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太祖铁木真于丙寅岁（1206）斡难河源称帝时并未有创建国号之政治举动，
2、据文献记载，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之时，乃蛮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虽然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非常嘉许他忠于自己国家的行为，遂命令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太子、诸王畏兀字以书写蒙古语。
3、《至正金陵新志》中有一条史料与“大蒙古国”建号时间密切相关。该书《金陵表》分列“天时”、“地域”、“官守”三栏，其中“天时”栏之嘉定四年辛未（1211年）条记述说“大朝建号”元代佛教史典籍《佛祖历代通载》中也有辛未条“大蒙古国号始建”；
4、1221年，赵珙随奉使赴蒙古国，至燕京，见到总领蒙古大军攻金的木华黎国王。他把自己见闻的材料著录成书。现存最早版本是《说郛》本，通行诸本中以1926年刊行的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较佳。其中记载了几项：
“所传忒没真者，乃小名尔，初无姓氏，亦无名讳。今年以来，有女真叛亡之臣为用，所以译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者，乃译语天赐两字也。”
“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国用，始教之以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去年春，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又慕蒙为雄国，故以国号曰大蒙古国，亦女真亡臣教之也。”
“南迁録载鞑有诏与金国，称龙虎九年，非也。以愚观之，更迟年岁，则金虏叛亡之臣，必教之撰其诞日以为节，又必教之改年立号也矣。”
5、元朝秘史》第123节记成吉思汗就任蒙古本部汗位时蒙古贵族的拥戴誓辞说
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
这是盟誓时贵族们与汗之间最基本的契约
6、元朝皇权不同于金朝皇权之处，那就是蒙元君主的个人权威一开始就非常突出，并未淹没于家族集体权力之中。并且元朝皇权之强，主要来自其统治民族原有的政治观念，对汉族社会的政治传统并无过多依赖。
蒙元贵族政治的特点则可以概括为“宗亲分封、家臣治国”八字。
“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
宗室、外戚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忽里台），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但并不参加国家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
大蒙古国建国之初，国家机构非常简单。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大断事官（蒙古语称也可札鲁忽赤），掌管民户的分配，审断刑狱、词讼。同时，成吉思汗扩建了源于草原贵族亲兵的怯薛（蒙古语轮流宿卫之意）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怯薛成员各有不同的执役分工，其中为大汗主管文书的，称为必阇赤。
必阇赤因职掌的关系，有较多机会参与国家政务，其高层成员逐渐出现宰相化的趋势。大蒙古国的国家中枢机构，实际上就是以大断事官和高级必阇赤为主构成的。其中基本上没有宗室外戚，而几乎全是属于家臣（或称伴当、那可儿）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甚至不乏来自被征服民族的降附官员。
草原社会的行政事务比较简单，因此在大蒙古国时期，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还不是很明显。
到忽必烈即位以后，大蒙古国已经演变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家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起一整套汉式官僚机构。宗室、外戚各居封地，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与国家中枢的日常政务很少发生关系。就对朝政的直接影响而言，这些“皇亲国戚”所起的作用远不及身分低于他们的“家臣”。
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作为侍奉皇帝的宫禁组织依旧保留下来，并且备受优遇，原则上世袭其职，其成员都是贵族、高官子弟，由此出身被称为“大根脚”，最为显贵，成为元朝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怯薛成员虽然只相当于君主的家臣，但实际地位因附翼君权而上升，宗室、外戚有时也不得不仰其鼻息。在“家臣”权力恶性膨胀的特殊时期，宗亲贵族甚至完全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动地位。可以说元朝的贵族政治主要地表现为“家臣政治”或“次等异姓贵族政治”。
正是由于元朝的贵族政治主要表现为家臣政治，而不是宗室、外戚政治，因此元朝皇权在贵族辅翼下更为强大，而很少遇到贵族权力的挑战。按照游牧社会的主从等级观念，家臣（伴当、那可儿）与主人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世代隶属关系和不可逾越的名分，他们与失去人身自由的“奴婢”并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分，主人有时也把他们称作奴婢，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看作主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甚至可以与主人兄弟相称。家臣这种复杂的身分特征，一直保持到元朝高官身上。他们的显贵仅仅因为他们是皇帝的世仆家臣，是“老奴婢根脚”。周良霄先生认为元朝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这无疑也增益了皇帝的专制权威”。也正因元朝君臣关系中这种特有的私人隶属色彩和身分差异，导致元朝政治中出现了一个与上文论点看似矛盾的现象，即大臣权重。
明太祖朱元璋代元而立，曾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他一再批
“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
“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
皇帝委任责成，大胆放权，大臣勇于任事，不加避忌，这种现象在元朝历史当中是非常突出的
元朝皇帝的个人权力欲明显不强，大多只满足于深居宫中，垂拱而治，对亲自处理政务并没有太大兴趣；即使一些较为勤政的皇帝（如忽必烈等），其统治方式也是重在执赏罚之柄，并未越俎代庖，强行揽权。这里面固然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但对“家臣”的充分信任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