题展开研讨。
研讨会邀请了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金瑞、法制网总裁万学忠、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权、《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参与讨论。
网约车平台安全风险不该过度扩大化
此前，顺风车偶发的恶性事件经过传播发酵，引起了舆论的热议。人们对于顺风车、网约车的安全问题更加关注，有一些极端意见认为网约车威胁公众安全，要求对其进行严格监管。
这种网约车平台安全风险被过度扩大化的问题也引发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平台的安全责任成为了专家们讨论的焦点。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认为，安全永远是个相对的概念。以平台现有的技术条件能够以合理的成本把一个相关的安全环境，建设或者保障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正常水准，其实就是尽到了安全保障的责任。以安全为名来对网约车相关的一些极端罕见的个案进行炒作，并不是实事求是讨论问题的态度。
“我们不能只抓个案的眼球效应，而是要看到作为一种新的业态，究竟在统计规律上或者发生概率上呈现什么样的明显特点，相关的问题是不是典型问题，高频发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拿数据说话。最高法的数据表明，出租车的案发率是网约车的13倍。我个人认为现在网约车的安全问题被过度夸大了，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舆论，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舆论围剿的态势，这个也是需要改变的。”
平台安全责任界定，需要明晰规则
至于为什么要让平台去履行责任，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提供了答案：希望它与政府监管形成一种协同力量，共同强调安全责任，把风险降到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在履行这个职责过程中，还有一点是政府需要考虑的，让平台履行这个职责，就需要政府来做支撑。这一定是相互的”。同时，于凤霞强调，“履责的成本如果很高，平台能力再强，也不适合由平台承担。”
具体到平台安全责任界定的落实举措，《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则建议，应当出台一些非常明晰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又不能是成本过度的规则。
“在立法上，第一要明晰，第二要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最小化。在具体的案例上去认定责任，应该要采用一些法律上所讲的规则，如果需要特别巨大的一个规则、特别巨大的投入，才能去预防一个非常小的风险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
《指导意见》出台，平台经济将进入加速发展期
与会专家皆认为，《指导意见》的发布，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文件指导平台经济发展，这项政策将对平台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认为，《指导意见》的发布体现了平台经济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
一是文件出台之后，未来平台经济将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指导意见》在政策引导层面上给了大家高度的预期，明确了政策取向。
二是文件强调了我国培育平台经济发展的四个重点任务和重点领域。
三是本次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数据共享和信用体系建设。强调平台经济的发展尤其要加强数据共享的保障，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平台责任与权利应统一，多元主体共治
法律上权利和义务责任是统一的，在互联网语境下，也不能只讲责任，不讲权利。因此，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金瑞呼吁，既要讲责任又要讲权利，平台是有一定权利的，这种权利要有法律认可。
此外，刘金瑞强调平台治理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多元主体共治的问题。平台有大量信息需要核实，比如外卖平台核实商家食品安全许可证，网约车平台核实司机是否有犯罪记录，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的数据，就需要大家一起讨论解决。“多元共治的话，民众、公众、社会组织、消协都有一定发挥作用的空间，我们所有人共同生活的网络空间秩序，理当我们所有人共同维护。”
政府监管责任不能过度转移给平台
《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强化政府部门监督执法职责，不得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监管责任转嫁给平台”。在清晰界定平台责任的问题上，专家们也一致认为不能无限放大平台责任，过度转移政府方面的监管责任。
法制网总裁万学忠也提到目前学界有观点认为行政机关将其监管职责交由网络平台企业来行使，会造成对行政法义务的规避，会出现从公法规制向私法的逃逸。所以他并不同意行政监管职责过度地或无条件地向平台转移。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权也强调：“平台责任和政府责任也应当划定界限，遵守辅助性原则，政府不能够过度侵犯平台的自治权，也不能够使平台承担过度的责任，否则可能阻碍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该政府管的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政府不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