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炳奎先生1914年1月3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望仙桥乡，出身农家；幼年染病垂危之际，幸遇走方郎中救治，从此立志学医，以冀解人之难，遂拜嘉定名医汪志仁为师；20岁起，挂牌应诊，诊务繁忙，医名颇佳。

他从少年时代就喜欢读报，了解国家大事，“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行为极为愤慨，对抗日英雄非常崇拜，心底扎下了爱国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作为一名成名的开业中医，当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上海、嘉定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毫不迟疑地抛开已有的地位、名望和丰厚的收入，毅然投笔从戎，组织并率领抗日地方武装，参加了中日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接受如火如荼的战斗洗礼。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当新中国初创时期，作为身居高位的职业革命者，毫不迟疑地抛开已有的地位、名望、待遇及从政的个人前途，毅然重返医门，组织、率领江苏省中医组建全国第一所中医院和中医师资进修学校，组织编写出第一部中医教科书；之后，在卫生部任中医司长期间，又为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推动中医工作，同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即使在离休后，仍继续为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及中医学术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本文仅就吕炳奎先生一生中的几个主要片断加以介绍。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接着进犯上海，11月11日上海失守，11月14日嘉定沦陷。嘉定境内先遭国民党败军的骚扰，遭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略，满目凄凉，民不聊生，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家住杨甸、在外冈镇开业应诊的中医吕炳奎，面对国仇家恨与父老乡亲的苦难，对日伪、匪顽切齿痛恨，为了爱国抗日、保卫家乡，以行医防身为由，先后购买了10多支枪，于1938年春节后，在抗战前夕杨甸乡壮丁训练小分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扬甸民众自卫队”。这个自发组织起来的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的领导人就是吕炳奎。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后，很快显示了威力。1938年清明节前，四五个土匪窜到杨甸敲诈农民，群众武装把他们打跑了。群众武装还深入到朱家桥镇，捉拿做尽坏事的汉奸徐朴民、刘世民并就地枪决。这一除暴安民的行动，在上海近郊影响很大，一时盛传“嘉定城外出了一支真正抗日锄奸的游击队”。

“杨甸民众自卫队”一身正气，是与吕炳奎的爱国心、正义感分不开的。吕炳奎身为有名望的乡村郎中，和四方村民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广泛的接触。处在抗战初期的乱世之秋，有些当初的朋友爬上国府要员的宝座，有些当日伪军军官，有些成为土匪头目。在和这些人周旋中，吕炳奎识破了他们，进而痛恨他们，反对他们。日、伪、寇把吕炳奎看成眼中钉，一面扫荡、袭击、暗算，一面拉拢、劝降，但都没有使吕炳奎胆怯、动摇。

吕炳奎的好友陆铁华，向他的老同学吴雪之反映了外冈方面的情况。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其时，中共江苏省委也正在关注着吕炳奎这支部队。1938年9月初，中共党员邱生凡受党的委托与吕炳奎会面。吕炳奎向邱生凡详细介绍了杨甸地区的群众武装隋况，向邱谈了嘉定地区日伪、匪顽方面的情况，认为只有扩大真正的抗日力量。外冈地区的抗日斗争才有希望，邱生凡向吕炳奎谈了抗战形势、任务与共产党的主张，同意吕炳奎扩大抗日武装的计划。邱生凡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了吕的部队情况，并动员上海难民收容所的青年前去参加部队。为了提高吕炳奎的阶级觉悟与思想认识，党组织安排吕炳奎去上海参观当时有“孤岛上的解放区”之称的、由我党主办的难民收容所。

1938年10月初，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注意隐蔽，稳步发展”的指示，虽是国民党的部队编号，实际上在吕炳奎、邱生凡领导下的这支队伍，已成为党领导的一支独立的抗日人民武装。1939年1月，这支部队烧毁日本军用飞机，伏击日军运输汽车，剪断军用电线，截击日军汽艇，同时，进行一连串铲除汉奸、土匪的活动，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徐小根，枪决了阴谋诱降的伪科长秦冕才。匪徒及伪职人员受到很大震动，当地民众受到很大鼓舞。

