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这就说明“蜀”是人皇建立的王朝。又载“人皇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也就是说“九州”是“蜀王朝”的九个行政区，兄弟九人分别管理，这也是绵阳九皇山的传说。又载“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就是说“中州”是首都，管理其它八个州。首都就是“蜀都”。在扬雄的《蜀都赋》中“蜀都之地古曰梁州”，这就肯定了首都是以整个“州”为范围的，蜀都就是“中州”，是自古以来唯一一个以“州”为首都的。古蜀九州就是中华古九州。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四川这个“蜀”，仅仅是蜀王朝的“首都”。大邑这个地名在《旧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载：“其邑广大，遂以为名。”这个“邑”指的就是“蜀都”。《山海经》中的“都广之野”的“都”也是指“蜀都”。西晋左思《蜀都赋》中“五千余里”。西汉扬雄《蜀都赋》“蜀都之地，古曰梁州”。《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一句话：“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司马迁应该混淆了“邛都”和“蜀都”。这些文献都相互佐证了蜀都。
李白《蜀道难》中蚕丛四万八千岁，《三皇本纪》中人皇合四万五千六百年，《蜀王本纪》中积三万四千岁。笔者认为这里的计时单位应该是“月”，换算以后加上作者年代，距今五六千年。与《华阳国志》中记载的三四千岁相接近，也与四川盆地边缘山区考古遗址中的年代吻合。按文献记载的梁州范围，大致应在陕西华山与云南丽江之间、青海昆仑山脉以南至湖南洞庭湖之间。这个范围内有很多超过6000年的文化遗址，比如马家窑遗址、城头山遗址。复旦大学的分子人类学也证明距今6000年左右人口有快速增长。汉藏语系假说（无论西南说还是北方说）也是证明在6000年左右汉语开始扩散。这都说明在距今6000年左右存在一个大统一的时代。
从全国史前遗址文化分期来看，在距今4300年确实发生了大事。很多遗址在这时消亡，同时又有很多新文化遗址出现，一条整齐的分界线，都是在距今4300年左右。按文献记载，共工怒触不周山事件可以理解为一次五千年一遇的超级大地震，之后泥石流堰塞湖引发大洪水。洪水水源应在今青海昆仑山山脉以南，在明朝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上标注为“加湖”。也就是说黄河长江和黑水水系均发生大洪水，历时两三百年。《帝王世纪》：“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可能就是因为躲避地震洪水迁都。所以在成都平原距今4300~4100年间没有都城，只有一些小城。这段时期的都城应该在黄河边，《山海经》中记载为“帝之密都”。
中华古九州就是古蜀人皇九州，这就解释了大禹治水九州是职责所在，帝禹重分天下九州是权利所在。大禹只是古蜀帝王系列中的一员，从《山海经》看，有很多帝王。中原从黄帝算起，至夏启称帝之间只经历了五个帝，所以“五帝”只是从中原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只有中原经历了夏商，中原之外仍然是古蜀，玉璋出土地点分布图可以证明这一点，殷墟甲骨上也有很多与“蜀”的交战记录。大禹之后由伯益继承帝位，一直延续到距今3200年前三星堆王朝的解体。金沙只是三星堆的一个分支，其它的分支还有宝鸡、越南等。从三星堆的文物看，几乎包括了当时九州范围内的所有文化类型。也就说三星堆的主人才是古九州的真正主人。按照城墙年代大致推测一下，石家河遗址距今4600年--炎帝神农氏，宝墩遗址距今4500年--炎帝共工氏和黄帝轩辕氏（穷桑），三星堆遗址距今4100年--大禹伯益都城（西羌阳城）。
三星堆在《山海经》中记载为“帝之下都”，“下”是成都平原古地名。在《蜀王本纪》中就提到“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也就是以前我们把这个“下”当做方位词理解，现在看来“下”是一个地理名词。也就是说大禹应该是“下禹”，传到中原以后，可能觉得“下”有贬义的意思，或者其它原因，把“下”字改为“夏”字。
这样看来，古文献中记载大禹之前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古蜀历史。大禹死后，帝位传给伯益，所以四川才称为“益州”。而夏后启不服伯益，在中原自立为帝。所以中原从黄帝算起只经历了五个“帝”，才有五帝传说，而《山海经》中却记载了很多帝。也就是说只有中原经历了夏商，而三星堆一直延续到距今3200年。距今3200年后，三星堆解体分裂成若干小国。其中一支迁往金沙遗址，一支迁往西岐，后来统一中原建立周朝。还有一支去了越南，建立了雄王时代。也就是说从夏启在中原建立“家天下”以后，古蜀九州王朝逐步开始分裂。导致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文明多元，满天星斗”的错误观点。
从以上内容看，古蜀王朝才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由于历史太过久远和中原对历史的浮夸，古蜀王朝被人遗忘。随着这些年的考古发掘不断增多，目前最急迫的问题是缺少关于古蜀王朝研究的学术文章。而“蜀都”这个词就是解开中国史前历史的钥匙，古蜀王朝应在距今6000年左右，之后的历史都是围绕古蜀九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