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李建成的庐山真面目之
潜结英俊
大业十三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自己带着次子世民赴任，留下家眷由长子建成照看。建成性格宽仁容众、落拓不羁，早年他就常常和那些武艺高强的子弟同侪结伴四处游历，是当时有名的任侠。这次建成奉父命留守河东，暗地里广结天下英雄才俊之士。史书称唐国公世子常常倾尽钱财扶危济困，放下身段礼待士人，不管是贩夫博徒、门卫看守还是奴仆杂役，只要身有一技之长，他就与人家平起平坐坦诚结交，从无厌倦之色，很快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好感和拥戴。
李渊早有四方之志，建成又长于谋划经营，但是这种机密事李渊不可能通过书信与长子交换意见，在河东的时候父子二人就谋划妥当，那就是由建成留在河东巩固加强李渊在当地的官场人脉，集结家族势力，同时积极网罗各方面的势力和人才。史书称建成“游逸嗜好”、出外“盘游”不归，其实都是在做起义的准备。后来李渊军至河东，受到当地人士很大的支持响应，前隋官兵、当地百姓以及关中最有实力的农民起义军孙华、白玄度等纷纷归附，义军从三四万一下子涨到十几万，势力大增还组建了水军，这些不能不说是建成当初工作成果的显现，而史书也确实透露出建成与河东士宦及当地“剧贼”都有相当不错的交情。
可以想见，作为嫡长少主建成为李家起兵夺天下做过很多重要的准备工作。贞观君臣为了把太原起义的功劳归于李世民，不仅把建成的工作成果抹杀得一干二净，说他“本不预义谋”没有半点功绩，还把他诬蔑成“游逸是好”的纨绔子弟。而喝酒、打猎、交朋友这三件事也成为后来史书诟病他的理由，其实恰恰是这三者使建成于李唐争霸天下的过程中在聚实力收人才、布棋子搞渗透、熟习军武战阵以及给敌人把脉知己知彼方面大有作为。事实已经多次证明，谎言永远无法做到滴水不漏，历史总会以某种方式告诉我们真相。

谋定大计
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设计铲除了监视他的王威、高君雅，准备于晋阳起义。由于晋阳北面就是虎视眈眈的突厥，为了保证自己在逐鹿中原时后方大本营的安全，李渊主动派出使者与突厥结盟，表示要迎回隋主杨广，并试图以财帛子女利诱换取突厥的支持。可突厥方面提出的条件却是要李渊自立为天子，否则不予支持。李渊此时还不想自立，因为依附突厥反隋将失去很多力量的支持，前途并不乐观。而刘文静等人急于得到突厥的良马补充军队，很担心夜长梦多突厥会反悔。无奈李渊却屡劝不从，而且态度十分坚决，以至于发生了“兴国寺兵谏”。7当时长孙顺德手下士兵纷纷表示：“唐公若不从突厥，我们也就不从唐公了！”背后主使是谁史书没有透露。裴、刘二人向李渊报告了此事，李渊仍然不肯妥协，让他们再去想别的办法。
直到六月己卯，李建成一路上躲过追捕，终于从河东风尘仆仆地赶到太原。裴寂等人马上跟随建成入见李渊，提出效仿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的做法，废杨广拥立代王，兴义兵传檄各郡县，更改旗帜向突厥表态。这样师出有名，可令中外归心。李渊当即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与突厥达成协议。大计已定，李渊建旗以絳白杂糅，不日传檄发兵。
分析史实可以得知，建成的到来无疑打破了李渊起义之初最困难的僵局，之前兴国寺兵谏是一次拙劣的表演，李渊对裴刘二人给出的“台阶”并不满意，然而王威、高君雅已杀，表明李渊已经造反，却被突厥卡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渊需要突厥的不干涉和马匹这种尴尬窘迫的困境上，难怪裴刘二人只能演兵谏这出不太高明的戏码，我们也就理解建成的到来为何会让李渊如此喜悦。而建成也确实不负所望，拿出了“废天子立代王，改旗帜以示突厥”这个十分合宜的折中方案。
打什么旗帜、喊什么口号无疑直接关系到逐鹿者的前途和命运，正如李渊所说，“事不师古，鲜有克成。”称臣突厥不仅会留下政治污点，依附突厥反隋必会失去道义丧失很多支持的力量，之后的发展也就不会那么顺利了。因此这是起义之初最为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决策，它对之后李唐迅速定鼎关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谋定大计这样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首战西河
