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我”为叙述者布拉姆·斯托克）
我写出这些文字，不仅仅是一种歌颂，这不是故意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亨利·欧文爵士的爱与仰慕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任何我能告诉别人的事情，任何我能回忆起的事情，都不能削弱他的价值。我只希望，只要我做到这一点，别人在现在或者将来，可以用我的眼睛看看他。因为我明确地知道，他们若这样做的话，对他的纪念就不会缺少。他是一个男人，拥有男人所有的弱点和多变，以及男人的坚强品质。如果他在天性里不具备一切自然的品质，那么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他又怎么可能在如此一长串忠于人类本性的戏剧人物身上，体现出如此普遍和独特的力量？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亨利·欧文的内心生活越为人所知，他就必将在所有与他的名字、工作和名声有关的人的头脑与内心中，占据更好的位置。
……
但是，物质上的成功并不能减轻某种失望的感觉。钞票这种东西，除了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从来没有吸引过亨利·欧文。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当时内心的痛苦，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减轻了一些，主要是由于他的健康切切实实在衰退。对他来说，任何形式的久病都是新鲜事物。在此之前，他一直非常强壮。直到他六十岁以后，他才知道牙痛的轻微，我想他此前根本不知道头痛是什么样子的。对于这样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一个习惯发挥自己的努力到最大限度的人，努力遭到任何原因的限制，都会给他带来一种自卑感。就我所能估计的，毕竟他从来没有暗示过什么，更不用说用语言表达了，亨利·欧文之所以感到辛酸，是一种对命运的抗议。
随着他的健康越来越糟，内心的痛苦反倒开始消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柔和，这是一种新的温柔。
1905年春天又安排了一次郡级巡演。演出预定从一月二十三日在朴茨茅斯开始，一直持续到四月八日，最后在维冈结束。但是由于亨利·欧文爵士严重的突发疾病，在第五周的时候，这段进程被严重影响。穿越南部和西部的旅程非常艰难，因为除了每周七场演出和多次旅行之外，他还受到了一些公众的热情款待。周三在普利茅斯，他与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爵士共进午餐，周四，他跟市长韦科特斯以及普利茅斯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会面，下周三在埃克塞特，市政厅举办了公开演讲和招待会。两天后，在一场揭幕仪式上，他与市长约翰在市政厅共进市民午餐。再下一个礼拜二，二月二日，在市长伯灵顿先生的主持下，亨利·欧文将在伍尔弗汉普顿市政厅发表公开讲话。但此时亨利·欧文已经病得非常严重，我们真的很担心。二月三日在博斯科姆演出之后，他的病情愈发严重，身体极度虚弱，尽管他表现得跟平时没什么区别，观众们也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健康状况。我那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H.I.的状况可怕极了，几乎不能上台。最终崩溃，差点没法动弹，也没法呼吸。”
然而，他那依托于意志力的奇妙恢复能力却使他再度坚强。第二天，他上午演一出《威尼斯商人》，晚上又是《滑铁卢》与《钟》。当时的情况非常让人难以忍受，天气冰冷刺骨，他却脱帽站在街上，对着一大群人演讲。这真的需要非常大的意志力，并且带来了惊人的景象，街道上不仅挤满了人，而且每扇窗户都是满的，听众像一群蜜蜂聚集起来。
我们在下个礼拜天的旅行是从巴斯到伍尔弗汉普顿。大雪纷飞，结起厚厚的霜凌，火车的前进是如此的困难，以至于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晚点足足四十五分钟。
在那趟旅行中，亨利·欧文打了个寒颤，不过他的体力很快开始恢复。星期一晚上，还是《滑铁卢》与《钟》。
我在便条上记下这样的话语，“H.I.很虚弱，但挺过来了。”但是那天晚上，当他走进旅馆的时候，他经历了有生以来的头一次晕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告诉他，他才知道自己晕厥了。
他的病情愈发严重，我们决定必须放弃这次巡演。
医生的建议是“从今天起，亨利·欧文爵士至少在两个月内不得劳碌奔波，这是绝对必要的。”
三月十七日，我在伍尔弗汉普顿拜访了休养中的亨利·欧文，他看上去好多了，午饭前我们还开车兜风。两位医生又进行了一次会诊，决定亨利·欧文不可以按照原定的计划在第二年秋天前往美国。舞台监督洛夫迪先生乘晚些时候的火车到达，我和他，还有亨利·欧文商量以后的安排。第二天我们回到伦敦，几天后欧文离开伍尔弗汉普顿前往托基城，他在那里一直休息到四月一日。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会面，把我们的美国之行往后推迟一年再说。
