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明史讲义——孟森

议礼一案，尚不以此为止。兴献皇帝更以称宗祔庙为终极，而凡附和大礼者，皆可挟为颠倒是非报复恩怨之用，其事不胜列举。其中尤以李福达之狱为甚，叙其大略，可见当时朝局。其事盖即在嘉靖六年，正重修《大礼全书》之日，崞县人李福达，坐弥勒教王良、李钺党，戍山丹卫。逃还，更名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丹卫。复逃，居洛川，以弥勒教结邵进禄等起事。事觉，进禄被诛，福达先还家，得免。更姓名曰张寅，挟重赀往来徐沟间，输粟得太原卫指挥，用黄白术干武定侯郭勋，大信幸。其仇薛良讼于巡按御史马录，录问得实，檄洛川父老杂辨之，益信。勋为移书祈免，录不从，偕巡抚江潮具狱以闻，且劾勋庇奸乱法。章下都察院，覆如录奏。诏责勋对状，勋惧乞恩，因为福达代辨，帝置不问。会给事御史部属等数十人交章劾勋，谓罪当连坐，尤以刑部主事唐枢为辨晰。勋再自诉，以议礼触众怒为言。帝心动。勋复乞璁、萼为援，璁、萼以廷臣攻己，亦欲借是泄愤，乃合谋腾蜚语曰：“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勋，将渐及诸议礼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勋益急。帝愈疑，命取福达等至京师，下三法司讯，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讯之，皆无异词。帝大怒，将亲讯，以杨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刑部尚书颜颐寿等不敢自坚，改妖言律。帝犹怒，命法司俱戴罪办事。遣官往械录、潮及前问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豸等。时璋、珏已迁都御史，璋巡抚宁夏，珏巡抚甘肃，皆下狱。廷讯乃反前狱，抵良诬告罪。帝以罪不及录，怒甚，命萼署刑部，璁署都察院，献夫署大理寺，覆谳之。乃尽下尚书颐寿等三法司堂上官十人于狱，严刑推问，搜录箧，得大学士贾咏等有书慰问。帝责咏，咏致仕去。都御史张仲贤以下，凡曾慰问录者亦皆下狱。萼等上言：“请大奋乾断，以彰国法。”帝纳其言，并下劾勋诸臣狱。会讯时，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偶语曰：“此狱已得情，何再鞫？”侦者告萼以闻，亦逮问。萼等遂肆榜[搒]掠，录不胜刑，自诬故入人罪。璁、萼等乃定爰书，言寅非福达，录等恨勋，构成冤狱，因列上诸臣罪名。帝悉从其言，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四人，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其他下巡按逮问者五人，谳未定前先已得谴者六人，录以故入人死未决，当徒。帝必欲置重辟，献夫曰：“张寅未死而录代之死，恐天下不服。”杨一清复力争，乃减死永戍烟瘴地，缘及子孙，遇赦不宥。薛良抵死，众证皆戍，张寅还职，璁、萼等平反有功，赐二品服俸，给三代诰命，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录中备载各疏，独唐枢疏最得情，删去不载。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蔡伯贯就擒，自言：“学妖术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狱，同供李午之孙，其父曰大礼，世习白莲教，结众谋起事。与《大狱录》姓名无异。录中原载福达三子，名大仁、大义、大礼也。由是福达狱始明，而马录早死戍所矣。李同伏诛。是年世宗崩，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李同之狱，乞追夺勋等官爵，优恤马录诸人，以作忠良之气，以前得罪之卿贰大臣尚有因事起用者，台谏曹郎，终嘉靖之世，无一人召复。隆庆初，皆复职赠官，马录首赠太仆少卿（嘉靖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诸谪戍者已释还，唯录不赦）。

详《明史·唐枢传》所载枢言李福达狱之疏。福达实名伏答，犯法戍山丹卫时，案牍中名福达，遂系军籍。选还，更名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丹卫。复选以后，更姓名曰张寅。原问官山西按察使李珏，因见仇控福达之薛良不似良善，而福达身原有龙虎形之朱砂字，今张寅之身已无之；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其实寅父子附籍，乃始于嘉靖元年，非以前所固有。又因军籍福达为崞县左厢都人，崞县左厢都户籍无李福达李午名，唯城坊有李伏答。盖坊与厢本无界限，其贯址实在城坊，名字则书写两歧，遂于初牒举其可疑。经马录集诸供证，判明张寅之实为福达，而以涉及郭勋，遂为璁、萼所假手以兴大狱，于议礼案中添一冤滥惨酷之祸。录枢原疏，以详曲折：
疏言：“李福达之狱，陛下驳勘再三，诚古帝王钦恤盛心，而诸臣负陛下，欺蔽者肆其谗，谄谀者溷其说，畏威者变其辞，访缉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窃惟陛下之疑有六：谓谋反罪重，不宜轻加于所疑，一也；谓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谓薛良言弗可听，三也；谓李珏初牒明，四也；谓臣下立党倾郭勋，五也；谓崞、洛证佐皆仇人，六也。臣请一一辨之：福达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钺从之，其意何为？继而惠庆、邵进禄等师之，其传何事？李铁汉十月下旬之约，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数语，其情何谋？太上元天垂文秘书，其辞何指？劫库攻城，张旗拜爵，虽成于进禄等，其原何自？钺伏诛于前，进禄败露于后，反状甚明，故陕西之人曰可杀，山西之人曰可杀，京畿中无一人不曰可杀，唯左右之人曰不可，则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据此释第一疑。