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这是来自一个菜鸡萌新的作死填坑尝试

第一章完

前方曼叔开车预警，现在下车还来得及，下不去车的请扶稳坐好

我是一名圣公会教徒，主要信仰天主教（同样有着严苛的教规，但现在没有那么多规矩了），而且学校是与宗教派别无关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普莱丝女士。有时她开始上圣经课时会问，“这里有天主教教徒吗？”如果没有人回答，她会痛斥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对我们讲他们怎么曲解了圣经而且供奉错了神像而去向教皇和圣母玛丽亚祷告。我会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并且拒绝接受这些东西，不知道是该恨她还是把我作为一个圣公会教徒养大的父母。
更大的针对个人的羞辱是在礼拜五的议会上，当被邀请来的讲说者讲述起他们在过去怎么当娼 妓、嗑 药成瘾、从事黑魔法，直到他们遇到了神，选择了他正义的道路并获得了重生。这就像一个撒旦教的匿名会。他们讲完了之后，每个人都会低下头来祷告。如果有人没有获得重生，没能成功的主持研讨会的牧师会让他们上台，举起他们的手从而获得救赎。每次这个时候我都知道我应该走上去，但我没有胆量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站到台上，而且也不好意思去承认我在道德上和宗教上落后于其他人。

今日份的更新：
唯一能施展我的特长的地方就是溜冰场，甚至连这个地方都摆脱不了和世界末日的联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滚轴溜冰冠军，为此最终我请求我的父母用他们为周末度假攒下的钱买了一双价值超过400美元的专业滚轴溜冰鞋。我溜冰时的同伴一般是丽萨，一个体弱多病的、永远那么拘谨的女孩，但不论如何她是我一见钟情的初恋。她来自于一个严苛的宗教家庭。她的母亲是厄内斯特·安格雷神父——当时最臭名昭著的靠信仰给人们治病的电视福音布道者之一——的秘书。 我们练完轮滑之后的“约会”通常从在溜冰场的冷饮柜边做“自杀药水”——一种变了色的可乐、七喜、香吉士橙汁和根汁汽水的混合物——开始，在结束时我们会去一趟安格雷神父的豪华的教堂。
安格雷神父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人之一：他直直的牙齿像浴室地上的瓷砖一样闪闪发光，一顶假发扣在他的头顶上，就像一顶用从浴室地漏上拣来的湿头发做的帽子，他总是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西服，系着一条薄荷绿色的领带。他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令人厌恶的不自然的气息，从他刻板的、过度修饰的外表到他那让人联想到“厄内斯特天使”的名字。
每个礼拜他都叫许多残疾人上台，并在数百万电视机前的观众面前宣称自己治愈了他们。他会把手指戳到聋人的耳朵里或者是盲人的眼睛里，大喊着“妖魔鬼怪去无踪”或者“说吧宝贝”，然后摇晃着他的手指直到台上的人晕过去。他的布道和学校的那些很相似，神父会用画作尽展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恐怖之处——在我的周围处处都是尖叫着的人，昏厥过去的人，还有用方言议论着的人。在布道的其中一个环节，所有人都会往台上扔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有银币和卷起来的钞票像下雨一样纷纷落下，而安格雷神父会开始证实天庭和复仇女神的存在。教堂的墙壁上挂着他卖出去的编了号的版画，刻画了许多骇人的场面，像是四个末世的骑士穿过一个像日落时的坎顿市一样的小镇，在他们的后面留下一路被割破喉咙的死尸。
布道会持续三到五个小时，如果我睡着了，他们就会训斥我并把我带到一个分开的房间里，在那里他们特别举办少年研讨会。在这里，他们会就性、毒 品、摇滚乐和物质的世界把我和许多其他的孩子狠狠地教训一番，直到我们想吐了为止。这就像洗脑一样：我们会筋疲力尽，而且他们会故意不给我们吃任何食物，以使我们饥饿而又脆弱。
丽萨和她的母亲则全身心地投入与这个教堂，主要是因为丽萨在出生时一只耳朵是聋的，而据说在一次布道中神父在她的耳朵里摇晃了他的手指从而使她重拾了听力。因为她是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而她的女儿被上帝的神力所保佑，丽萨的母亲一直对我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好像她和她的家庭更优越、更遵守道德。每次议会结束之后她们把我送到家以后，我都会想象到丽萨的***着女儿去洗手，因为她们碰过我的手。整个过程总是会让我感到很窘迫，但无论如何我都会跟她们一起去教堂，因为这是我在溜冰场之外唯一能和她在一起的机会。

