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技术标准正成为国际规则制定权之争的重点
　　 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重点正向技术标准集中。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在众多领域都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制定国际规则包括国际技术标准上遇到的阻力较小。例如，美国于1993年对“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的附件进行修改，其中火箭出口限制的技术标准由1991年的300公里射程和500公斤载荷改为“主要参数超过300公里射程/500公斤载荷的完整火箭系统”。美国的GPS系统是唯一的全球通信系统，因此全球通信技术标准基本上以美国为准。而如今，美国在通信技术领域的优势有所下降，其制定技术标准的主导权相对萎缩，因此在通信技术标准方面的竞争也就凸显起来。
自古以来，制定技术标准就是利益和权力的问题。秦始皇成功地实行了车同轨、度同尺、钱同币、币同形。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犹太人的领袖摩西也都曾搞过统一度量衡，但没有秦始皇那么成功。历史上这些技术标准的制定都是由利益推动的，由权力决定的。如今，全球通信技术标准的冲突在性质上仍是利益驱动的权力冲突，即美国担心中国网络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其无法维持在该领域的主导权。于是，美国不惜采取抓人的粗鲁手段遏制华为。
华为的5G技术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与以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直接相关。过去15年，数字经济的增速是全球 GDP增速的2.5倍。2018年美国和中国的数字经济已分别占各自GDP的58%以上和38%以上。数字经济正在加速成为世界财富的最主要来源，而通信技术又是数字经济增长的关键。通信技术既关系经济发展，也直接影响军事能力，对提高综合国力水平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加之全球化时代的通信技术标准又必然是全球性的，于是国际规则制定权在通信技术标准上的争夺就凸显起来。2018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登记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行业是数字通信技术，占8.6%；其次是信息技术，占8.1%。目前，中国公司拥有的5G标准专利占全球的36%，美国占14%。截至2019年2月初，华为拥有1529项5G标准专利，超过任何公司，美国的高通公司拥有787项。华为在5G上的技术优势，使其自然成为美国遏制的首要对象。

2、当前国际格局两极化竞争的核心是技术优势
　　 美国遏制华为5G，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崛起对美国制定国际规则主导权的冲击。所有国际规则都是依据相关事物的最优水平制定的。也就是说，拥有最大技术优势的国家具有最大的技术标准制定权。技术优势包括了技术水平优势和价格优势两个方面。近年来，中国与美国在技术上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在个别领域甚至超过美国。这难免使美国担心中国在技术创新上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创新能力超过美国则意味着中国综合国力将超越美国。2018年，美国申请登记的国际专利为56142件，居世界第一；中国为53345件，位居第二，与美国差距不到5%。与国际格局两极化相似，通信领域也呈现出中美两极化趋势。而华为是中国在通信领域里的带头羊，其2018年申请注册了5405件国际专利，占中国申请总数的10%以上。为了抑制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速度，美国借助盟国力量共同遏制华为，符合其在两极格局中进行竞争的传统策略。
其他国家在5G问题上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压力，这与两极格局下中小国家面临的情况相似。国际格局的中美两极化已经使很多国家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压力。先是东盟国家采取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对冲战略。之后这种战略为东欧国家所效仿。现在，日本和西欧国家也开始在中美之间搞战略平衡。意大利甚至成为首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备忘录的G7国家。通信技术领域里的中美两极化，同样使其他国家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的问题。不过，在通信技术领域里，选边的原则不是政治制度的异同，而是技术和价格的优势。
发达国家在5G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反映出意识形态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力在下降。自2016年起，冷战后获得国际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出现衰落，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中国崛起也是原因之一。中国缩小与美国在综合实力上的差距，使人们怀疑自由主义制度的效率。中国缩小与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差距，同样促使人们怀疑美国制度在技术进步中的优势。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角度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判断国家间的关系。例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依据意识形态原则，在5G问题上选择支持美国；但西澳大利亚州的地方政府却不同意联邦政府的政策取向，决定由华为为该州的地铁建设提供通信设备。这也反映出技术优势对决策的影响力上升，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相对下降。

3、网络技术使政治意识形态暗淡
　　 网络技术使意识形态失去魅力。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前辈向晚辈学习的社会(pre-figurative society)。网络学习的便利条件使年轻人可以不求教于前辈，而老年人则因神经老化，大脑获取和处理图像的速度缓慢，在使用网络时有较大困难，而不得不求教于年轻人。这种现象使前辈对后辈的权威下降。与此同时，网络学习提高了年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于是他们不但难以认同老一辈的意识形态，甚至对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反感。2017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二战前出生的人中，有70 %以上的人认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而生于1980年代和其后的人中，只有不到1/3的人持这种看法。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做的调查的结果也非常相似。网络技术使知识得到广泛传播，由此人们的科学理性得到了提高，从而对科学技术的信任超越了对强调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的信任。
欧洲国家不支持美国遏制华为的政策，首要原因是技术上的需求，同时也表明意识形态已不再是欧洲决策者判断国际伙伴和对手的第一原则。不仅欧洲国家的对外决策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倾向，2017年以来印度和日本也在淡化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印度政府不但不参与遏制华为的5G技术，而且还将美日印澳战略对话(Quad)的级别从副部级降到正局级。安倍于2006年首次当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过建立“价值观同盟”，但2018年以来，他不再提这个概念了，甚至将“印太战略”解释为经济合作而不是军事合作。
西方国家在5G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有可能意味着政治意义的“西方国家”这一概念已不太适用于分析现行的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战略合作结束了，标志是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从此“东方国家”这个概念就不再被用于分析国际政治问题了。如今，在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也要失去这种划分国际政治身份的作用。“西方国家”这个概念不仅无法用于解释在5G问题上的大国分野，对其他许多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分歧也都不适用。例如，在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日欧对抗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和巴以问题上，中俄欧对抗美国。从目前趋势上看，不排除十年后，“西方国家”也不再是国家的政治身份了。

　 中美5G之争不过是国际规则之争在通信技术标准上的表现。今后，只要中国继续缩小与美国在技术上的差距，不同领域的技术标准之争就还会相继而来。技术优势比意识形态对大国战略关系的影响更大，这将有助于防止以意识形态之争为核心的冷战重新发生。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政治力量的划分有可能出现新的三个世界，即“技术创新国”“技术商业化国”和“技术使用国”。投入科技创新的资源多少与大国战略竞争的胜负正在形成正相关关系，而投入意识形态之争的资源多少则与后者有可能是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