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
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译文：天地与我们都是道心之大用的妙用所生,万物与我们都是一个本体而没有人我万物之别。）
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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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的起源很早，传说中，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道家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 西汉初年，唐朝初年、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唐玄宗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前朝苛政之后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后来汉朝的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遵从道家思想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推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唐朝与元朝初年道教更是被定为国教。道家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尊黄帝、老子为创始人，并称黄老。
道家哲学首先摆脱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

道家起源应为远古的隐士传统，道家的起源绝不是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从旁观察世局，认真思索宇宙的真象，使用着抽象度高且不带意识型态的执着的语言，描述天道与人事变化的法则，属于原理性研究的层次是他们的专长。当先秦的老庄二子总摄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纲领之后，道家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的形上思想，儒家《道家哲学精神及其价值境域易传》之作与韩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说。但是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学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然后也再度败坏，等到魏晋清谈之风起，道家哲学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开其风，王弼更以简洁有力的注经之作，从理论上深入道家之学并予以阐发，而向秀、郭象则发展庄学的注释工作。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传统之再现，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却转为道教、易学与儒学理论的开创所藉用的重要启示，尤其是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且深度地再开发着。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断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修真
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唐代封文始真人），故称文始派。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又称隐仙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这些众多的门派，从功法上讲，略分三类，其一是阴阳双修的栽接法门，其二是清净孤修的静坐法门，其三是阴阳栽接派和清净孤修派的结合体。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丹道即三返二、二返一、一合于道。其名词为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即精气神的返还过程。又因人精气不足，又创出补足精气的练精化气，使人从后天补亏达到先天，以便开始修炼。
根据门派不同，所持论调各不相同，每个人的情况又不同，功法亦千变万化。世俗修真门派以东派、西派、南派、北派、中派]划分，隐世门派为古仙派（古仙亦有分别，此处不多述）。
修真难点在于没有过来人可以指教，没有切身感受很难明了其中妙要，各个时代不乏伪师诓利，致使很多人浪费时间、物资终不得其道。简而言之，修真方法无人引路不可私自修习，否则后患无穷，如今慕仙之士也要防止上当受骗。寻明师之难不亚于学一技之长有所成，况呼是否明师根本无从考证。故，无机缘者，切莫贪求。

《道家哲学》以《道德经》、《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是人类认识史上最早产生的哲学体系。《道家哲学》是一部专门探讨道家哲学的学术论著，分为“导论”、“玄道本体论”、“有无相生论”、“天人自然论”、“社会历史论”、“形神生命论”、“人生修养论”、“精神养生论”和“道教哲学”九章内容；作者通过对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抱朴子》文本的解读与体会，从道家哲学的基本范畴——“自然”、“道”、“天”、“地”、“人”着手，来展开对道家哲学理论的梳理和探讨，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道家哲学范畴体系。
【其上均为转载，5楼对普通人而言的修真难点是我的见解。对于这种体系性质的归纳、总结、分析、研究，我还没那个本事。】

