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45 年的侵华战争，日军对中国图书事业造成巨大破坏，据1940年美国在华人士估计，中国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学者自发地或有组织地掠夺中国图书典籍，配合和支持对中国的侵略。
掠夺中国图书概略
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的文献和文物，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为了有效地掠夺中国图书，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活动在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籍；“新民会”是华北地区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的所谓“民间组织”，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193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成员为骨干，搜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的组织。
虽然日军不会主动留下掠夺的证据，但还是有许多证据确凿、有案可稽的掠夺案例：北平沦陷期间，1938年6月，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314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1941年9月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中田邦造到北平索书，新民会便以“寄赠”的形式交付给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归还单行本6071册、杂志以及报纸计14734册。
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炸毁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日军侵占南开大学后，还将部分南开图书直接掠至日本。战后在日本寻获南开图书190箱，于1947年4月3日从神户港运归中国。日本学者松本刚研究认为，“战后，尽管有统计表明京都大学归还给南开大学的图书有10566册，但是实际被掠夺走的情况依然不明。”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收藏国学典籍见长，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及其他珍贵版本，1937年日机空袭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于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劫走全部图书。战后清查，该馆缺少甲库善本（宋明元版）141种计542册。此外，《陶风楼藏名人手札目》缺少283人的全部或部分手札1042函，共3417页。
金陵大学战前藏书以地方志及丛书为大宗，尤以全国方志农业小册最珍贵，战后统计，共计损失73928册。其中部分图书被劫往日本。1948年11月6日，在日本发现的金陵大学图书426册，随同两广地质所、上海阿乐满律师事务所被劫图书，在名古屋由海辽轮启运上海。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就劫走地方志535种以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1942年3月，日本宪兵劫去常熟县立图书馆图书224册。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广州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
抗战初期，人们认为香港安全，重要图书典籍便转藏港城。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谍报人员竹藤峰治引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劫走该馆所存大陆图书：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210箱、私立岭南大学图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图书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岭南大学图书馆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12箱，亦失去6箱，内有通报（Tong Pao）全份，Chinese Repository 两整套全份，影印明本《金瓶梅词话》，及4种罕传广东县志。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为战时在江南沦陷区收集的民间珍藏典籍，其中有吴江邓氏群碧楼藏书、常州费氏藏书、杭州胡氏藏书。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也在香港遭劫。
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收押了由美国运往重庆的“援蒋物资”，其中图书约6000册。日军还利用伪政权助其掠夺中国图书。如1942年4月，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沼田宏、满铁上海事务所庄野英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鹈鹰幸藏、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
掠夺中国图书概略
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的文献和文物，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为了有效地掠夺中国图书，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活动在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籍；“新民会”是华北地区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的所谓“民间组织”，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193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成员为骨干，搜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的组织。
虽然日军不会主动留下掠夺的证据，但还是有许多证据确凿、有案可稽的掠夺案例：北平沦陷期间，1938年6月，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314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1941年9月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中田邦造到北平索书，新民会便以“寄赠”的形式交付给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归还单行本6071册、杂志以及报纸计14734册。
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炸毁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日军侵占南开大学后，还将部分南开图书直接掠至日本。战后在日本寻获南开图书190箱，于1947年4月3日从神户港运归中国。日本学者松本刚研究认为，“战后，尽管有统计表明京都大学归还给南开大学的图书有10566册，但是实际被掠夺走的情况依然不明。”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收藏国学典籍见长，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及其他珍贵版本，1937年日机空袭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于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劫走全部图书。战后清查，该馆缺少甲库善本（宋明元版）141种计542册。此外，《陶风楼藏名人手札目》缺少283人的全部或部分手札1042函，共3417页。
金陵大学战前藏书以地方志及丛书为大宗，尤以全国方志农业小册最珍贵，战后统计，共计损失73928册。其中部分图书被劫往日本。1948年11月6日，在日本发现的金陵大学图书426册，随同两广地质所、上海阿乐满律师事务所被劫图书，在名古屋由海辽轮启运上海。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就劫走地方志535种以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1942年3月，日本宪兵劫去常熟县立图书馆图书224册。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广州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
抗战初期，人们认为香港安全，重要图书典籍便转藏港城。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谍报人员竹藤峰治引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劫走该馆所存大陆图书：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210箱、私立岭南大学图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图书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岭南大学图书馆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12箱，亦失去6箱，内有通报（Tong Pao）全份，Chinese Repository 两整套全份，影印明本《金瓶梅词话》，及4种罕传广东县志。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为战时在江南沦陷区收集的民间珍藏典籍，其中有吴江邓氏群碧楼藏书、常州费氏藏书、杭州胡氏藏书。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也在香港遭劫。
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收押了由美国运往重庆的“援蒋物资”，其中图书约6000册。日军还利用伪政权助其掠夺中国图书。如1942年4月，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沼田宏、满铁上海事务所庄野英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鹈鹰幸藏、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