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就在昨天,美国还出了警察开车撞向民众的事情,有多少人会上纲上线,觉得美国体制要完蛋,要改革体制,实行什么双普选之类的?很少,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很多人都会去往体制上分析原因,讨论为什么体制内缺乏监督,导致了警察代表的公权力会肆无忌惮,会形成对根本体制的质疑。但如果发生在美国,这也就是一起个案而已。
这也就是微博上很多时候调侃的“国际互换,评论过万”现象的原因。领先的经济体有先天光环护体,负面事件比较不容易上升到体制层面的质疑。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思辨能力有限,不太可能真正分析很深,正确判断是否是体制问题,他们更简单的做法是:咦,你看世界第一和我们的政治体制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负面事件,很有可能是我们的体制不对所致啊!
但如果我已经是第一了,已经领先了呢?这个时候前面就没有借鉴对象了。公知要提出改变体制,就要真正去自己设计开发新的解决方案,这就很考验真本事了,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偷懒,伸手一指大洋对岸:学他就行了。
因此,这个时候,第三类信息已经没有管制的必要了,它一部分会沦为“茶叶蛋”类的笑话,一部分会随着受众心态改变而不再被制造出来,一部分会变成被人熟视无睹波澜不惊的常事,当然也会有一少部分会引发社会波澜,但也只不过是一个个例而已,对体制已经不再构成有效威胁了。
这时,放开这部分信息的屏蔽可以获得姿态和面子。此时收益和成本的天平发生了新的倾斜,新的决定自然也会相应做出。
至于第四类境外信息,随着中国崛起,一部分会与第三类相同:既然中国届时已经是世界老大了,重新定义了普世价值。而且是在自1949年以来的短短一个世纪内完成的从历史深坑之底到巅峰的巨大飞跃,那这一个世纪以来的高层在民间的基础评价就必然不会太差,必然是以正面形象为主,甚至其中还会不乏被民众认为是英雄形象。这也会形成一个受众的“潜在认知期望”,你谣言编的距离这个期望过远,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
其实最近二十年的网络舆论变化也已经能看出这个趋势了。新中国的历代领导,总体上的评价都是随着中国崛起而水涨船高。过去一些不被理解的决策,随着新事实的出现而被民众认可的例子,也逐渐变得多了起来。
因此,第四类信息对体制的现实威胁性,程度上会逐渐下降。
当然,可能还有极少极少一少部分第四类信息,爆出了某些事情,即使在未来也是丑闻。但这一部分信息非常少,只需要对其进行精确控制就够了,不需要专门弄个墙了。
比如美国高层精英,真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