今天不想翻了啊啊啊。发两张脑洞小漫画水一水哈哈

然而，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出了岔子。在偶然的机会中，一些事情的发生会不可挽回地改变你对一个人的看法，会彻底毁掉你对一个人建立起的伟大形象，让你看清他们实际上也是会犯错误的人。这件事在我们一天去完教堂以后回家的路上发生了，当时我们正悠闲地坐在她母亲的车后座上。丽萨在嘲笑我有多么的瘦弱，而我把手捂到她的嘴上让她闭嘴。在她开始笑的时候，她把厚厚的一大坨黄绿色的鼻涕喷到了我的手上。这看起来不像是真的，而恰恰是这一点让这件事甚至更加令人作呕。在我把手拿开时，一长条鼻涕就像苹果味的太妃糖一样在我的手和她的脸之间悬吊着。丽萨，她的母亲，还有我都感到恐惧而尴尬。我再也无法忘记她的鼻涕在我的手指之间拉拽成网状的感觉。在我的认识中，她已经拉低了自己的身份而向我展现了她自然真实的一面，证实了她是面具下隐藏着的怪物，就像我想象中的安格雷神父一样。她一点都不比我更好，尽管她的母亲一直让我相信这一点。我没有再跟她说过一个字——以后也永远不会了。

我在基督教学校的幻想也开始破灭了。在我上四年级时的一天，我带过去一张外祖母韦耶在从西弗吉尼亚飞往俄亥俄的飞机上拍的照片，照片里的云中出现了一个天使。这是我最喜欢的物品之一，我兴奋地把它拿过去与老师分享，因为我依然相信他们所教给我的关于天堂的一切，而我想向他们展示我的外祖母看到过这些。但他们说这就是个骗局，把我批评了一顿，并以渎神的罪名把我遣送回家。这次是我最虔诚地尝试着去融入他们基督教的理念，去证明我与他们的信仰之间的联系，而我却受到了惩罚。
我早就知道的事情这回确实是板上钉钉了——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得到救赎。我在每天带着对世界终结的恐惧颤抖着离开学校时就知道这一点了，我将来不会去天堂，而且也将不会再见到我的父母。但是一年过去了，接着一年又一年过去，这个世界，普莱丝女士，布莱恩华纳，还有那些重获新生的娼 妓都还在。我感觉自己被谎言欺骗了。

渐渐地，我开始痛恨基督教学校，并开始怀疑我所学到过的所有的东西。显而易见，那些他们一直乞求着从中逃脱出来的苦难实际上是他们强加给自己的——而现在又要强加给我们。让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的野兽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它是一个人，而不是什么神话中的最终会毁灭人类的鬼怪。这个野兽是从他们的恐惧中被捏造出来的。
“我是谁”的种子已然埋进了我的心底。
“愚者并非生来如此，”上道德课的时候我在笔记本上写道。“他们是像野草一样被基督教这类教育机构所灌溉、培养出来的。”在那天晚餐的时候，我向我的父母一一坦白了这些。“听我说，”我解释道，“我想去公立学校，因为我不属于这里。所有我所喜爱的东西，他们都反对。”
但他们一句都听不进去。不是因为他们想让我受到宗教的教育，而是因为他们想让我得到好的教育。我们社区的公立学校，GlenOak East（我不知道该怎么翻了），实在是烂透了。而我决心要去的就是这所学校。
叛乱就这样开始了。在基督教学校，造反并不需要费尽周折。这个地方建立在条条框框的约束之下。那边有着奇怪的着装要求：在周一、周三和周五，我们必须穿蓝裤子和白色的系扣衬衫，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戴一些红色的配饰。在周二和周四，我们要穿深绿色的裤子和白色或者黄色的衬衫。如果我们的头发到了耳朵，就得剪短。一切都是死板而又例行公事的，没有人能因优于常人或是与众不同而崭露头角。在准备面对现实的世界时这种规则并不适用：奢望着人生是公平的并且每个人都会被平等地对待，而每年降低毕业的标准线。
从十二岁时起，我就为了被学校开除而开始了逐步升级的一系列行动。这个事情的开始——真够天真的——要从糖果说起。我对威利旺卡总是有一种亲切感。就算是在那时候，我都能看出他是一个有瑕疵的英雄，是禁忌的象征。禁忌的事物，在这里是巧克力，暗示着放纵和一切你不该拥有的东西，它可以是性、毒 品、酒精或者是色 情 影片。不管是什么时候他们在少儿频道上或者是当地电影院播出了《威利旺卡与巧克力工厂》，我都会一边吃着一袋又一袋的糖果一边在旁边围观。（译者吐槽：吃下去的总会还的你懂不懂现在你看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喂！）