大计已定，李渊马上建旗誓师，传檄各郡起兵讨逆。西河临近太原，是进军关中的第一道关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由于据守西河的隋将高德儒不肯归附，阻扼了西进关中的要道，李渊决定派长子建成及次子世民率义军前去讨伐。鉴于李渊当时根据地还不稳固且四面临敌，再加上新募士兵组成的军队没有任何战斗经验，因而攻打西河我方军事上并不占优。而此次战役又是起兵后的第一次大战，对士气影响很大，所以李渊把此战提到关系大业成败的高度，他说：“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临行前，李渊勉励两个儿子说：“你们都还年轻没经历过大事，此战是对你们的一次考验，所有人都在看着你们的表现，好好努力干吧！”建成兄弟忙跪下答道：“儿子多年蒙受您的教诲，进退行止都不敢违背。这次是为国尽忠、为家尽孝。儿子一定遵从您的严令，办事符合您的心意，否则甘受军法处置。”
李建成带着除程三天的军粮和一支未经训练的新兵队伍就出发了。他担心这样的军队打不了仗，就一边行军一边训练士兵。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他首先制订军法，整肃军纪，使三军将士人人自我约束。他一路上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一处休息；发现了紧急军情，立刻亲自去查看。道旁成熟的瓜果蔬菜非买不食。军中有人偷吃了瓜果，他马上派人找到失主照价偿还，也不去责问偷窃之人。路上遇有长者来献食物茶水，建成难以拒绝他们的好意，就全部拿出来与士兵们分食，从来不曾独自享用。有人用车案载着牛酒馈赠送来，建成不仅婉言拒绝，而且为避免之后再有人效法，就一整天不再进食以表明坚决辞谢的态度。将士们见了都深受感动，从而军心大振，士兵们也勇气倍增。
兵临西河，建成不着铠甲，亲自带着兄弟到城下去晓喻劝降敌军。有需要进城去的人无论男女老幼也一律放行，人们见义军如此宽容都想来投奔。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力，将士们奋勇争先，加之之前建成的招抚产生效果，攻心战术发挥作用，西河郡的司法书佐朱知瑾等人做了李建成的内应，悄悄从城上把义军引入城内，将隋将高德儒捆绑起来送到了军门，如此里应外合一举就拿下了城池。
义军入得城内，建成历数隋将高德儒罪状并将其处斩，此外不杀一人，对百姓更是秋毫无犯。攻克西河加上路途往返前后仅用九天。初师告捷，李渊非常高兴。回军当日，李渊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建成因功授封陇西郡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同时兼任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太原郡守。
此战关键词之一——“攻心”。
这符合李建成一贯的作风，不战而屈人之兵。无论是东征洛阳、讨伐稽胡、还是平定河北，他都很善于利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然后一击破敌，手段总是那么干净利落。我很怀疑这样一个政治上很成熟的统帅需要魏征去教他怎么怀柔安抚民众。
不着甲胄去西河城下晓谕劝降那一幕，尽显建成的大仁大智大勇，不大仁则不会为减少战争的伤亡而自己甘冒风险，不大智则无法对敌我双方的形势做出准确判断，不大勇则不会有胆量如此行事。这和那些为炫耀武力在战场上冒险逞强好胜的举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此战关键词之二——“得人”。
隋朝之所以失去人心就是因为不顾百姓死活，李唐若想取而代之，就不能不革除隋弊，如此方能顺民意得民心。沿途接受酒肉款待，在李建成看来就是鱼肉搜刮百姓的时弊，所以他才避之唯恐不及，坚称：“此隋法也，吾不敢。”他很担心今后再有人来献牛酒供奉，自己就以整天不再进食表明坚拒的态度——这无疑是在身体力行地宣扬义军“除旧弊，奖隋室，安天下”这样的方针大略。
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有这样的主帅，三军岂能不“人皆自肃” ，“见而感悦，人百其勇”，连敌方阵营都“咸思奔赴”。西河之战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完胜，更难得的是成功地为李唐树立起克己爱民的义师形象，有革污俗、被美化、民归仁、成王业之功。此番建成不仅通过了战争的考验，其胆略、治军以及政治策略也都远超父亲的期望，表现得十分成熟。李渊对长子的高度评价也是无以复加的：“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儿子的出色表现令李渊夺取天下的信心倍增，建成回师当天，义军就定下了入关之策。

