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省内南北局势
自晚清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与工业革命的影响，上海作为最早的开放口岸之一又挟区位优势，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旧中国新式经济发展的魁首。在上海地区新式经济的影响下，江南地区的新式经济也逐渐发展了起来。以当时国内极重要的棉纺织厂为例，至清末时，江苏内地所拥有机器纺锤锭数竟占全国总数的39%。逐渐增大的工人缺口又进一步促进了专科教育的发展。与专科教育的快速发展相比，苏省的新式基础教育则略微落后。
在经济飞速近代化的同时，江南地区的社会环境也在不断的近代化。随着新式的工具逐渐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农会、专业技校、新式女学等新的学习组织或机构陆续出现，原本互相之间分散独立的农民间的隔阂被打破，新式的社会组织关系陆续在社会的各个阶级间建立，而包括缠足等在内的陋习也被逐步替代。与此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大量人口的迁入，原本旧的城市机构渐渐无法满足大量人口的需求。新式的医院、街道不断建立，江南地区的各个城市也随之逐渐完成了现代化，在清末的江南地区，整个社会呈现出健康而积极的局面。
相比于苏省南部地区在清末年间经济与社会的飞速近代化，苏省北部却有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趋势。这里在本人的旧贴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做过对赘述。而江皖大水则加速了这种倒退，至宣统二年时，苏北连带皖北一带已达到“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的地步，乃至于以人肉为食的情况竟然“日以为常”。由于灾荒和经济衰落，原本的地方稳定也难以维持，各种枪会、刀会在淮北一带陆续出现，而运河沿线也出现了青帮等帮派组织，江北地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失衡的局面。整个社会的结构不仅畸形而松散，并且随时都有进一步瓦解的危险。因此，在辛亥革命前，整个苏省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状况均呈现出以沪为最优，江南次之，江北再次之，淮北最为衰落瓦解的情况。
此外，至辛亥革命前，江苏已练成新军第九镇、第二十三混成协、第十三混成协三部，分别驻扎在南京、苏州与清江浦，总计官兵16515人。除新军外，江苏也保留了相当一批的旧军队，至宣统三年，苏省绿营与巡防队武装仍保留约51营1哨。保留旧军队的原因一方面是地方旧军虽不善战，但熟稔于地方治安。其二则是因为新军训练耗时耗力。江苏的情况非唯本省独有，而是全国新旧军队交替时代的一种共有情况。
且江北士兵大多不识字，更不懂革命理论。如此一来，革命党不仅难以在相对贫瘠的江北就地募集资金，也难以在军中广泛地宣传革命思想。革命党人在整个江苏的发展更呈现出了省内各地区极不均衡的态势，革命势力的分布与经济形势的变化颇为相同，均呈现由南到北的衰减态势。总览辛亥革命前苏省全局，在江南尚有如光复会等拥有完善组织的革命党人群体，而在江北则仅在重要城市中才有一些零星的革命党人进行宣传，在军队也仅有极少的下级军官参与革命党或对革命持积极态度。

