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历：
1931—1932年，在营口德育堂随王志远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系统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以及《药性赋》、《方歌括》等基础知识。
1933—1936年，在大连市志远药房跟随老师学习临床知识及临床技能。
六年的学习结束后，他又在大连寿民药房跟随谢泗泉学习中医临床一年。谢先生曾告诉他：“学中医临床，莫过于外感与内伤两大类。学外感病必须读张仲景的 《伤寒论》，而学内伤杂病则应该读《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因而，这一年他主要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与《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二书上下了功夫。这对于他此后的治学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938年，刘渡舟在大连志远药房坐堂行医。为了让他铭记行医的职业道德，努力救治患者，使患者从疾病的苦海中得以解脱，他的父亲正式给他取字为渡舟。
1945年5月，刘渡舟随家迁居北京。
1946年冬在北京参加并通过了“中医师特种考试”。
1947年5月至1950年底，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挂牌行医。期间，曾受华北国医学院之聘担任教授，讲授中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了卫生部组织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西医基础知识，学期一年，于1951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天坛华北人民医院中医内科工作。此后又先后任北京永定门联合诊所中医科主任，北京南苑区大红门联合诊所主任。

1956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振兴中医事业，决定在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四市建立中医学院。这是医疗卫生系统的一件大事，各级部门对筹建北京中医学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千方百计为中医学院的教师队伍寻找人才。经人推荐，刘渡舟来到北京中医学院参加中医教学工作。先后任伤寒教研组副主任、主任，兼任金匮教研组主任。
1978年任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并开始培养中医硕士研究生。
1985年又成为全国第一批招收中医博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他还任北京中医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教材编写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中医学院学报》总编等职。在教学中，他辛勤工作，获得群众的拥戴。

1983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85年又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1986年，响应祝谌予教授号召，协助薛钜夫院长，参与筹建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门诊部——顺义国医院（现名北京杏园金方国医医院）。

从1978年至今，他历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2001年，任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医学）成员，1987年以来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刘渡舟于1956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84年以来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渡舟与《伤寒论》：

刘渡舟注重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特别是对《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研究。刘渡舟认为，研习《伤寒论》，一定要结合《内经》、《神农本草经》和《金匮要略》诸书，这不但有利于全面地正确理解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且，在学习后世医家论着时，也就有源可寻，有本可依。他潜心研究数十年，撷古采今，旁涉诸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著有《伤寒论通俗讲话》、《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诠解》、《伤寒契要》、《新编伤寒论类方》等书，有理论、有临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尤其是《伤寒论通俗讲话》与《伤寒论十四讲》二书，在国内多次重印，并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同时，他还任主编，组织编写了自研究《伤寒论》以来的第一部专门工具书——《伤寒论辞典》。

《伤寒论》的核心是六经辨证。但长期以来，对于“六经”实质的理解，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针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特别是针对有人提出的“六经非经络”的观点，刘渡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了六经的实质是经络。他认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思想是在《内经·热论》六经分证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六经辨证是以三阴三阳的六经经络及其相互络属的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物质基础的。离开六经经络及其相互络属的脏腑组织，则六经辨证就成了空中楼阁。六经辨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辨阴与阳，以三阴三阳的阴阳两纲统摄六经，然后进一步探求病位之表里，病情之寒热，病势之虚实。但是，如果辨证只辨到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它还没有具体地与人体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联系起来，仍然不能明确而深刻地阐明各种复杂的病理变化，以指导临床治疗。所以，六经辨证必须要以经络为基础，通过经络而落实到具体的脏腑组织，使辨证言而有物，从而达到辨证以论治的目的。他认为能否正确地理解六经实质，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运用六经辨证理论以指导临床治疗，这是学习、研究《伤寒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刘渡舟还十分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伤寒论》六经病证，各有提纲证一条。提纲证是指能够反映出每一经络及其相关脏腑之生理、病理基本特点的证候群，对于某一经的辨证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例如太阳病提纲证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脉浮”，是邪气客于肌表，人体正气抗邪于外的反映；“头项强痛”，是太阳经脉受邪，而经脉气血不利的反映；因为太阳经脉络脑下项，头项是太阳经脉所主之专位，故头项强痛是太阳经受邪独有的证候；“恶寒”与“脉浮”并见，是卫阳被伤，不能温煦肌表的反映。此一脉二证反映了太阳经病变的基本脉证特点，揭示了太阳主病在表的病变规律，因而，临床辨证只要掌握了提纲证，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心中了然。

此外，刘渡舟还认为六经辨证方法，原为邪气伤人而立论，并非只针对伤寒之一病。应该看到，辨证之法是从六经之体而求证，由于六经之体各异，与六经相互络属的各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各不相同，所以每一经的证候特点也就随之不同。六经病提纲证反映了六经各自证候的共同特点，因此，掌握了六经病提纲证，不仅能够掌握其在伤寒病中的辨证规律，而且还可以将其扩大至杂病的辨证范围。正如清代医学家柯韵伯所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

对于《伤寒论》398条条文排列意义，刘渡舟认为《伤寒论》398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条文之间，或隐或现，或前或后，彼此间都有联系。作者在写法上，充分发挥了虚实反正，含蓄吐纳，对比互明，言简义永的文法与布局，从而把辨证论治方法表达无遗。研究《伤寒论》，首先要领会条文的组织排列意义，要在每一内容中，看出作者的布局和写作目的，能学到条文以外的东西，要与作者的思想共鸣，才能体验出书中的精神实质。例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篇》30条：从第1条到第11条的内容是全书的纲领，具有指导全书，统领辨证的意义；从第12条到第28条，以穿插交叙的方法阐述了桂枝汤方的临床适应证、禁忌证以及加减变化诸证，并引出麻黄桂枝合方的3个小汗法，作为其后论述麻黄汤证之先序；第29条与第30条，以误治救逆的形式具体地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作了示范。可见《伤寒论》之398条有经有纬，发生着纵横的联系，以尽其辨证论治之能事。

临床经验：

刘渡舟还有着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辨证时抓主证是他临床上的一大特色。他认为，主证是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直接反映了疾病的基本性质及规律，所以是最可靠的临床依据。抓住主证，不但是辨证的关键，而且也是取得疗效的关键，具有带动全局的作用。如有一次，为一崔姓产妇治疗，患者因产后腹泻，被误认为是脾虚，多次服用补益剂无效；又因其舌绛，苔薄黄，脉沉滑，下利而口渴，按厥阴热利证，投白头翁汤亦无效。后详审其证，知有小便不利、下肢浮肿，寐差，咳嗽等水气表现，因而抓住小便不利及“渴呕心烦咳不眠”之主证，参以舌绛脉沉，乃知此属少阴阴虚，水热互结之证，与猪苓汤5剂，小便得利而腹泻诸症皆除。

擅长用经方治疗疾病，是刘渡舟临床上的又一大特色。仲景之方谓之经方。他认为，仲景制方，不拘病名为何，但求脉证切当，病机合宜，有其证则用其方，故不论外感、内伤，随手拈来，因证而施治。他还认为，经方治病有两大优势，一是组方精简，配伍严密，药少量轻而功捷；二是方证结合紧密，观脉证而定病情，随证施治，不拘一格。他在临床上运用柴胡剂治疗肝胆疾病，泻心剂治疗脾胃疾病，苓桂剂治疗水气病变等，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还从临床实践出发，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师仲景之意而广仲景之法，创制了不少疗效很好的新方。如柴胡解毒汤、柴胡三石解毒汤、柴胡活络汤、柴胡鳖甲汤等治疗各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变的系列方剂，疗效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