在学校，糖果和甜点——除了午餐菜单上的“Little Debbie”小蛋糕以外——是违禁品。所以我会去本·弗兰克林的“Five and Ten”，一家看起来像老式汽水店一样的街区商店，而实际上他们卖Pop Rocks，Zotz，Lik-M-Stix这类东西，还有一些粘在白纸上的彩色药丸，在吃的时候不可能不跟着一小片纸一块儿咽进肚里。回想起那时，我被那些像毒 品一样的糖果所吸引。那些糖绝大多数都不只是甜品了，它们还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它们会在你的嘴里滋滋响或者让你的牙齿变黑。
所以我成了糖果推销员，在午餐的时候为所欲为地兜售货物，因为上学的时候没有人能把糖带到学校去。我在第一个月发了一笔大财——零零星星总共至少有十五美元。接着有人揭穿了我。我不得不我所有的糖和赚到的钱都交给校领导。不幸的是，我没有被学校开除——只是被停学了。

我的第二个行动是杂志。秉承着“Mad”和“Cracked”的精神，这个杂志叫做“Stupid”。杂志的吉祥物，跟我自己没什么区别，是一个大板牙、大鼻子、长着粉刺的戴棒球帽的男孩。我每本卖二十五美元——几乎是纯利润，因为我是免费在“地毯仓库”，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复印的杂志内页。那机器廉价而又破旧，散发着煤炭一样难闻的气味，而且它总能不出差错地印出全部的六页杂志。然而，在一个迫切地渴求着小黄 书和荤 段子的学校里，Stupid赶上了潮流——直到我又一次被抓包了。
学校的校长，卡洛林·科尔——一个高个子、没精打采的、保守拘谨的女人，戴着一副眼镜，棕色的卷发堆在她那像鸟头一样的长着尖鼻子的脸的上方——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有一屋子的校领导等着我。她把杂志塞到我的手里，让我解释那些关于墨西哥人、粪便学的卡通画，尤其是有关库瓦奇情 趣冒险装，登在杂志上的包括一条鞭子，两个超大号的腹股沟按摩器，一根钓鱼竿，乳 头流苏吸盘，金属制的护目镜，渔网袜和一个铜质的狗丁 丁项链。就像在以后的人生中发生过很多次的那样，他们就我的作品而审问我——而不是去想那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艺术娱乐或是一种喜剧——而让我自己去解释。所以我爆发了，并且在一气之下把它们扔到了半空中。在最后一页纸落到地上之前，科尔女士气得满脸通红，命令我抓住我的脚踝。她从屋子的角落里拿出一块板子，那上面被一位上销售课的朋友惨无人道地设计了三个洞以把风阻减到最小。我被赏了三记重重的、快速的、基督式的打击。
从那时开始，我就彻底迷失了自我。在周五的研讨会上，女孩们把钱包放在她们坐的木椅子底下。我会弯下腰去偷走她们的午饭钱。如果我发现了情书或者是笔记，我也会把它们偷走，并且带着对公平公正和言论自由的兴趣，把这些情书交给关系到的人，如果我走运的话，这通常会导致纷争，紧张和恐慌。

我听摇滚乐已经有好几年了——但作为我的倒数第二个计划，我决定开始从中赚钱。第一个借给我摇滚专辑的人是凯斯·科斯特，一个粗鲁愚笨的大块头，他看上去像是三十岁但实际上他才上高中三年级。在听过Kiss的“Love Gun”并且玩过附带的玩具手枪之后，我正式成为了Kiss粉丝大军中的一员，并且为拥有数不清的Kiss娃娃、连环画、T恤衫和午餐盒而感到自豪——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我能带到学校去的。我父亲甚至在1979年带我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这是我第一次去。大约有十个青少年找他（我父亲）要签名，因为他打扮成了Dress to Kill专辑封面上吉恩·西蒙斯的样子——全身的绿色制服，黑色假发和白色的面妆。
把我带上摇滚乐和与之相伴随的生活方式的不归路的人是尼尔·鲁伯：他抽雪茄，留着小胡子，而且据说已经失去了他的处子之身。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崇拜他。一半是友情，一半是欺凌，他像是打开了闸门一样让我接触了Dio，Black Sabbath，Rainbow——基本上里面都有罗尼·詹姆斯·迪奥。