是左右用事之璁、萼等直谓即是福达，亦未可罪以谋反而杀之）。且福达之形，最易辨识，或取验于头秃，或证辨于乡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识之矣；发于戚广之妻之口，是其孙识之矣；始认于杜文柱，是其姻识之矣；质证于韩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识之矣；一言于高尚节、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识之矣；再言于邵继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识之矣；三言于石文举等，是山、陕道路之人皆识之矣。此不必疑二也（此释貌有相似之疑。貌纵极似，不能得如许人皆识为其本身）。薛良怙恶，诚非善人，至所言张寅之即福达，即李午，实有明据，不得以人废言。况福达踪迹谲密，黠慧过人，人咸堕其术中，非良狡狯，亦不能发彼阴私。从来发摘告讦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当疑三也。李珏因见薛良非善人，又见李福达无龙虎形朱砂字，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又见崞县左厢都无李福达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轻纵元凶。殊不知五台自嘉靖元年黄册始收寅父子，忽从何来？纳粟拜官，其为素封，必非一日之积，前此何以隐漏？崞县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于左厢都追察，又以李午为真名，求其贯址，何可得也？则军籍之无考，何足据也？况福达既有妖术，则龙虎形朱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众，后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尽谓薛良之诬矣。此不当疑四也。京师自四方来者，不止一福达，既改名张寅，又衣冠形貌似之（此句当作又形貌似衣冠中人。原文不明了，故《三编》删此句，《明通鉴》亦因之），郭勋从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为妖贼余党，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勋自有可居之过，在陛下既宏议贵之恩，诸臣纵有倾勋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狱者曰诬，必言所诬何因；曰仇，必言所仇何事。若曰薛良，仇也，则一切证佐非仇也；曰韩良相、戚广，仇也，即高尚节、屈孔、石文举非仇也；曰魏泰、刘永振，仇也，则今布按府县官非仇也；曰山、陕人，仇也，则京师道路之人非仇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尽释，明正福达之罪，庶群奸屏迹，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为民。

十五年十月，更定世庙为献皇帝庙。先是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员外郎邵经邦疏言张璁复召为足致天变。下镇抚司拷讯，谪戍福建镇海卫。然其疏中有用贾谊语，云：“万年之后，庙号世宗，子孙百世不迁。”不无隐动帝意（帝勤勤礼制为百世计，自命足当明之世宗，后来亦果以此为帝号）。十四年二月，改庙制作九庙时，谕阁臣曰：“今拟建文祖庙为世室，则皇考世庙字当避。张孚敬（张璁时已避帝嫌名，奏请改名，帝赐名孚敬）言世庙著《明伦大典》，颁诏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称太宗庙，其余群庙，不用宗字，用本庙号，他日递迁，更牌额可也。”从之。未几，孚敬罢。明年，帝谕礼部尚书夏言曰：“前以皇考庙比世室之义，名曰世庙。今分建宗庙，唯太宗世宗不迁，而世之一字，来世或用加宗号，今加于考庙，又不得世宗之称，徒拥虚名，不如别议。可会议以闻。”言等议未上，帝复谕曰：“皇考庙名，如题曰献皇帝庙，庶别宗称，且见推尊之意。”于是言等议：“庙以谥名，既合周典，又与列圣庙号同符，请敕所司择吉题额，宣付史馆。”从之。
献皇帝庙既立，止举时祀，不祀太庙。至十七年夏，有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学士熙子也，熙于嘉靖三年伏阙争大礼时，廷杖遣戍，死于戍所。坊家居贫乏，思效张、桂等片言取通显，上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为宗，以配上天。”下礼部议。尚书严嵩等于配天具功德及亲亲二说以进，但举汉、唐、宋亲亲已有先例，至称宗则以为与衬庙相及，不敢妄议。帝曰：“配享皇考称宗，不为过情。”复命集议。户部侍郎唐胄疏争，略言：“《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周公制作礼乐，而文王适为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之问，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成王不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康王不废文王配天而移于成王。后世乃误识《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故宋儒朱熹谓后来第为严父之说所惑。陛下力正大伦，答张孚敬、席书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岂敢有干太庙？’顾今日乃惑于丰坊之说乎？明堂礼不可废，唯当奉太宗配。若献皇帝得圣人为之子，不待称宗议配，而专庙之享，百世不迁矣。”疏入，下胄锦衣狱，黜为民。嵩乃言皇考侑飨，允合严父配天之周道。坊待命久之，无所进擢，归家悒悒以死，人咸恶其畔[叛]父。