之后，已经为杜里巷安排了一个为期六周的短期演出季。这始于四月二日，《贝克特》上演了三个礼拜，《威尼斯商人》则是两个礼拜。一个礼拜中，有三个晚上是《滑铁卢》和《贝克特》，《路易十一》有另外三个晚上。在这六个礼拜中，一切都很顺利。所选的剧本是亨利·欧文爵士的全部剧目中最不繁重的，他的努力并没有使情况恶化。1905年六月十日是这个演出季的最后一个夜晚，任何曾经到场的人，都不可能忘记这个夜晚。观众仿佛出现了一些预感，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亨利·欧文的演出。

。剧院里到处都挤满了观众，这是亨利·欧文在伦敦演出过的最盛大的一场，充满了热情与狂热。观众是多么鼓舞人心！亨利·欧文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扮演了《路易十一》，如此的辉煌！他一生中从未演得这么好过。他一上场，观众就发出了热烈的欢呼，欢呼的时间延长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每一幕结束时也是如此。最后，观众简直发疯了，这是一辈子里难得出现的情景，欢呼回环往复，一次又一次，帷幕必须升起，迎接同样激烈的欢呼。观众的力量如此持久，真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那天晚上，在演出结束时，已经安排好整个英格兰所有的剧院代表，都要献上一个纪念杯。各剧院的代表在适当的时候集合，大概得有几百人。由于还要有几场演讲，所以必须得安静一会儿。我们试着把剧院的灯光调弱，因为观众们的欢呼从未停止过，那曾经听到过的、持久的、坚持有力的、一波盖过一波的音符，将在大家的记忆中拥有一席之地。过了一会儿，我们做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事，那件事把灯彻底关掉，然而观众们仍旧在黑暗的屋子里欢呼。亨利·欧文以他一贯的洞察力和礼貌风度，意识到了该做的事情。他命令幕布再一次升起，又走到舞台前面，开腔说，只要永无止境的欢呼安静下来，就可以——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我们将在舞台上举行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仪式。不过，我想，台上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大家都应该参加我们的小仪式。所以，只要你允许，我们就继续进行下去。”
又是一阵短暂的欢呼，然后是突然的寂静。
于是，障碍消失，观众们的欢呼声终于停息。
对于一位伟人一生所钟爱的艺术作品而言，这是个圆满的结局。
这是亨利·欧文在伦敦的最后一场常规演出，除了六月十五日在伦敦皇家剧院为老朋友莱昂内尔·布罗表演《滑铁卢》之外，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伦敦露面。
1905年的秋季巡演，于十月二日在谢菲尔德开始，为期是十周半。这趟旅行开始得很顺利，尽管那天还在举办音乐节，但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演出。星期二也就是三号，谢菲尔德的市长约瑟夫·乔纳斯爵士在市政厅为亨利·欧文爵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午宴。亨利·欧文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说话也比较利索。他在这个礼拜中的演出和健康状况，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礼拜六晚上有一座大剧院以及热情高涨的人群。亨利·欧文在跟大家告别时，似乎很感动。离开谢菲尔德，我们又去了布拉德福德，礼拜一二晚上在这个地方可以说一切顺利。亨利·欧文看上去没什么病痛，也没有感觉虚弱到极点。除了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甚至已经开始习惯他身体上的某些虚弱。礼拜三的时候，市长普里斯特利先生也是在市政厅为亨利·欧文爵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午宴，还在午宴上公开致辞。下午一点钟刚过不久，我就去往他住的旅馆找他，我们一块去市政厅。
那天早上，他一副虚弱的样子，当我们慢慢走上陡峭的台阶时，他有好几次停顿，还喘了口气。这种场合下，他已经开始善于掩饰自己真正的健康状况。他会装作特别关照当地的某个地方或路过的有趣的地方，打听几句，以便在得到答案的时候，获得稍微的歇息。大约有五十个绅士参加了这场聚会，这些人都是朋友，一个一个热情洋溢，讨人喜欢。亨利·欧文的演讲十分出色，但看上去虚弱得可怜。
那天晚上我们演了一出《路易十一》。亨利·欧文很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戏份，但在演出之后却筋疲力尽。至于第二天晚上的节目单，那是我们最害怕的——《钟》。