生死抉择
李渊留下四郎元吉守晋阳，整军向西开拔，穿过雀鼠谷，来到距离霍邑只有五十里的贾胡堡安营。霍邑北临汾水，东靠霍太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关口，扼守此地的宋老生及其两万精兵十分骁悍，声称能抵挡任何强大的敌人。他与驻守河东的屈突通遥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以阻李渊。当时的形势唐军四面强敌环绕，北有骠悍的突厥虎视太原，东有强大的李密瓦岗军欲取长安，西有薛举的西凉兵垂涎关中。严竣的形势迫使李渊必须速取霍邑，否则将会失去入主关中的有利时机。然而此时却逢秋雨不歇，道路泥泞难行，人困马乏，粮草将尽。忽又传来刘武周引突厥掩袭太原的消息，一旦失掉太原，将使李渊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这使一向沉着冷静的李渊十分着急，赶紧召集手下商议。众人皆担忧留在太原的家小，主张还救老巢。李渊又问儿子的意见，建成首先分析了敌人的矛盾，他认为刘武周如今志得意满，突厥贪图财利不讲信义，二者互相猜忌，未必能一致行动。接着他指出了退却的严重后果是人心涣散，不攻自破，各路敌人交相来攻，我军更是进退无路。最后他摆出敌人弱点和自己的优势，表现出必胜的勇气和决心，他说：“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在这王业成败生死存亡之际、军心浮动李渊又举棋不定的紧要关头，建成不仅条分缕析研判敌我形势，更誓言此战不能斩将夺城就以死谢罪，如此对上可坚定目标树立信心，对下可安定军心鼓舞斗志。正是由于建成的果敢决绝，才促使李渊下定决心，进军霍邑。
《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建成兄弟劝阻李渊退兵全文：
“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劲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面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
这一通发言可谓出口成章，不仅极具远见卓识，而且思虑缜密、条理分明、层层递进、言辞精当，末了更是豪气干云男儿担当。众人皆畏缩惶恐，建成却慷慨陈词，那是因为他早把形势看得无比清晰透彻，成败虽不可能有十分把握，但他清楚应该如何去做，也甘愿一力担当。他不是保家爱命的芸芸众生，而是生死不惧敢为伟大目标捐躯力战的“行者”。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谓大智大勇，不过于此。

智取霍邑
走在去往霍邑的山道上，李渊对宋老生会不会闭门固守不出来应战表示担心。建成分析道，“老生出身寒微有勇无谋，因为剿灭小股盗寇出了名。他来此据守，一定受过很重的犒劳赏赐，如不出战必死无疑。我们用轻骑挑逗他，不担心他不肯出城；如若他固守城池闭门不出，更可以反诬他通敌背叛。这个人缺乏远见不识大体，他周围也都是一群平庸的小人，互相猜忌自会产生疑惑隔阂，于是就会上表互相密告对方，不免就要人头落地。宋老生凭着他的小聪明，明白了这个道理衡量过这个局面，无疑必来应战。”
到达霍邑之后，建成亲率数十轻骑逼近城下，一番挑战逗引，宋老生果然领着三万人马出城应战。敌军刚一逼近，建成就佯装失足跌落马下，李渊大军也随之后撤，老生以为有机可乘，带着人马追出一里多地。忽然李世民率另一支精骑冲下高地，从侧翼截断了老生退路，正面唐军大部队也同时呼喊着杀将回来，霎时间红尘蔽日，响若山崩。建成也在战场拼杀驰骋，越过敌阵阻断老生回城的归路。如此前后夹击，直杀得“数里之间，血流蔽地，僵尸相枕”，结果隋军大败，宋老生被斩于阵前，唐军一举攻克霍邑。这一场恶战震慑住了突厥和李密，使唐军声威大振。
关于这场战役《李卫公问对》中曾有战术分析，曰：“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李渊、李建成此战善用奇正之兵，建成坠马佯败，李渊令唐军后退，引诱敌军出击远离城池，后面留出空当使李世民部得以攻击敌军侧背。而贞观史书却把建成的冒死诱敌诬蔑成被敌人吓破了胆，着实卑鄙！

拒守潼关