配天议定，而称宗袝庙，又命集议。严嵩等议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为有德不迁之庙。帝以疏不言袝庙，不悦，留中。作《明堂或问》难嵩，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乐甚备，具言古者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次，皇考与孝宗当同一庙。奏上，群臣无敢异议。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改称太宗庙号曰成祖，尊献皇帝庙号为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庙，跻武宗上。初张璁议礼，有同年生胡铎亦主考兴献王，璁要之同署，铎曰：“主上天性，固不可违；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献王不已则宗，宗不已则入庙，入庙则当有祧，以藩封虚号而干治世之宗可乎？且入庙则有位，将位于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为之臣，死不得跻于君，然鲁尝跻僖公矣，恐异日不乏夏父之徒也。”至是果如其言。

第三节 议礼前后之影响
嘉靖一朝，始终以祀事为害政之枢纽，崇奉所生，已极憎爱之私，启人报复奔竞之渐矣。帝于大祀群祀，无所不用其创制之意，而尤于事天变为奉道，因而信用方士，怠政养奸，以青词任用宰相，委政顺旨之邪佞，笃志玄修，更济以独断自是，滥用刑辟，遂有权相柄国，残害忠良。议礼稍竣，而严嵩进用，始犹有相轧之夏言，言不得其死，而嵩独专国政十四年，正人受祸不知凡几，其影响皆由帝僻好神祇符瑞之事来也。嘉靖二年闰四月，帝始用太监崔文言，建醮宫中，日夜不绝。杨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为喻，优旨报纳，然修醮如故。给事中刘最上章极谏，且劾文耗帑金状，而帝从文言，命最自核侵耗数。最言帑金属内府，虽计臣不得稽赢缩，文乃欲假难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为广德州判官。廷臣论救，不纳。文憾不已，嗾其党芮景贤奏最在途仍故衔，乘巨舫，取夫役，巡盐御史黄国用复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诏狱，国用谪极边杂职，最戍邵武。其后帝益好长生，斋醮无虚日，命夏言为监礼使，顾鼎臣等充导引官。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之。自此词臣多以青词干进矣。
七年春，灵宝人言黄河清者五十里。遣太常往祭告。御史周相疏谏，帝震怒，下之狱。四月，南赣巡抚汪奏所部有甘露降，为帝仁孝之感。帝喜，遂告郊庙。于是告祥瑞者踵至。
七年，既定《明伦大典》，帝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九年五月，作四郊，分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坛于东西郊，以春秋分祭。帝又议建雩坛，于孟夏行大雩礼。议太社太稷，以句龙、后稷配。议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议祀高禖之神于皇城东。虽皆命下礼官，多以独断决之。于时畿内、河南、湖广、山东、山西悉灾，岁大饥，方诏群臣修省，而希旨者诡言祥瑞，廷臣称贺。兵部主事赵时春上疏言：“灾变求言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词面谩，盖自灵宝知县言河清受赏，都御史汪继进甘露，今副都御史徐瓒、训导范仲斌进瑞麦，指挥张楫进嘉禾，及御史杨东又进盐华，礼部尚书李时再请表贺。仲斌等不足道，、瓒司风纪，时典三礼，乃罔上欺君，坏风伤政。”帝责时春妄言，谓：“既责大臣科道不言，彼必有谠言善策，令条具以闻。”时春惶恐引咎未对，帝趣之，乃上言：“当今之务，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曰信号令，曰广延访，曰励廉耻。最急者：曰惜人才，曰固边圉，曰正治教。其正治教为请复古冠婚丧祭之礼，绝醮祭祷祈之术，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箓，依托经忏，幻化黄白飞升遐景，以冒宠禄者，即赐遣斥，则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览之愈怒。七月戊子朔，下时春诏狱掠治，黜为民。十一月，更定孔庙祀典，尊孔子曰至圣先师，去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不复称公侯伯。制木为神主，其塑像即令屏撤，敕天下学官别建启圣公祠，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遂为定制。

十四年二月，作九庙。初洪武八年，改建太庙，定为同堂异室之制。成祖迁都，建庙如南京。帝更定庙祀，锐意复古，谕阁臣曰：“宗庙之制，父子兄弟，同处一堂，于礼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专庙南向。”诸臣上议，历年未决，至是尽撤故庙改建之，诸庙合为都宫，庙各有殿，有寝，太祖庙寝后有祧庙，奉祧主藏焉。太庙门殿皆南向，群庙门东西向，内门殿寝皆南向（二十年四月，九庙灾，议重建久之，仍复同堂异室之旧。二十四年六月乃告成）。
诸庙合为都宫句，用《纪事本末》文，《明史·礼志》误合作各，以后各书皆误。《礼志》上文明有中允廖道南言：“太宗以下，宜各建特庙于两庑之地，有都宫以统庙，不必各为门垣”云云。则都宫乃九庙之外围，太祖庙正中南向，两世室及三昭三穆皆在两庑，合之则称都宫也。《纪事本末》不误。
帝以冀长生而奉道，然不信佛，故于锢蔽中尚少一蔽。禁中有元时所造大善佛殿，藏金银像及佛骨佛牙等物，十五年五月，议以其地建太后宫。夏言请敕有司将佛骨等物瘗之中野。帝曰：“朕思此类，智者以为邪秽而不欲观；愚民无知，必以奇异奉之，虽瘗中野，必有窃发以惑民者，其毁之通衢。”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皆铸象神鬼淫亵之状。又金函玉匣藏贮佛首佛牙之类，及支离傀儡，凡万三千余斤。