那天早上，我陪着他，在旅馆呆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完成日常工作。他看上去很虚弱，但没有抱怨。那天晚上有一座很棒的剧院。亨利·欧文到达时，虽然没有病恹恹的，但看上去那么虚弱。在他的化妆室里，我注意到，他做出了一件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事：他无精打采地坐下来，迟迟不开始为他即将扮演的角色穿上戏服。他似乎累了，累了啊，累了不是一个小时而是一辈子。然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演出，他在舞台上的劲头丝毫没有减弱。但在戏演完之后，他彻底筋疲力尽。当他换衣服的时候，我走过去陪他坐在一起，之前我已经对道具师傅要求，把《钟》相关的道具送回伦敦。当我把所做的一切告诉亨利·欧文时，他竟然默认了，仿佛松了一口气。他演出了《钟》，反对舞台监督洛夫迪先生还有我的强烈抗议。虽然我了解他，但我得出来这样的结论，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他感到无力，但不想在这种怀疑下屈服，他想知道。
读者们可能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问，为什么亨利·欧文会被允许演出戏剧，毕竟他当时的健康状况不佳。
首先，亨利·欧文是他自己的主人，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他天生有驾驭力，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责任。他当然会听取那些他信任的人的建议，或者学习这样。问题是，在可能的范围里，他是对于自身问题的最后仲裁，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拥有任何选择权。强大的自然力必定要被整个儿接受，正是由于一颗坚韧不拔的决心，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他才得以不顾痛苦和疲倦，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他晚年的生活是被强烈的意志的，跟他早年的生活一样。

而且，他是不能有所停顿的，如果这样做的话，结果是迎来最终的毁灭。他事业就是如此，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人的利益，必须得在有生之年坚持到底。如果他的告别巡演的目的得到实现，那么就意味着一笔财富同样得到实现，倘若没有这些，他将会在困顿中度过毫无作品的晚年。很多年以来，他已经习惯了用自己才有的方式去达成自己的心愿，做出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帮助他的朋友们与同好们。假设在这种事情上无能为力，于他而言，将带来一种无尽的懊恼之痛。所有这一切，自然超乎他所谓的家庭的纽带，还有他个人的需求。
这么说，他是一个骄傲的家伙，但是他的骄傲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比死还严重的打击，特别是他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来消除这样的打击的时候，他是不顾这种个人奋斗会有多么艰苦的。非常熟悉他的我们，都知道这种描述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做的事，不过也是提出我们自己的忠告，尽我们各自的努力来帮他。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十月三十日，我在中午十二点半的时候去拜访了亨利·欧文爵士。跟安排一致的是，舞台监督洛夫迪先生在一点半的时候也到了。我们三个人就开始充分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问题。
讨论决定，下周在伯明翰演出时，在节目单上进行些改动。亨利·欧文的反应似乎很平静，在这种情况下，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赞成前一天晚上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在巡回演出的剩余时间里不再演《钟》，他似乎很满意现在不用演这出戏。然后，我们得决定作出其余的必要安排。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亨利·欧文说:
“当然，这种时候去美国巡演，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计划将不得不被放弃，但是，因此也有充足的时间，我们以后再处理这件事就好。”
那天白天的时候，他无疑虚弱不堪。他不同寻常地乐于接受对计划的改动，所以，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对洛夫迪先生说：“他默许这件事太容易啦，我在以前，从未见到他有这么温顺过。我不喜欢!”