二、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
立宪派，是指晚清时期支持建设君主立宪派的实业家以及其代言人。立宪派虽然有较为固定的人员来源，但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在人生经历上，他们大多出生于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虽大多曾投身仕途但由于“同光中兴”的影响也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至辛亥革命前，立宪派的成员大多已经颇具财力与政治上的地位。
立宪派前身主要是在投身商业的士人，这一批士商既不是纯粹的士人，又与过去的商人阶级大不相同，与传统商人阶级相比，他们与官僚阶级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他们在清末政坛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巩固的官商协作关系。随着这些士商在政治上投身立宪政治并加入各级咨政局，其与地方官僚阶级的关系也就更加紧密。
张謇的经历也与其他立宪派人士大致相同，他祖籍江苏常熟，生于苏省海门市。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实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三重身份。张謇曾高中状元，但最终却辞官归乡。他在回乡后操办实业，创办了包括大生纱厂在内的多个企业。后又以立宪派政治家身份重返政坛，先后陆续担任清末江苏咨议局议长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数个职务。
与大多数立宪派相同，张謇因对晚清政局失去信心回乡操办工厂。这种行为既有求财的特点，又包含对社会进步的改良实践。自其经商以来，张謇愈发认识到中国现代工商业的落后匮乏，随着他形象中商人的成分不断增加，他的形象也已经从一个正常士人转化为了绅商的领袖。随着其兴办厂矿的增加，张謇对西方的认识也愈加深化，其影响也随着其厂矿设立之推广而扩大，其社会改良实践的范围也就愈加广大。
随着张謇在清末新政时期当选为苏省咨议局之议长，其已经完成了由地方而至中央的视野提升和以商从政的身份转变，张謇之身份，在清末从地方的民族资本家和地方势力转化为了有全国眼光和高度的政治家。无论是资财抑或政治势力与影响，此时的张謇都已经成为了全国立宪派之代表。
辛亥革命爆发初期，在张謇看来，革命终究还是会被清政府镇压。因此他为保持社会稳定和利用兵变推进宪政改革。但随着清政府在宪政上的迟缓和革命党的迅速发展，。到了九月份时（农历），在他看来清王朝已是“大局土崩”。想要维持大局的稳定，依靠清王朝已不可能。在张謇等立宪派看来，全国最有能力平定乱局并维持国家稳定的人自然是手握重兵并和列强关系密切的袁世凯，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张謇转而开始与袁世凯联系。
在联系袁的同时张謇也在联系革命党，但他并不认可大规模暴力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在其特意奔赴上海与革命党深入交流后，张謇并未能和革命党人达成多少共识，他反而面对革命带来的破坏发出了“破坏易，建设难，谁知之者”的感叹。虽未能达成共识，但张謇已经认识到了清王朝瓦解的必然性，因此仅四日后他便毅然剪辫。
尽管与革命党人意见不合，但他仍积极指挥其公司所辖大安轮船运五千大洋前往镇江以解军饷燃眉之急，这大大缓解了革命后的地方军政府财政困难。在民国肇造财政困难之际张謇以厂做抵押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并以此款充实财政。但在民国建立后，张謇和大多数立宪派一样最终与革命党分道扬镳，他们最终选择了支持袁世凯的北洋政权。
对于张謇个人而言，最合适的评价来自其子张孝若——“有一个人家，住在一座旧房子里边，因为房子太旧，漏雨穿风，就要倒坏，自然那一家人只有想法子去修理改好，不料起了一蓬火，把那座旧房子烧去了，这人家就没得住了，是不是只有赶紧盖新房子的一法。讲到盖房子的工作，他也是心心念，愿意做的，可是那放火去烧房子的事，他是不情愿做的”。立宪派们大多也正是以这种态度参与了辛亥革命。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苏省新军将领
苏省新军，如狭义而论则应当是随着清政府下令而建设的全新式军队，但泛以新式军队论之，则还应包含随着清政府三令五申改编裁减后已经转为巡防营的勇营、练军等旧式军队。这些军队已经从旧日的常备军变为了新式常备军即新军的预备队，其本身的性质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考量辛亥革命时期苏省的新军将领决不能忽视巡防营的领导者。
因此此赘述的辛亥时期苏省新军将领，即辛亥革命前苏省内所有新式军队的将领，他们统领着包括新式常备军和新军预备队在内的苏省全部武装力量。但纵观苏省新军将领，则很难推举出一位如立宪派的张謇一样的代表性人物。总览辛亥革命前后苏省全局，苏省新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坚持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将领；其二，坚决支持革命；其三，并不抵制革命甚至顺水推舟者。
第一类人大多起于行伍，他们的家庭出身也并不优秀，主要是传统旧军人世家。这一类将领大多自幼受封建忠君思想熏陶，文化水平不高，因此迷信以武力解决问题。又未受过新式军校教育，军事知识不高。因此他们所统帅的新军，实际上是在光绪三十三年统一按巡防章程进行军制改革后的原绿营、练军等旧军队，这些军队虽然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但素质不高。这一类将领在苏省的代表人物即张勋。
第二类踊跃支持革命者，大多是南方各地新军所属的那些接受了新式思想的军官，他们本身接受新式军事教育，对清王朝的归属感比较淡薄，又长期在南方受革命党影响，因此对革命思想颇为推崇。这一类军人代表人物为徐绍桢。在革命后，他们往往主动辞职，以应和新政府加强中央权威的要求。
而第三类军官则是在革命期间顺水推舟者，这一类人恰是辛亥革命时苏省的大多数。他们大多出身良家子或士人家庭，思想较为纯粹，虽然接受了新式军校教育却对革命思想并不热衷，同时作为新军将佐对清政府也没有多少忠诚。对于辛亥革命，他们并不反感也无过多热情，他们大多因地方秩序混乱而被推上历史的舞台。在辛亥革命后，这一类军官往往继续从军，并努力维持自己所获得的地位。文章所选取的代表性人物即蒋雁行。
蒋雁行，字宾行，直隶河间人，清末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北洋派高级军官。1895年入新建陆军与北洋武备学堂幼年班，后曾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前任江北督练公所总参议。江北新军投身革命后，蒋雁行因淮阴士绅共举担任临时江北都督，其在任上维持了地方治安，剿灭了乱兵，让清河一带大为安定。在清河地区稳定后，蒋也出兵海州，维护了当地治安。其为辛亥革命后江北地区的快速稳定做出了一定贡献。
虽然第三类将领在新军将佐群体中占据大多数，但相对于前两类将领明确的阵营划分，他们的势力划分更加模糊，相对于前两者，这一类将领的行动中主观性不多。在革命过程中，他们更多的与地方士绅合作，虽然未能带头领导革命，但却维护了地方稳定，在全国政治混乱的情况下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这让辛亥革命有了某种秩序革命的色彩。

