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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内强调“三纲五常”,强烈反对西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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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兰台
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似乎是一个历史常识。
但这个常识的史实基础,其实并不那么牢固。
“脱亚入欧”这个主张,确曾出现在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上。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刊登了一篇名叫《脱亚论》的社论文章,里面有“脱亚入欧”主张。但社论并没有署名(该报社论由福泽与几个记者交替执笔,署名并无特定规则)。
1933年,《时事新报》编辑石河干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脱亚论》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这是“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的说法第一次正式出现。
尽管《脱亚论》在1933年被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但截止1945年日本战败,无论是《脱亚论》还是“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学界以及日本社会,几乎没有影响。除少数购买了《续福泽全集》的福泽谕吉死忠粉外,日本社会鲜少有人了解《脱亚论》及其内容。
1951年,日本左翼学者远山茂树在其著作《日清战争与福泽谕吉》里,提出“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亚洲进行侵略的指导性理论”,才让“脱亚入欧”这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日本的公众视野之中。
此后,日本学界和知识界开始频繁使用“脱亚入欧”的概念和“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的论断——不管是左翼批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还是右翼赞扬二战后日本经济上搭上了美国顺风车。
在出现77年后,“脱亚入欧”终于成为一个日本家喻户晓的名词,且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还漂洋过海传入了china,成为我们的一种“历史常识”。
事实上,日本史学界对于《脱亚论》究竟是否福泽谕吉所写,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认为,《脱亚论》里的用词、用典习惯与福泽谕吉以往的作品差别很大,《脱亚论》里不少词汇,也从未在福泽谕吉其他作品里出现过;福泽谕吉的其他作品里,也没有出现过“脱亚论”、“脱亚入欧”字样。当然,也有学者坚持认为《脱亚论》确是福泽谕吉作品,且解释称,这是福泽的“朝鲜改造论”因清帝国的干预(袁世凯平定甲申之乱)失败后,在一种“恐z”的挫折情绪中所写。
也许会有意见认为,福泽谕吉是不是《脱亚论》的作者,并不妨碍“脱亚入欧”这一理念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朝野上下的共识。
这种看法也与史实存在偏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直到二战爆发,这段时间里,无论内政外交,“脱亚入欧”都不是主流,甚至也说不上是支流。明治维新后的内政指导思想,与其说是武士道精神,不如说是“三纲五常”;而在外交形象的塑造上,日本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亚洲的领导者和解放者,包装成有色人种“救星”。


IP属地:北京1楼2019-07-31 11:52回复
    先来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内政。
    确实,明治维新后日本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比如,明治天皇带头吃西餐,穿西式礼服;外务卿井上馨找英国设计师花了相当于今天4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建立了西式奢华会所鹿鸣馆,引导上层精英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政治上参照普鲁士,建立了欧式政治体制;技术上对西方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自然就更多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已经“脱亚”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毕竟,同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在大量引进西方机器设备,也派遣了幼童留美,也建立了同文馆,但若就此说清廷“脱亚入欧”了,无疑是个笑话。
    GeorgeOrwell在小说《AnimalFarm》里提到,要给人灌输一种思想,就必须从幼年时期开始做长期灌输,人长大后,才会天然认同它、亲近它,根本不会觉得这种思想观念有什么不对。换言之,讨论日本明治维新后是否真的“脱亚入欧”,就内政角度而言,要看日本政府究竟给自己国民,灌输了怎样的思想观念。
    众所周知,日本维新派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推翻德川幕府的;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决不能忽略“尊王”主义的作用。
    对明治维新来说,“尊王”绝非一句空话。相反,为了证明推翻德川幕府、实行维新变法的正确,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从一开始就把“尊王”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可以说,如果没有“尊王”,明治维新也就无从谈起。
    而且,明治维新运动,说到底是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所作出的一种应激反应。维新各方,无论是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还是“帝师”元田永孚为首的“国粹派”,心态上都难免对西方存有“对抗”。
    维新打开国门后,启蒙主义进入,部分民众觉醒,民间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知识界开始根据西方思想,来批判日本的传统思维、传统风俗和落后文化,主张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甚至还出现了否定天皇的言论。这种趋势,不但让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维新派元老忧心忡忡,许多原本支持维新的学者,也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忧虑。比如,号称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的德富苏峰认为:
    “崇拜外国物质文明之类,我是非常讨厌的。”“我不认为外交的关键在于要穿外国人的衣服,吃外国人的饭,跳外国人的舞,想外国人之所想,身体、灵魂都外国化……”
    当时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陆羯南,也有类似的主张:
    “我等主张在引进西洋事物时,不能仅仅因为其是西洋事物就加以采用,而应该看其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与幸福。即使在西洋是美好的事物,如果搬移到日本后不适合,也应将其舍弃。”


    IP属地:北京2楼2019-07-31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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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6-23 0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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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西化焦虑”,直接催生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思想领域的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亦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物质上模仿和学习西方,但在思想领域,却开始鼓吹三纲五常。
      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由“帝师”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忠君爱国”被日本官方确认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成为教育的纲领。《敕语》中强调:
      “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这其实是把重点置于“孝悌忠信”,以爱天皇、做天皇的“忠良臣民”为爱国的真谛。
      此外,天皇制国家,也被尊奉为日本不可改变的政治模式,且将之吹捧为“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为日本所独有、独享的“国体”。
      在忠君爱国问题上,作为“开明派”的福泽谕吉,其实走得比身为国粹派的元田永孚还要远。元田永孚从三纲五常中寻求思想养分,福泽谕吉则嫌三纲五常太过温和。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一样维新成功,是因为中国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毒害”,君主下命令后,中国士大夫还要想一下,君王的命令是不是符合儒家理论,如果不符合,这些士大夫还要和君主辩论;这样大大的不妥。日本武士头脑简单,不爱读书,不懂学问,只知道尊奉武士道效忠天皇,只要是天皇的命令,他们都会无条件遵守,这是他们优于中国士大夫的地方。
      1901年,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受陆军教育总监部的委托,就武士道发表演讲,可以视为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思想领域全面“复古”的标志。
      井上哲次郎的这场演讲,相当于日本官方在思想领域的一次表态。他在演讲中提到:
      “日本的道德,随着明治维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儒教陈腐了,佛教不行了,武士道也没有人提了。西洋的道德虽然进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大家都很困惑。……今后为了确定日本的道德,必须使构成了日本从来的道德思想的根底的东西(武士道),永远发展下去……不能与日本武士道精神调和的(西洋)道德主义,在日本绝不能繁荣。”
      显而易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思想上并无“脱亚入欧”之意,其“复古”倾向如此明显,反倒与张之洞所推崇的“儒学为体,西学为用”颇为相近,而且,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部分维新思想家,甚至摒弃了儒家,有朝着法家秦制而行的倾向。


      IP属地:北京3楼2019-07-31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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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奇怪。现而今中国发展起来了,不也被那些欧美白人国家联合起来抵制吗?也只剩下俄罗斯这个异端了(但也只是在国家层面上合作,民间其实也不算是很友好)


        IP属地:广东5楼2019-08-03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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