夺取霍邑之后，李唐内部围绕进军方向产生了战略分歧：一派主张全力攻下河东；另一派主张直取长安。当时李唐军事集团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夺取关中，以京师为中心号令天下，取河东非为必要。因当时河东有屈突通领数万强兵劲旅固守，号称“能兵”，一旦久攻不下，将坐失夺取关中的良机。但若直取长安，屈突通必从背后攻击，一旦李密大军西进，唐军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李渊最后决定分兵，派建成率刘文静、窦轨、王长谐等诸军拒守潼关，防止屈突通或李密入关，同时确保永丰仓粮饷基地，掩护大军顺利夺取关中；同时命李世民领刘弘基、殷开山等诸军进军渭北道。消息传来，屈突通立即留得力干将尧君素镇守蒲坂城，亲率主力尾随李渊西进。建成接到屈突通出兵的消息，立即进行军事部署，将永丰仓守得滴水不漏。他命人在潼关外设置三道栅营阻截屈突通，并在双方激战时派遣游骑夹击隋军。屈突通被打得大败，只得折向潼关，打算去投奔潼关守将刘纲。没想到建成抢先一步，派王长谐攻占了潼关都尉南城，并斩杀了刘纲。屈突通无奈，只得退保潼关都尉北城，从此进退两难，变成一头笼中困兽。建成此番运筹帷幄精心部署，很快就制服屈突通，解除了李渊夺取关中的后顾之忧，为顺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李渊接到战报高兴地说：“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矣。”
《大唐创业起居注》并没有详写潼关保卫战，而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只提到王长谐引兵袭南城斩刘纲，刘文静守潼关险胜桑显和，那么作为左三军数万人之统帅的李建成这时又在哪里呢？他在干什么？ 仔细对比不同史书对这次用兵的记述我们不难发现端倪，《大唐创业起居注》载“丙寅，遣世子陇西公将司马刘文静、统军王长谐、姜宝谊、窦琮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备他盗，尉抚使人窦轨等受节度焉”。——明确建成为主帅，刘文静、王长谐等皆为其部下、窦轨受其节制；到了《旧唐书·高祖本纪》那里变成“丙寅，遣陇西公建成、司马刘文静屯兵永丰仓，兼守潼关，以备他盗。”——把建成与刘文静并列，看起来互不辖制，王长谐的行动自然也与太子无干；《新唐书·本纪第一》的词句为“丙寅，陇西公建成、刘文静屯永丰仓守潼关”。——仍是把建成与刘文静相提并论，并隐去了王长谐与太子建成之间的从属关系；《资治通鉴》还原成“丙寅，渊遣世子建成、司马刘文静帅王长谐等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方兵，慰抚使窦轨等受其节度”。——把建成与刘文静并列为帅，王长谐不知听谁指挥。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刘文静、王长谐等人均在建成领导之下，派王长谐袭占南城、在潼关外设置栅营阻截屈突通、遣游骑夹击隋军等安排也都应是建成的战略部署。而其他史料的记载将刘文静升格为指挥使其与建成并列，王长谐也脱离了建成的领导，他们所起的作用也就与建成无干，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湮没建成的功绩，淡化他的历史形象。

攻克长安
摆平屈突通之后，建成马上接到李渊命令，带领挑选的精兵自新丰赶到长乐离宫，与李渊会师于灞上。前面这座坚固的城池就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城——隋都大兴，后来人们称它长安城。这座伟大的城市于隋文帝时由宇文恺设计建造，外郭东西18里，南北15里。墙基宽9~12米，高6米，城门和城角处包砖加固。郭城外挖宽9米、深4米的护城河。郭城里各坊都建有坊墙，墙基宽2.5~3米、高3米左右。城内有坊，墙垒相套，均设城门与坊门，形成严密的防卫工程系统。子城即皇城城墙东城宽14米多，其他墙宽18米左右，城高10.3米。由于皇城墙和宫城墙修建得极为坚固，隋唐两朝前后数百年，都没有对其进行过大规模重建。