帝之排斥异端若此，可谓明且决矣。然沉溺于方士之说，则又大惑不解。然则此亦以异端攻异端，入主出奴之见，非得力于正学也。大抵方士挟障眼幻术，而假道教以为名，帝时见其变幻形象，遂笃信之，而佛法则无当时之征验耳。
是年，以道士邵元节为礼部尚书。元节，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三年，召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专司祷祠，封真人，总领道教，班二品。赠其父太常丞，并官其孙及曾孙。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及是皇子迭生，嘉其祷祀功，拜尚书，赐一品服。十七年十一月，以献皇帝既称宗配帝，躬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号，恭进大号（此与宋徽宗政和六年上玉帝徽号同其不经）。

帝好神仙，以谏得罪者甚众。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以所炼白金器百余因郭勋以进，云以盛饮食物供斋醮，神仙可致。帝立召与语，大悦。朝用言帝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帝益悦。谕廷臣：“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举朝愕不敢言，太仆卿杨最抗疏谏曰：“陛下春秋方盛，乃圣谕及此，不过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栖澡炼者所为，岂有高居黄屋紫闼，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臣虽至愚，不敢奉诏。”帝大怒，亟下诏狱，杖杀之。监国议亦罢。时日事斋醮，久不视朝，工作烦兴。岁频旱，二十年元日微雪，夏言、严嵩作颂称贺。御史杨爵抚膺太息，上疏言失人心致危乱者五端：一言夏秋不雨，畿辅千里，已无秋禾，一冬无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正忧惧不宁之时，而辅臣方称颂符瑞，欺天欺人。翊国公郭勋，中外皆知为大奸大蠹，宠之使稔恶肆毒，群狡趋附，善类退处。二言臣巡视南城，一月中冻馁死八十人，五城共计，未知有几？而土木之功，十年来止。工部属官，增设至数十员。又遣官远修雷坛，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三言陛下即位之初，励精有为，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未睹圣容，敷陈未聆天语，人心日益怠偷，中外日益涣散。四言左道惑众，圣王必诛，今异言异服，列于朝苑；金章紫绂，赏及方外。保傅之职，坐而论道，举而畀之奇邪之徒。上之所好，下必有甚，妖盗繁兴，诛之不息。五言往岁太仆卿杨最，出言而身殒，近日赞善罗洪先等，皆以言罢斥。古今有国家者，未有不以任德而兴，拒谏而亡，忠荩杜口，则谗谀交进，安危休戚，无由得闻。帝震怒，立下诏狱榜[搒]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所司请送法司问罪，帝不许，命严锢之。主事周天佐、御史浦以救爵，先后棰死狱中，自是无敢救者。
雷坛者，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务宏侈，程工峻急，工部员外郎刘魁欲谏，度必得重祸，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前营大享殿、大高元殿，诸工尚未告竣。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帝震怒，杖于廷，锢之诏狱。
段朝用因郭勋献所炼银器，又献万金助雷坛工，授紫府宣忠高士。更请岁进数万金，以资国用。帝益喜。已而术不验，其徒王子严攻发其诈，帝执子严、朝用付镇抚拷讯，朝用所献银故出勋资，事既败，帝亦寝疏勋。二十年九月，勋亦下狱，朝用乃胁勋贿，捶死其家人，复上疏渎奏，帝怒，论死。勋之下狱也，以给敕令与兵部尚书王廷相等同清军役，敕具，勋久不领，言官劾之，勋疏辨，有“何必更劳赐敕”语。帝怒，责勋悖慢无人臣礼。给事中高时因尽发勋贪纵不法十数事，乃下锦衣卫狱。夏言与勋交恶，阴持勋狱穷究之。帝念勋曾赞大礼，谕勿加刑讯，所司奏上当勋罪斩，帝令法司复勘，法司更当勋不轨罪斩，没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宽勋，屡示意指[旨]，而廷臣恶勋，谬为不喻指[旨]者，更坐重辟，久之，勋竟死狱中。

邵元节死于嘉靖十八年，帝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护丧还，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荣靖。陶仲文亦由元节引荐，以辽东库大使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寻加少傅，仍兼少保，继元节而恩宠过之，盖位极人臣者二十年，然与元节尚均安静少罪恶。世宗奉道事实，以仲文一传为特详，以其历年久也，略载如下：
《佞幸·陶仲文传》：“初名典真，黄冈人，受符水诀于罗田万玉山。与邵元节善。嘉靖中，由黄梅县吏为辽东库大使。秩满需次京师，寓元节邸舍。元节年老，宫中黑眚见，治不效，荐仲文，以符水噀剑绝宫中妖。庄敬太子患痘，祷之而瘥。帝深宠异。十八年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何祥，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授高士，寻封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监国，专事静摄。太仆卿杨最疏谏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祷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婿吴浚、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既请建雷坛，又请建于其乡县以祝圣寿。