1939年4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对江南新四军一面“划地为牢”，一面强令担任阵地防御，妄图“借刀杀人”。陈毅军长部署新四军六团东进作战，六团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捣乱破坏，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简称“江抗”)，独立自主地扩大抗日力量相继创建根据地，成立了以叶飞为书记的东路工作委员会。1939年7月7日吕、邱率部与“江抗”汇合，歼灭暗中投降日军的许雷生部队。7月20日吕炳奎在青浦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1日配合叶飞全歼灭邓敬烈匪部一千余人。7月24日经过整编，外冈游击队加入主力部队，编为“江抗”三路三支队，吕炳奎任支队长，邱生凡任支队政治处主任。从此，吕炳奎作为新四军的一员，指挥部队参加过多次抗日战斗。

从1939年8月至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期间，吕炳奎先后担任过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第三支队队长、中共嘉定县委委员、江抗东路第二纵队第三支队副队长、第二纵队组织股长、中共青昆中心县委委员兼军事部副部长、凇沪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路南地委委员兼军事部长、浙东军政分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四支队政治委员、中共浙东三东地委书记、中共三东地区特派员、浙东海防大队政委、中共三北地委委员、浙东江防处主任、浙东三北工商管理局局长兼三北税务局局长、浙东财委委员及浙东银行襄理、中共浙东工商管理局监委兼浙东盐务管理局局长、海防大队政委等职。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在解放战争期间，吕炳奎先后担任过中共海上抢运委员会书记、苏北海防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鸿济公司总经理、中共华中海上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华中海防纵队政委、中共江南工委副书记兼海防纵队政委、中共松江地委常委兼副专员等职。

一位热血郎中，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在家乡父老苦难之时，在上海近郊、紧靠嘉定县城的外冈地区，组织与率领抗日武装，几经安危，历尽艰险，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强化治安计划，粉碎了松沪地区“曲线救国”的投敌阴谋。吕炳奎走过的革命道路，谱写的壮丽人生，是共产党教育和家乡人民哺育的结果，也是中医界崇尚医德、舍身取义的光辉典范。

1951年至1954年，吕炳奎担任中共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53年初，江苏省委书记邀请几十位专家到家里过除夕，席间，向专家们谈及中医问题。省委书记提出要创办一所中医院、一所中医学院，并说吕炳奎副部长抗战前是一位中医，在嘉定地区很有名，要他来负责组建中医院、中医学院，请他当院长，专家们一致赞成。吕炳奎当即表示愿重操医业，一辈子为中医事业奋斗。

1954年3月，吕炳奎以省委统战部与省卫生厅的名义召开了江苏省第一次中医代表座谈会。应邀参加会议的中医专家有邹云翔(肾病专家)、承淡安(针灸专家)、曹鸣皋(内科专家)、叶橘泉(中药学家)等70余名。开幕式在省政府礼堂举行，时值上海市长陈毅到南京视察，还在开幕式上讲了话。陈毅市长及省委省府负责人还参加了省交际处举行的宴会。会议举行得非常隆重，许多老中医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次会是全国的第一家，会后向中央作了报告，各省市也陆续举行了同样的会议。

会议之后，吕炳奎与卫生厅一起派人选择院址，确定省中医院按300张床位的规模筹办，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气魄的决定。当年秋，吕炳奎调到卫生厅任厅长兼党组书记，他坚持在医院动工基建的同时，先维修旧房，开设门诊，邹云翔、曹鸣皋、叶橘泉、周筱斋等十几位名老中医都参加了门诊部的工作。成立中医学院的事，因为没有校舍、师资、教材，一时无法解决，改为先利用原来卫生厅办的中医进修学校(是中医进修西医的)为基础，首先要各市县选派水平高的、30岁左右的青年中医参加中医师资进修班，采取老师教、学生互教、师生互教等形式培养中医师资。经过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和临床水平，以集体讨论形式编写了各科教材。经过两年多时间，共培养了200余名各科师资，编写出版了27种教材，培养了中医课堂教学的经验。如果有人问，新中国中医教育起步最早、功劳最大的是哪一家？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当首屈一指。后来成立的中医学院，基本上是借鉴这里的教材和教学经验，有些中医学院专科老师还是从这里调去补充的，尤其是支援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师竟达四十位之多，他们大都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医专家，如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颜正华、刘弼臣、印会河、王玉川、姜揖君、施汉章、金起凤、江振济、孔光一、陈佑邦等。吕炳奎在江苏省工作期间，为成立南京中医学院创造了办学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