那天晚上，当亨利·欧文来到剧院时，看上去他的状态似乎好多了，稍微健康了点，也比以前更高兴。他表演得很好，虽然他有点疲倦，但却比昨天晚上好很多。那天晚上没有演讲，所以他在舞台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贝克特这个角色在这出戏剧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把自己交到你手里，上帝啊，交到你手里！”
他换下戏服时，我就坐在他的房间里。他显得很高兴，我们又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我以为他已经渡过难关，带着他那不可思议的复原能力，重新踏上那条恢复健康的道路。我对他表示，现在似乎不必担心要去演出《钟》了，更何况他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
我是这样说的：“在休养四个月以后，你又重新开始工作了，想想这其实是你一生当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休息。现在你又迈进了原来的步伐，工作就会轻松许多！”
他想了一会儿，平静地说:
“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他似乎变得挺愉快。
接下来的安排，是让珀西·伯顿负责我们的先期事宜，为了把我们未来可能的改变有一个充分地了解，伯顿先生特地回从伯明翰回了电报给我，说要和我一起吃顿宵夜，然后再坐车赶回伯明翰。我问亨利·欧文是否想跟伯顿先生说一说话，亨利·欧文回答说他不知道，因为伯顿先生完全知道应该做的是什么。然后，出于总是为别人着想的心态，他又说:
“但是如果伯顿先生要乘一点钟的火车去，你就不能在这儿等了。因为他需要时间吃宵夜。”
我站起来要离开，亨利·欧文伸出手跟我道晚安。后来，我是带着感激之情来回忆那次深情的举动，因为这并不常见。当人们每天早晚都能见面时，握手并不是生活常规的一部分。在我走出去时，亨利·欧文对我说:
“裹好围巾，老伙计。今晚冷得厉害，你又感冒了。照顾好自己！晚安！上帝保佑你！”
那是我听到亨利·欧文说的最后一句话！
伯顿先生和我正在吃宵夜的时候，一辆马车疾驰而至。这可能是来找我的，我立即跑去打开了门。门外站着的谢泼德先生是我的助手之一，他总是处理爵士的一些私人事务。
“亨利爵士病了！他在大厅里突然昏倒，就像在伍尔弗汉普顿那时候一样。医生过来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找你！”

我们赶忙跳上马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旅馆。大厅里大约得有二十个人围在亨利·欧文身边，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当时在场的有三位医生，其中一位小声告诉我，爵士已经去世了，他两分钟前刚刚去世。大厅里的钟面上显示，当时的时间是晚上十一点五十二分，所以他是在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去世的。
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仿佛不愿意相信自己真的已经死去。
我跪倒在他身边，触摸他的心脏部位，想亲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逝去了。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寂静。他的身体还是暖的。
他忠实的仆人沃尔特·科林森坐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哭泣，他呜咽着对我说:“爵士死在我的臂弯里。”
亨利·欧文就这样躺在那里，挺起胸膛，头向后仰着，他的脸看上去很瘦，五官也很锐利，但是没有通常死亡的不雅之感。他那长长的铁灰色头发向后梳拢，显出他饱满的前额的高度，他的鼻梁也又尖又高。我伸出手给他合眼，但是，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悄悄问身边的一位医生，医生和蔼地用灵巧的手指将眼睑拉直。
然后我们把爵士抬到楼上，他自己的房间，将他放在床上。我不得不立即发了许多电报通知他的家人，还有新闻界。因为他去世的突然，还没有消息在本地流出。我们把爵士抱回他的房间之后，洛夫迪先生也赶到了旅馆，他真的非常痛苦和悲伤。
导致亨利·欧文逝去的真正原因是身体虚弱，他失去了呼吸，连恢复它的力气都没有。
谢泼德先生告诉我，当亨利·欧文离开剧院时，他对他说，最好跟他一起去旅馆，这有时是谢泼德先生作为助理的职责。
于是亨利·欧文爬上马车，背对着前进方向坐下，这是他避免晕车的惯常位置。在短短的旅途中，他沉默不语。当他从马车里出来的时候，他显得异常虚弱，当他走过旅馆外厅的时候，他明显开始脚步不稳，甚至稍稍绊了一下，多亏谢泼德先生把他扶了起来。
然后，当亨利·欧文走到旅馆内厅时，他坐在一张长凳上歇息了一会儿。