黄州同知郭显文监工，工稍稽，谪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趣甚急，公私骚然。杨爵、刘魁言及之，给事中周怡陈时事，有‘日事祷祀’语。悉下诏狱，拷掠长系。吏部尚书熊浃谏乩仙，即命削籍（浃先以赞大礼入《大礼集议》正取）。自是中外争献符瑞，焚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者。二十年，帝遭宫婢之变（二十一年十月宫婢杨金英等伺帝熟寝，以组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陶传》作二十年，当脱一字），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帝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辈皆缘以进。其后夏言以不冠香叶冠，积他釁[衅]至死，而严嵩以虔奉焚修，蒙异眷者二十年。大同获谍者王三，帝归功上玄，加仲文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唯仲文而已。久之，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荫子世恩为尚宝丞，复以圣诞加恩给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为高士。时都御史胡缵宗下狱，株连数十人（缵宗于十八年为河南巡抚，帝幸承天，迎驾有诗，中有“穆王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磨”之句，为所治凶狡属员王联讦告下狱，刑部尚书刘讱讯得诬罔状，坐联父子死，而狱仍不解，并罪 等）。二十九年春，京师灾异频见，帝以咨仲文，对言：‘虑有冤狱，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缵宗等爰书，帝悉从轻典，果得雨。乃以平狱功，封仲文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弘经、永宁封真人。仇鸾之追戮也（鸾请开马市，诸边日苦便暴，帝罢其戎政职，鸾恚恨疽死。先与严嵩相结，后相轧仇怨，为嵩构其罪，追戮其尸），下诏称仲文功，增禄百石，荫子世昌国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齐河县道士张演升建大清桥，浚河得龙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尺，类有神相。’帝即发帑银助之。时建元岳湖广太和山既成，遣英国公张溶往行安神礼，仲文偕顾可学建醮祈福。明年圣诞，加恩荫子锦衣百户。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又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十八年立载壑为皇太子，二十八年年十四，行冠礼，后二日薨，谥庄敬，遂不复立太子）。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玄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帝自加道号，并诬及考妣，荒惑可丑，亦可谓忘身辱亲矣。唯此传一见，《纪事本末》微有异同，别见后）。明年，仲文有疾，乞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冠法宝，及白金万两。既归，帝念之不置，遣锦衣官存问，有司以时加礼，改其子尚宝少卿世恩为太常丞，兼道录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仲文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余，帝闻痛悼，葬祭视邵元节，特谥荣康惠肃。”（秩谥于隆庆初与邵元节均追削。世恩官至太常卿，亦坐与王金伪制药物，于隆庆元年下狱论死）

《纪事本末》帝所上各道号，其皇妣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止此而已。更加孝烈皇后号“九天金阙玉堂辅圣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后，方氏，为帝所更立之后，崩于二十六年。《纪事本末》所叙为得其实，可以订史文之脱误。
世宗于议礼之后，继以奉道。议礼之摧折廷臣，以张璁、桂萼尸其祸，而璁、萼所未尽者，大抵由帝独断，而严嵩辈成之。至奉道之祸毒正人则尤远过于议礼。盖修道则务静摄，静摄则万几假手于阁臣，阁臣唯能以力赞玄修者，为所信任。嘉靖中叶以后，用事之臣固无不以青词邀眷，然用此以擅权固宠，以一念之患失，不得不与全国之正士为仇，此则以严嵩一人关系嘉靖中叶以后之朝局，迨其败，而世宗亦将弃世矣。即以严嵩一传见二十余年事变之绪，录其略于左：
《奸臣·严嵩传》：“嵩，字惟中，分宜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正德间嵩恒不在朝，为褒贬所不及，故有恬淡之誉）。还朝久之，进侍讲，历祭酒。嘉靖七年，以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即兴献王葬地），还言：‘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鹤绕集，碑入汉江，河流骤涨（是时御制《显陵碑》，遣嵩往竖碑祭告）。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帝大悦，从之（是为希旨贡谀之始）。廷议更修《宋史》，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内阁（十五年闰十二月，夏言以礼部尚书入阁），命嵩还掌部事。