此时二十万大军兵临城下，隋代王杨侑与留守卫文升、阴世师等决定在长安城中严防死守。而义军打着拥立代王的旗号，李渊出于政治原因不便出面指挥攻城。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李渊明禁暗许，令建成从南面、东面攻城，令李世民从西面、北面攻城。其实既然李渊不肯出头，他身边的二把手左领军大都督李建成当是攻城的前线总指挥。建成手下部将窦轨既是攻城主力军，也是破城的首席功臣，事后被封一等官阶光禄大夫。在河东归附的义军首领孙华在攻城战中牺牲，可见战况之激烈。史载到了第二十五天，“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破城的方位正是李建成率军主攻。城破之后，李渊抓捕了掘他祖坟毁他家庙并杀他儿子智云的阴世师、骨仪，命建成将他们与崔毗伽、李仁政等人于朱雀大街斩首示众（很多人都不知道，正是由于监斩官李建成刀下留人，李靖才得以从刑场活着下来），并很快拥立代王登极，改元义宁。
《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录的这几场战役，都对李唐军事集团的前途至关重要，哪一场战役的失败或延误都将导致战略上的被动甚至走向覆灭，唐朝也就不可能建立。而在这些战役的关键之处，我们都能看到建成的杰出表现。他深谋远虑、韬略过人、不畏艰险，战场上表现英勇果敢、不辱使命，为建业开国立下了赫赫功勋。

东征洛阳
占领西京长安之后，李唐军团随即挥师东向，因为它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夺取东都洛阳。据《资治通鉴》义宁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条，“刘文静等引兵东略地，取弘农郡，遂定新安以西。”张士贵墓志称其受刘文静节度， 下同轨、击熊州（原熊州县治在宜阳，领新安、同轨等郡）。而据《窦师干墓志》，义宁元年冬李建成出巡崤陕，张士贵“每陈东略之计”，想必是益见东略总负责人李建成的“嗟赏”，那么后来唐王世子李建成率军东讨，张士贵“授第一军总管，先锋徇地”也就毫不奇怪了。
义宁二年春正月，王世充在洛水之战中被李密打得大败，屯于含嘉城。此战东都杨侗集团损失惨重， 王辩、杨威、刘长恭、梁德、董智通都战死，数万士兵溺死于洛水， 王世充畏罪不敢回洛阳，士卒遭大雨雪又多冻死。李渊打算趁王世充新败，打着营救杨侗的旗号以图夺取东都。李建成被任命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李世民为副，将兵十万东征洛阳。大军来至东都，驻扎在芳华苑。史载东都城关紧闭人马不出，唐军与李密小有摩擦。但新近发现的张士贵与窦师干两人的墓志都不约而同地披露出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 张士贵墓志讲述：“义宁二年，李建成挂帅东讨王世充和李密，张士贵被提拔为第一军总管，担任先锋的要职，斩将夺地。在东讨战争中，张士贵率军左右冲杀，力战群雄，先败王世充的精锐之师，后败李密的毅劲之旅。大军所指，无不滚鞍下马，叩首投降。”窦师干墓志也提到王世与唐军背城而战，李密则连营布阵与唐军交锋，唐军把王充和李密一勺烩，与二者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交战。
由于东都长期遭李密围困，城中严重乏粮。炀帝一死隋朝气数已尽，“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人心更加涣散。城外的李密毕竟是给洛阳民众带来灾苦的贼寇，且征战中必然与洛阳官兵结仇，相形之下李渊家族地位尊贵威望崇高，且已雄据关中，如今李唐兵临洛阳城下，城中不少庶士已心向往之。所以东都之役更多是一场杨侗、李密、李建成三方之间纵横捭阖的攻心战，这方面恰恰是李建成的强项，他又是有备而来的，智取东都便指日可待。据《资治通鉴》，当时“城中多欲为内应者”， “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大将庞玉率万余精锐来归降。
唐军在如此有利形势下，却由于被召回而不得不撤军。唐军回撤时再次击败出城追击的隋军，途中李建成留下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守宜阳，又派吕绍宗、任瓌统兵镇守新安。返回长安之后，李建成马上被任命为尚书令。
总结此次东征的战果：设置新安、宜阳二郡，宜阳、新安既构筑了东面护卫关中的两道防线，又可作为将来李唐东进中原的跳板。后来新安县升为谷州，太子亲信任瓌任谷州刺史。史载“王世充数率众攻新安，瑰拒战破之，以功累封管国公。”足见东线留下的任瓌等在李唐战局吃紧时也很好地牵制了王世充的西扩与北进。李唐三年之后第二次东征就是从新安出发的，并由任瑰担任督运粮草的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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