这是致命的一瞬间。在去年二月，在伍尔弗汉普顿，当他遭受了类似的虚弱打击时，他倒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大自然给了他一次机会，他的肺部处于最容易呼吸的位置，使他能够机械地呼吸。而现在他处于坐着的姿势，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晕厥加重，他滑到在地，但为时已晚。医生匆匆到来的时候，只是隔了几分钟，而他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任何人类或科学的努力都无法把他呼唤回来。他的心跳微弱，越来越微弱，然后，什么都结束了。
这个早晨是灰蒙蒙的，在离开旅馆之前，我又走进了卧室。看到我亲爱的老朋友静静地躺在那儿，将会永远冰冷而苍白。我的心里那么难受，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凄凉和孤独，就像他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一样。我是如此的孤独，以致于沉浸在我自己才有的悲伤中，我只会为一件事而宽慰：他现在终于有了平静与安息。我在七点半时又回到旅馆，九点三十五分在大北方车站去接他的长子H·B·欧文，他及时收到我发的电报，乘送报纸的火车到达这里。
他的另一个儿子劳伦斯悉尼和儿媳梅宝，在当天晚些时候到达，我发给这两位的电报没能及时送到，以至于无法赶上早班火车。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早上九点钟就来了，在亨利·欧文的儿子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对他进行了防腐处理。
那天下午，所有的人，包括工人也是，都来悼念他。这是一个非常感人又痛苦的时刻，因为他是被每个人都爱戴着的。
晚上七点钟，爵士被装进铅制的棺材里。我和殡仪馆的人单独呆在一起，看见铅制的棺材密封严实，然后被放进一个大橡木棺材里。街道上挤满了等待的人群，所以，在一个钟头以后，为了不让旁人看见，这副棺材就从米德兰旅馆的院子里，偷偷地搬到大北方车站去了。在布拉德福德，星期六的半天时间里，很多人都在他乡。亨利·欧文上次来访时，曾经在市政厅得到过前市长卢普顿先生的热情招待，爵士还和蔼地和警察局长商定，街上的一切都应该井然有序。
整个城市在一整天里都降半旗致哀，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所有的教堂都在鸣钟，发出悲哀的钟声。
九点半我们离开旅馆，驾车去往火车站。

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想忘记，那时候街道的模样与人群的举止。到处人山人海，当我们慢慢地驾着车时，所有人都脱帽致敬，显得愈发醒目。一条又一条挤满人的街道是沉默的，在人群当中，溢满了悲伤和尊敬。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完完整整的寂静，直到时不时地一阵呜咽打破了它。
令人心酸的悲苦压倒了一切，说它在移动，只能传达出对人群态度的一种拙劣的印象。人群在沉默中后退，在沉默中，没有任何匆忙也没有任何推搡，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压迫感，我们被紧紧围住，然后继续前进。在火车站也是一样，到处都是静默的人群，恭恭敬敬地后退，露出空隙让我们通过。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当我和亨利·欧文一起旅行时，我已经习惯了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欢呼着、挥舞着帽子与头巾，一齐向我们涌过来；看到人群里伸出许多只摇晃的手，向前推挤；听到欢呼的人群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一直持续到火车开动，然后这轰鸣声就逐渐远离我们的耳朵，不是停止，而仅仅是越来越远。现在则是一片寂静！与伟大的人群集体沉默相比，再没有什么足以作为更崇高、更深情的颂词，用来纪念一位逝者。如果我是一名约克郡人的话，我会为布拉德福德这座城感到骄傲。就算是在现在，回忆起这番场景，也给予我一种奇异的感动。
（H·B·欧文，生母为爵士的前妻奥卡菈涵，H·B·欧文是一位演员，也是著名的Criminal psychologist，曾与亚瑟·柯南道尔一同创建“murder club”，据说是福尔摩斯的参考原型之一。其妻为著名导演多萝西娅·贝尔德。）
劳伦斯·悉尼·欧文，生母为爵士的前妻奥卡菈涵，劳伦斯·悉尼·欧文是一位演员，也是剧作家，因为其在戏剧事业上的失败，导致晚年的亨利·欧文爵士不得不卖掉苦心经营多年的兰心大剧院、因此跟斯托克发生一些争执，以及不得不继续拼命工作。）

翻译了布拉姆·斯托克回忆录里面写的，关于德古拉的历史原型亨利·欧文爵士最后的岁月。
布拉姆说，“我（写回忆录）只是希望，别人在现在或者将来，可以用我的眼睛看看他。”感觉这句话非常让人动容。
感觉，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让爱人永生。他的确做到了，不是通过回忆录，而是通过他并没有太当回事的《德古拉》，只要后世对于德古拉相关的创作还能继续下去，他们的故事也能继续下去，哪怕不知道那是在写的他们，哪怕已经流传太久，变成了共用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