祀献皇帝明堂，已，又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嵩惶恐尽改前说，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嵩科第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跽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沉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遂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久之，请解部事，遂专直西苑。帝尝赐嵩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寻加太子太傅。翟銮资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讽言官论之，銮得罪去。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闻票拟事，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显夏言短，乃请：‘凡有宣召，乞与成国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赞、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杨故事。’帝不听，然心益喜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久之，帝微觉嵩横，时赞老病罢，璧死，乃复用夏言，帝为加嵩少师以慰之。言至，复盛气陵[凌]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知陆炳与言恶，遂与比而倾言（炳亦在《佞幸传》），窥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构言，及曾铣俱弃市（铣主以兵复套，言欲倚铣成大功，铣辄破敌，帝亦向之，廷议皆右铣。时亦有争言河套不可遽复者，帝意忽变，嵩遂极言不可复，廷臣亦尽反前议如嵩说，嵩且谓向拟褒铣，己不与闻，会虏寇边，归罪复套启衅）。既倾杀言，益伪恭谨。言尝加上柱国，帝亦欲加嵩，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乞免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而以世蕃为太常卿。嵩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护己短，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致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张经为嵩党赵文华所构，方剿倭，劾经养寇失机论死。方疏上，经大捷，文华攘其功，谓己与胡宗宪督师所致。继盛以劾嵩系狱已三年。嵩必欲杀之，以经为养寇重罪，帝所必诛，请帝旨疏尾附继盛，遂并命弃市）。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俺答薄都城，慢书求贡，帝召嵩与李本（本亦夏言败后新入阁）及礼部尚书徐阶入对西苑，嵩无所规画[划]，委之礼部，帝悉用阶言，稍轻嵩。嵩复以间激帝怒，杖司业赵贞吉而谪之。兵部尚书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诸将战（嵩谓汝夔：“塞上败，可掩也，失利辇下，上无不知，谁执其咎，寇饱自扬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战），寇退，帝欲杀汝夔，嵩惧其引己，谓夔曰：‘我在，毋虑也。’汝夔临死，始知为嵩绐（事在二十九年，是为庚戌虏迫京师之役）。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遗嵩，致寇乱益甚。及胡宗宪诱降汪直、徐海，文华乃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书俸，无谢，自是褒赐皆不谢。

帝尝以嵩直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唯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嵩父子独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媺，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辈皆惴惴事嵩。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寖厌之，而渐亲徐阶。会阶所厚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各疏论嵩，嵩因密请究主使者，下诏狱穷治无引，帝乃不问而慰留嵩，然心不能无动，阶因得间倾嵩。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旨]，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唯世蕃一览义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帝不悦，而徐阶营万寿宫甚称旨（帝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营建，以问嵩，嵩请还大内，帝不怿；问阶，阶请以三殿余材责雷礼营之，可计月而就，帝悦，如阶议。命阶子璠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即日徙居之），帝益亲阶，顾问多不及嵩。嵩惧，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唯公乳哺之。’阶谢不敢。未几，帝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道行以扶乩得幸，故恶嵩。帝问：“天下何以不治？”道行诈为乩语，具道嵩父子弄权状。帝问：“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欲逐嵩），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知其事，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溺爱世蕃负眷倚，令致仕，驰驿归，有司岁给米百石，下世蕃于理。嵩为世蕃请罪，且求解，帝不听。法司奏论世蕃及其子锦衣鹄、鸿、客罗龙文戍边远。诏从之，特宥鸿为民，使侍嵩。而锢其奴严年于狱。擢应龙通政使参议。时四十一年五月也。龙文官中书，交关为奸利，而年最黠恶，士大夫竞称萼山先生者也。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阶极陈不可，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辅玄修乃可，敢更言蒿、世蕃者，并应龙俱斩。’嵩知帝念己，乃赂帝左右，发道行阴事，系刑部俾引阶，道行不承，坐论死，得释（谓释阶不引，道行则死狱中）。