道家传统文化的多维与两分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审视整个人类文化，从来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这从全世界的考古成果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旧、新石器文化遗址遍布五大洲，由史前多根系文化汇合而成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中国和墨西哥等大的文化系统，各自发展，各具特色，都曾达到高度繁荣。人类文化有趋同现象。但文化传播中的辐射、迁徙、涵化、融合等等，实际上都以文化发生的多根系与文化发展的多向度为前提。就中国作为东方大国而言，我们祖先从猿分化出来在亚洲东部这大片土地上战天斗地的文化创造，也是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且不说新石器文化遗址已发现七千多个，遍布全国，经过长期斗争融合，已形成史前三大文化区，又经过夏殷周三代的进一步发展，更形成了燕齐、邹鲁、三晋、秦陇、荆楚、巴蜀、吴越以及辽阳、西域等地区性文化，其传统文化心理的特点，至今在民俗、文风中尚有遗存。仅就上述地区性文化所凝结、交织而成的学术思想派别而言，在周秦之际已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学者对各家思想的特点已有过概括和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学者的概述中，如《庄子·天下》概括为八家，除讲“阴阳数度”之学的阴阳家、讲“诗书礼乐”之学的儒家、以墨翟、禽滑厘等为代表的墨家，以惠施及辩者等为代表的名家外，其余四家皆属道家;《荀子·解蔽》所列六家，道家居三;《尸子·广泽》所列六家，道家亦居三;《吕氏春秋·不二》所列十家，道家居五。足见先秦诸子中道家独盛，徒众而分趋，故所占比重特大。至汉初，司马淡首次总结先秦学术，归结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在评论中也独尊道家。后班周依刘欲 《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之外别出《六艺略》、《兵书略》等，而将 “诸子”括为九流，(别增“小说”为十家)，九流中道家的文献达993篇(且不计误列入杂家者)，数量为诸子各家之冠。具体地考察先秦诸子各家的历史发展，自秦依法家为政，兼统兵、农、纵横，因而能够 “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实现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统一，汉初一度重用黄老道家，继又独尊儒术，因而得以稳定和强化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而兵、农、纵横以至阴阳、名家，都以其理论上固有的局限而只能依附于儒、法、道三家。至于墨家，则由于多种原因而归于中绝。真能独立发展、体用皆备、自成系统的，实有儒、法、道三家;如以多元并存、矛盾两分的观点分别考察，则其基本格局似可概括如下:道、法两家由相依而分驰道、法相依，源于齐学传统。姜太公治齐，既因循齐俗，又注重法治，“尊贤尚功”，“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雷厉风行，五月报政②。相传姜太公著书甚多，《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太公》237篇，包括《谋》81篇、《言》71篇、《兵》85篇，皆亡，但其影响及于管仲。管仲相齐桓公，重贤任能，实行改革，“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今存《管子》书中多道、法合一思想，如:“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⑧等。战国时，邹忌相齐威王，进一步实行封建化改革，建立“被下学宫”，稠一下学者中，不少人兼通黄老刑名，提倡道法合一，以黄老道德为体，以刑名法术为用。故《史记》以老庄申韩合传，并非偶然，其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④更是明证。但道、法两家在思想上本有分歧，尤其三晋法家与南方道家如庄子等更多外背。而秦统一前后的社会大变革中，法家依附于封建统治集团，以乘势夺利的当权派立场，迷信权势法术，在实践上一度取得成功;而道家则基本上属于没落贵族下降而形成的逸民或隐士集团，以失势退隐的在野派自居，既否定“礼治”，也反对“法治”，更轻视权势，而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⑤“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以自隐无名为务”⑥。现实中的激烈政治分化，促成学术上的思想日益对立，愈往后发展，当儒、法政治合流而跃居统治地位，道、法两家则愈是背道分驰。儒、法两家由相乖而合流儒、法相乖，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时期，一主“礼治”，一主“法治”，路线不同，针锋相对。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蠢”之一，斥责“儒以文乱法”，称儒家推尊尧舜、美化三代是“非愚则诬”⑦;反之，孟}1也猛烈抨击法家，兼斥兵、农、纵横，宣称:“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⑧反对法家主张的武力兼并和土地私有化。儒家亲亲而尚仁，宣扬德化仁政，法家尊贤而尚功，主张刑赏法治，在社会变革时期似乎水火不相容。但到秦汉之际，儒法开始走向合流。汉初，一方面，’汉承秦制”，另方面“惩亡秦之弊”，儒生们致力于融摄法家，如《韩非子·忠孝篇》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所云:“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入儒家伦理政治体系而形成“王道之三纲”，建立起。韩非的这类思想被汉初董仲舒等吸“阳儒阴法”的封建“法度”⑨，并一直沿袭下去，成为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政统的轴心。王夫之称之为“申韩之儒”，戴震斥之为 “以理杀人”，谭嗣同更概括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⑩从政法体制到思想支柱，揭露了二千年封建政统中儒法合流的本质。儒、道两家由相默而互补儒、道异说，源于鲁、齐异政。而孟子力辟杨、墨，庄子剿剥孺、墨，早已互相攻乞干，形成对立。到汉初，儒、道互黝，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更是尖锐化。辕固生与窦太后争论;者子》一书评价，竟被令入圈刺家，几乎丧生，申培公被迎来议明堂事，竟导致赵给、王藏等被政治诛杀。司马迁曾总括:“世之学老子者则默儒学，儒学亦黔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⑧此后，司马迁被斥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因而《史记》，书竟有一“谤书”之嫌⑩，而王充则自命“虽违儒家之说，但合黄老之义”，⑩因而《论衡》一书长期被斥为“异端”。但魏晋以来，在玄学思潮中曾自觉争论过“儒道异同”问题，而大体归宿于“儒嘎产综”或“将无同”，力图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从整体学派的形式上实现孺、道综家兼容式的互补。以后，三教融合而形成宋明道学新思潮，无论是周、邹、程、朱一系(所谓“朱子道”，乃指此系思想多所承袭于道家及道教思想)，或陆、王一系(所谓“陆子禅”，乃指此系思想多来自禅宗而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学)，从理论思维的内容上实现了深层次的儒道互补。这种互补，还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士人一直有在朝和在野之分，每个人有所谓穷达、出处、跻身庙堂或退处山林之别，因而决定其思想倾向、价值观念、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有不同的选择，而恰好儒、道两家分别提供的立身处世之道，可以适应这种互补的需要，可以维持人们在不同境迂中的心理平衡。冯友兰先生颇有实感地点明:‘“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向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似乎可以说，正如西方文化中有“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对立和互补一样，中国文化主流中也有孺、道精神的对立和互补。以上从三个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多维与两分的简析，仅系宏观鸟瞰其基本格局，许多中介环节未遍细论。

后面还有【道家·史官·隐者】【道家传统与思想异端】，有兴趣的可以百度百科【道家哲学】看看。

本吧头衔，1-6级是入静法门，7-14级是入静之后的另一个层次，15-17级是修真关窍所在，18级古往今来无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