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商君跟韩非子，称呼上就是区别，一个二把手，一个谋士。但是都是有本事的人！再者二信本质不同。

两本书没看完，不好评价，就摘录几段文献换个角度看看两者异同吧
商鞅处于战国中期, 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尚处于初期, 商鞅变法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在于废除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统治, 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新型的官僚行政体制。这种“理性”很大程度体现在以“法治”代替“人( 家族) 治”上 。在这种新型的政体之下, 以前贵族所统之民被直接归到国家的直接管辖之下, 法也就成了国家治民的工具和民服从国家的标准。可以这么说, 这个时期的君和臣( 以军功为晋升之准的新型官僚) 尚处于共同破除贵族统治, 建立治国、治民新政体的共同利益体当中 。
韩非 到 秦时, 距 离秦 孝 公时 期 商 鞅变法已经大约有 123 年之久, 这时期“各国大都起用客卿, 平民阶层中人大量涌入统治阶级, 君臣之间不完全以血缘的纽带作维系, 世卿的制度受到了致命的冲击, `亲亲' 的道理也就说不上了 。地主阶级亟需一种新的理论, 批判奴隶制的君臣关系, 维护封建制的君臣关系 。韩非就担当起了这项论证新型君臣关系的任务”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新型的官僚行政体系已经真正确立起来了, “以法治国”已经成为新型统治方式下的共识。因此韩非在保留了法家对“法治”的重要理论的同时, 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保证“法治”更好地实施上面来。

商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重刑, 办法虽简单, 隐含着的却是其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人是趋利避害的。在这个思想基础上, 韩非与商鞅是相同的, 只是韩非将这个人性观扩大到了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上来 。 韩 非 认 识 的 君 臣 关 系 是 一 日 百 战的, 由于没有了血缘上的联系, 剩下的就只是利之所牵了,“父母之于子也, 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 而况( 君臣之间) 无父子之泽乎 !”问题在于, 对治民来说, 刑重赏厚足以服之, 商鞅变法的巨大成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较之民远近于君的臣来说, 却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因君之好恶隐其善恶, 如此一来, 单纯的刑重赏厚,就不足以使臣了。另一方面, 君之治国依赖于臣,也就是说“法”的实际操作控于臣之手, 基于韩非对君臣关系的认识, 最容易破坏“法治” 的自然便是臣无疑 。所以, 韩非“系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国、亡君”, 极力强调君以术驭臣, 将君臣关系视为一日百战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 商鞅与韩非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 决定了二者对“法治”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的实施, 韩非着重强调了“术”的重要性, 他对“术”的重视基本上超过了对“法”的重视, 但这并不能说明韩非的法家立场发生了转变 。他只是在肯定了“法治”理论重要性的同时, 出于对如何保证其实施的关怀, 充分阐述了“术”的理论和应用。换句话说, 韩非的思想体系在综合以往法家思想的基础上, 已经超越了对法治重要性的论证 。在充分肯定这个前提的情况下, 他将法家思想的发展更加推进了一步, 将重点放在了如何保证法的实施上面来。

从以上分析可知, 从商鞅重“ 法” 到韩非重“术”的这个转变, 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先秦法家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 。这个从法到术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 韩非的重术客观上从商鞅的国家本位一转而成为君主本位 。也许韩非那里还对法治理论关注颇多, 但是后来法家吸收的却都是韩非的重术之学, “后此之法家, 则名为法, 实乃术家言耳 。”这样一来,客观上就将先秦法家从一种治国之学发展成为一种驭臣之术了 。这种转变使得商鞅时期还颇为看重的崇而不阿的法之客观性、权威性进一步被削弱, 君主的无限权力进一步扩大。这导致法家思想体系更加缺乏一种近似形而上的治国精神的存在, 也为后来秦二世而亡 、西汉开始寻求儒家以弥补意识形态上的不足埋下了伏笔。

首先战国时期的法是被动接受的，并不是什么合约之说，其次建立法的执行性有很多方法，徒信立法就是其中之一，再者不管是商君还是韩非子，战国之法并不是建立在“信”上的。

孔孟对信的理解和态度

商鞅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