嵩初归至南昌，值万寿节，使道士蓝田玉建醮铁柱宫，田玉善召鹤，嵩因取其符箓，并己《祈鹤文》上之，帝优诏褒答。嵩因言：‘臣年八十有四，唯一子世蕃及孙鹄，皆远戍，乞移便地就养，终臣余年。’不许。世蕃被应龙劾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园亭，其监工奴见袁州推官郭谏臣不为起。御史林润尝劾嵩党鄢懋卿，惧相报，因与谏臣谋发其罪，且及冤杀杨继盛、沈炼状。世蕃喜，谓其党曰：‘无恐，狱且解。’法司黄光升等以谳词白徐阶，阶曰：‘诸公欲生之乎？’佥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世蕃与其党谋：贿字非上所深恶，唯聚众通倭为大恨，但扬言杨、沈狱为大罪，次受贿，余皆不足畏，则狱自解。光升等闻之以为然，遂以之定为谳词）为手削其草，独按龙文与汪直姻旧为交通，贿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制拟王者，又结宗人典楧，阴伺非常，多聚亡命，龙文又招直余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先所发遣世蕃班头牛信亦自山海卫弃伍北走，诱致外兵，共相响应。即日令光升等疾书奏之，世蕃闻，诧曰：‘死矣！’遂斩于市。籍其家，黜嵩及诸孙皆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嵩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
世蕃伏诛，时已四十四年，阅年余，帝亦崩矣。终帝之世，奉道不懈。四十一年，严嵩已败，而是年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书，时江西丰城县方士熊显，进法书六十六册，诏留览，赐显冠带。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时陶仲文已死）及符箓秘书，阅二年还朝，上所得法秘数千册，荐方士唐秩、刘文彬等数人。儆、大任俱擢侍讲学士，秩等赐第京师。时严嵩既罢，蓝道行亦被谴，宫中数见妖孽，帝春秋高，意悒悒不乐，中官因设诈以娱之，尝夜坐庭中，获一桃御幄后，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曰：“天赐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复获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谢玄告庙。未几，寿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贺。帝以奇祥三锡，天眷非常，手诏褒答，事在四十三年。明年六月，睿宗原殿东柱产金色芝一本，帝大悦，告于太庙，百官表贺。因建玉芝宫。十一月，奉安献皇帝、后神主于玉芝宫。

帝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独上疏言之，是为嘉靖朝最后建言之名疏，读之可以结嘉靖间士大夫敢言之局。疏略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捐纳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嫌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作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矣。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奭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陛下又将谓悬刑赏以督责臣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即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材三为户部尚书：第一次以忧去，在嘉靖十年；第二次忤郭勋，帝令致仕去，在十七年；第三次亦忤勋，屡为所劾，又以醮坛需龙涎香，材不以时进，帝衔之，遂责材沽名误事，落职闲住，归，旋卒，在十九年）。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无成也。”此疏直攻帝失，尤切指玄修，中帝所最忌，为自来所不敢言，竟未遭大谴，殆亦帝临终有悔萌矣。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为之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日，尝曰：“此人可方比干，但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邪？”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阶力救，奏遂留中（是年十二月帝崩，穆宗即位，次日即释出）。
帝求仙而身日病，病久，忽欲南幸兴都取药，徐阶力谏而止。四十五年十一月，服方士王金等所献丹药，病遂甚。时方士至者日众，帝知其妄，无殊锡。王金思所以动帝，乃伪造诸品仙方，与所制金石药同进，其方诡秘，药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发，病遂不能愈。十二月庚子（十四日），帝大渐，自西苑还乾清宫，是日崩。
