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认为知先于行，知难行易。通俗的讲，就是说世界存在着一套客观的先验的真理，掌握了这套理论，再用以指导实践，就会变得很容易。所以关键就是怎么掌握这个客观先验的真理呢，太难了。朱熹的思想，算是对老庄孔孟荀的反转，更接近西方的柏拉图。困而学之者，最高的思想，也只能走上这条路了。
王阳明
朱熹的思想把王阳明坑坏了。穷尽世界的知识，并总结出一套客观先验的真理出来，按照朱熹的思想，王阳明真的去这么干了，他格竹子把自己格的吐血，依然无法找到那个先验的客观的天理出来。
于是，王阳明又颠覆了朱熹。既然不存在那个客观的先验的真理，那么我说什么是真理什么就是。“心外无物”“我心即宇宙”“六经注我”的观点都出来了。王阳明，类似于西方思想史上的存在主义者，也更像是个后现代主义者。西方人打倒了三流的柏拉图，王阳明打倒了三流的朱熹，东方柏拉图。
但是打倒了三流，就能成为一流吗。非也。王阳明并没有返回到老庄孔孟的那个一流和二流思想界。他走向了和朱熹平行的另一种三流世界：解构。打倒了朱熹，也顺带这把孔孟之道也全拆除了。甚至是四流，困而不学以为知。
知行合一，说的是什么呢。既然世界不存在先验客观的真理，那么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人人都是圣人，大家想干啥干啥就是了。于是，王学大兴，士大夫阶层的气节彻底沦丧，儒学的经世致用的宗旨也被废弃，以至于亡国之后，都没有知识分子感到痛心疾首，还乐不可支的赶着去做汉奸。
王夫之
明朝亡国之后，并不是所有的前朝知识分子都没心没肺的的甘愿做汉奸。王夫之就是个例外。他感到特别的痛心疾首，一直在苦苦思索寻求答案：为什么会亡国。
他得出了结论，认为朱熹的理学，和陆王的心学正是最深层的亡国之源。这是两门亡国的学问。于是王夫之开始力僻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王夫之拨云见日，站在老庄孔孟的高度重新审视程朱陆王。他认为程朱一开始就错了，他们层次太低，只不过就是困而学之者之道，不过就是三流之人。而陆王呢，则不过是狂禅而已，也不过就是四流之人。困而学之者，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得道”，都南辕北辙了还怎么得道。而陆王的狂禅心学呢，则只是通篇的无聊废话，无病呻吟，对现实没有任何的影响力，都困而不学了，还怎么改变现实，还怎么经世致用。
我们要改变现实，重返真正的久违的那个道。这就是王夫之的呼声。他在旷野中的呼喊，有人听到了吗？有。第一个听到的是曾国藩。第二个听到的是毛泽东。

王夫之力僻陆王狂禅般的知行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未尝离行以为知”“先行后知”“行可兼知”。这几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存在脱离客观现实的超验真理，理论来源于现实，并可以在现实中得到检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的呼喊，不仅曾国藩听到了，毛泽东听到了，连马克思也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