四、张蒋关系演变与江苏局势走向
随着辛亥革命趋于尾声，江苏各地的临时都督纷纷下野以示自己毫无野心。原本林立的临时都督们转眼间只余下蒋雁行一人。对其而言若想将手中权力长期合法保持下去，那就只有以现有领地独立建省，使蒋自己的临时都督变成合法的“江北省都督”。因而蒋雁行转而抛出了江北独立建省的方案。
除此之外，苏北长期以来便有独立建省的打算，而随着晚清中央权力的下降与地方主义的崛起，江北部分地区的地方主义思想更是大大增强，这与蒋独立建省的计划不谋而合。随着蒋雁行担任江北都督，其身份也逐渐从纯粹的军事将领变成了江北地方主义者的合作者甚至代言人。而在辛亥革命后，举国各阶级也大都希望袁世凯能够迅速组建新政府，保持国家稳定和政府的正常运转。而蒋雁行的分省行为在人心思定的情况下自然显得十分突兀。这既是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挑战，同样也各省都督们希望割据一方的先声。若蒋雁行的分省要求得到允诺，则随后而来的将是不断地如同此类的要求，因此，为全国稳定考量，无论张謇还是位居中央的袁世凯都不可能接受这一方案。
除遏制地方主义者，避免辛亥革命后全国局势陷入分裂动荡外，张謇反对蒋雁行在江北独立建省的原因还与江北盐业财政的分配处理有一定关系。张謇还在辛亥革命后便担任有两淮盐政总理的职务[，如果江北独立建省，则盐政税收则将成为江北省重要财政，不仅张謇盐政总理的职务有名无实，中央财政也将大为受损。而无论是蒋雁行还是江北地方主义者，早已对长期为中央掌握盐政大为不满，因此江北建省还未实现，蒋雁行便强行命令军政人员接管严政。面对蒋雁行咄咄逼人的态势，张謇只得电请袁世凯，一方面电请袁世凯禁止蒋雁行接管江北盐政，另一方面电请袁世凯将蒋雁行调离江北。决意从财政与政权两个方面切断江北独立的企图。
无论蒋雁行和江北独立的支持者如何运作，袁世凯对此仍秉持反对态度，并坚决要求蒋雁行调回中央。面对袁如此态度，蒋雁行只得表示遵从。在蒋被袁勒令北上后，江北各地方主义团体纷纷通电请愿，以期挽回，甚至一度有九百余人联名致电。可无论这一部分江北士绅如何力争，都不能避免江苏重归统一和蒋雁行北调。
在辛亥革命后，原本随着咨议局设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各地地方士绅力量已经与军事上颇有威势的各地都督们相结合，这与清政府时代大不相同。江北地区已经长期衰败，所以地方虽可以鼓噪声势，但却无多少实际支持。虽有临时都督蒋雁行予以支持，但蒋雁行毕竟从属于袁世凯所掌握的北洋体系，一旦江北士绅与袁世凯直接对抗，蒋雁行也就无力支持了，他甚至只能任由袁世凯摆布指挥，缺少后援的江北独立建省也就自然失败。张謇驱蒋事件的结束标志着江苏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彻底宣告结束。
张蒋的矛盾自江北鼓噪建省起，自蒋被逐出省终。虽然张謇最终成功逼迫蒋雁行辞职，但张并非使用纯粹的政府权威来迫使蒋辞职，而是依托袁之力量。这一行为本质上借助的是袁之军事威望，而不是借助政府的力量。由此可见，总民国政府之权威反倒是岌岌可危，革命后所建立之民国不免有先天不足的遗憾。

五，总结
辛亥前后的江苏省局势十分复杂，在一省范围之内，各类不同的势力与其代表交错存在，苏省一地宛如全国形势的缩影。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原本长期存在的地方分权主义也在宪政中寻找到了新的理论支撑和经济支撑，中国的地方独立主义大为增强。随着清王朝的瓦解，原本固有中央集权消失带来的真空期让立宪派所代表的地方分权主义的声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从张蒋的矛盾可以看出，虽然在此时绅权仍有极大的力量，但军事力量在未来的决策权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避免的日益提升。因此苏省的这一斗争既是时局之缩影，又是未来发展之预兆。袁世凯所推行之军政分离，旨在重建中央集权，然其自身便为最大之军政结合体，在推行军政分离的时候其行为是自相矛盾的，如此推行自然不可能成功。立宪派虽有颇大势力，但却无法对掌握兵权之新军将领有直接控制力，面对各军将领对政治地位的诉求不得不避其锋芒。如此一来，辛亥后中国之社会不免进入了新兴军人政权下各势力反复拉锯的消耗之中。而这种混战越多，军人的势力就愈发昌盛，立宪派以及其代表的传统政治势力就愈发衰弱，辛亥之后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于此可见端倪。
张蒋之争既是地方与中央之争，又是军权与政权之争，既是全国苏省省内地方分权势力与省议会和省都督的斗争，又是苏省半独立之军人势力与立宪派之斗争。张蒋之争实则是辛亥革命之后全国政治局势变化的缩影，它的结束意味着辛亥革命带来的秩序混乱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由立宪派势力与新军势力联合维持的后革命时代新秩序基本形成。

最后做出额外注释：本文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并非个人之功。另外本人能力有限，如有错误还请原谅。

苏北！苏北！苏北！苏北！

鲁苏北万岁

呲呲，期待下次讲座

来了嗷

康康顶帖

滋磁苏北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