自武宗大为不道，而士大夫犹补苴其间，所受挫折未甚。世宗英断，资质之可与为善，自非武宗所及，然终身事鬼而不事人。早年亦有意图治，《明实录》：万历初，张居正进讲文华殿时，言世宗皇帝嘉靖初年于西苑建无逸殿，省耕劝农，以知王业艰难。又命儒臣讲《周书·无逸篇》，讲毕，宴文武大臣于殿中。至其末年，崇尚焚修，圣驾不复临御，殿中徒用以誊写科书，表背玄像而已，昔时勤民务本气象，不复再见，而治平之业亦寖不如初。此可见当时政治消长之状。
帝又以坚僻怙过，拒谏立威，廷杖之事，习为故常。小小舛误，一申饬可了之事，亦用杖刑。摧辱言官，其忤意被杖者可想。三十二年元旦，以贺表语乖文体，逮礼科给事中杨思忠，于午门外杖之百，罢为民，六科官各夺俸一月，以思忠初议孝烈皇后不袝庙，帝心衔之也。孝烈后方氏，崩于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议后主袝庙，自始固未有帝在而后先袝庙者，帝以皇考睿宗入庙，恐后世议祧，遂欲当己世预祧仁宗，以孝烈袝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尚书徐阶言后无先入庙者，思忠亦主阶议，帝大怒，阶皇[惶]恐不敢守前议，遂祧仁宗，升袝孝烈。此皆非礼之举，而仇守礼之臣，又匿怨而假他微罪发之，益非人君使臣以礼之道。然用刑手滑，至次年三十三年正旦，又以贺表中失抬万寿字，诏锦衣卫逮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各廷杖四十，以此可知当时用威之滥矣。

明开国以来节俭爱养，藏富于民之意，久而不渝。至宪宗晚年渐不如昔，孝宗稍复前规，及武宗则不知祖训为何物，但祖宗所养之士，类以守法为事，武宗及其所昵之群小，尚不能力破纲纪。至世宗因祷祀而土木，糜费无限，遂开危亡之渐。《食货志·赋役门》云：“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余万，加派于是始。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为其地奏留，或请免，浙、直以备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唯停格军兴所征发，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而内廷之赏给，斋殿之经营，宫中夜半出片纸，吏虽急，无敢延顷刻者。”又云：“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俭朴，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余两（明代币贵工贱，一殿用银至二千万余两，又有下文工食米万三千余石，岂不可骇？然《明史稿》文亦同，知非字误。夫祖宗宫殿朴俭，后世正当知美德所贻，况太素命名，更何得以雕峻污之），役工匠三千余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余石。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皆窃官银以媚之。给事中张原言：‘匠夫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蒙公室乎？’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料直[值]百余万，车脚雇运三四十万。承天工役十余处，费亦数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亟，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之。”

又《仓库门》：“嘉靖初，内府供应视弘治时，后乃倍之。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余万，续收者贮之两庑，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谓之老库，两庑为外库。及是时，老库所存仅百二十万。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入内库（金花银始于正统初，岁折漕粮以百万为额，尽解内承运库，其前偶有折漕俱送南京供武臣禄，各边缓急亦取足焉。折色本色，均充国用，不生分别。正统改解以后，不送南京，自给武臣禄十余万外，余皆充御用，谓之金花银）。正统三十七年，令岁进内库银百万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
又《采造门》：“世宗初，内府供用，减正德十九。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给，黄白蜡至三十余万斤，又有召买，有折色，视正数三倍。沉香、降香、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又分道购龙涎香，十余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葡萄牙占澳门盖始于此）。方丘、朝日坛，爵用红黄玉，求不得，购之陕边，遣使觅于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睛、祖母绿石、绿撤孛尼石、红刺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石，无所不购。”
以上就《食货志》中世宗时用财浮滥之事略举之。盖取民之制，至世宗而坏，一切苟且，多取以济急，而实暂赢而绌于永久，愈多取乃愈匮乏。祷祀与土木相连，古来帝王之奉道奉佛皆然，逼取人民之膏血，以媚神佛，谓可求福，无不得祸。古云：“四海困穷，天禄允终。”理不可易。明祚中衰，以正德、嘉靖为显著，当时尚无人民负担加重，即事业开发加多之学说，其奢俭之为得失，犹易考见。至新学说行，则当问取之于民是否用之于民，民不拒官之取，是否能监视官之用于民事与否，则读史者所应借鉴而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