我的另一个雷打不动的推荐专辑的来源是基督学校。在尼尔激起我对重金属音乐的兴趣的时候，他们在为这些音乐背后的信息开展研讨会。他们会带来齐柏林飞艇、黑色安息日、爱丽丝·库伯的录音带，并在学校的广播站里大声地播放。不同的老师会轮流走到播放机前面，用食指把专辑反转过来解释其中隐藏的信息。当然，包含着最撒旦主义的信息的最极端的音乐正是我想听的，纯粹只是因为它们是被禁止的。他们会举起乐队的照片来吓唬我们，但这最终的结果是让我决定要像照片里的摇滚歌手一样留着长发、戴着耳环。
在基督学校老师们的黑名单中高居榜首的是皇后乐队。他们尤其反对“We Are the Champions”这首歌，因为它是一首同 性恋的赞歌，而且在音乐伴奏里，弗雷迪·穆克雷亵渎了神明，说了一句“我亲爱的撒旦”。先不管他们已经告诉过我们罗伯特·普兰在“Stairway to Heaven”中说过同样的话的事实，就在他们把弗雷迪·穆克雷说过“我亲爱的撒旦”这个观念根植到我们心中之后，我们每次都要听这首歌。在他们的那堆撒旦主义专辑中还有电光管弦乐队，大卫·鲍威，亚当·安特，以及其他的所有能为他们带来机会把同 性恋和错误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带有同 性恋题材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学校里没有一个孩子会喜欢我，因为我玩龙与地下城，我喜欢重金属音乐，而且我既不参加他们的青少年团体拉力赛，也不参加像是焚烧摇滚乐专辑之类的社会活动。我跟公立学校里的孩子们也丝毫无法更好地融入到一起，他们把踢我的屁股当作是家常便饭，因为我是私立学校来的娘娘腔。而且自从丽萨糊了我一手鼻涕以后我就不再经常去滑旱冰了。我的另一个唯一的朋友来源是一个为越战时期父母接触过橙剂（一种除草剂，越战时期美军将其用作武器，译者注）的孩子们开设的学习娱乐团体。我的父亲，休，是一名直升机修理工和Ranch Hand，一个把负责危险的化学除草剂喷洒到整个越南境内的秘密团体。所以从我出生那天开始直到青年期结束，政府每年都会把我带到一个研究中心去进行一年一度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检测以研究药物的负面影响。我不觉得这会有任何影响，虽然那些敌对我的人可能不同意。这些化学物质对我父亲的影响之一是因为他把关于橙剂的信息公之于众从而使他的故事登上了Akron Beacon Journal，政府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严审了他的赋税。因为我没有畸形，所以我无法融入到那些在政府的学习团体里的孩子们或者拿着定期补贴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因为暴露在化学品中而起诉了政府。其他的孩子们有的安着假肢，有的肢体畸形，有的患有退行性疾病，我不仅相对于他们来说是正常人，而且事实上我父亲是把化学品喷到他们的父亲身上的人，那些人大多是美国步兵。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的“罪行”并满足我不断增长的对金钱的渴望，我从兜售糖果和杂志转向了音乐。我所在的街区里仅有的还在上基督学校的孩子是两个瘦弱的、标准美国式的摩门教徒兄弟，理着一样的寸头。年长一些的哥哥，杰，和我完全不是一类人。他只对圣经感兴趣。我只喜欢摇滚乐和性。年幼一些的弟弟，蒂姆，更加叛逆一些。所以就像尼尔·鲁伯让我喜欢上摇滚乐一样，我让他了解了重金属音乐，并且在剩下的时间里仗势欺负他。他不被允许在房子里听音乐，所以我卖给他一台黑色的磁带录音机，它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大按钮，末端带有一个把手。
接下来，他需要一些用来跟磁带录音机一起藏在床底下的音乐。所以我开始定期骑车去一个叫Qounset Hut的地方，这里是不让未成年人进门的，因为这是一家麻药店兼唱片店。我看上去和就我的年纪一样——十五岁，但没有人阻止我。不过这也没关系，因为那里的大 麻烟管、烟蒂夹和烟枪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谜。

当蒂姆开始以我告诉他的被大大地抬高的价格购买磁带时，我意识到学校里至少有上百个潜在的消费者。我开始买那些在音乐解析研讨会上播放的专辑并把它们卖给学校里从三年级到高年级的学生们。一张在Quonset Hut花七美元买的W.A.S.P.专辑在基督学校能值二十五美元。
与其浪费时间倒卖磁带为自己谋利，我后来决定不如把卖出去的专辑偷回来。作为学校的光荣传统，没有一个柜子是锁着的。而且因为没有人被准许听摇滚乐，所以如果有人告发我，那他们也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会要求去一趟楼道并且把磁带盒从柜子里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