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蒲择之在成都的惨败，蒙古人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也接踵而至。蒲择之绝非无能之辈，即便是在一片溃败的局势下，他依然努力地组建着防线，试图阻止川西的蒙军抵达重庆，与此时已经绕过苦竹隘抵达大获城的蒙哥会师。
蒙哥部由关陇南下围攻大获城
蒲择之当然深知，纽璘的战略任务实际上是抵达重庆后，阻断湖北对于川蜀的增援。而且蒙古人在川西储存的粮草物资，必须沿着水路转运，因此一定要打通由成都至重庆的水路。
因此阻击纽璘所部的防御，也是沿着沱江和马湖江（长江上游金沙江河段）为基础。
川西的蒙军有2万人。为配合蒙哥的征蜀行动，纽璘以5000人由密里火者、刘黑马、拜延八都鲁等守成都，自率15000蒙汉军，号5万大军，战舰200艘，以宋降将张威所部500人为先锋，沿着沱江水陆并进。
显然，随着蒲择之成都之役的惨败，大批宋军投降蒙人，其中就有一些战船和优质水手。加上第一次马湖江之战中兀良合台虽然被史俊打退，但也俘获了一些南宋战船，蒙古得以在川蜀建立自己的水军。
纽璘部攻克简州之后，由资州渡口渡过沱江，而后水陆并进。这样速度不快，但是稳妥。
纽璘显然吸取了第一次马湖江之战中，兀良合台完全依靠船行，结果被南宋水师击败的教训，因此使用陆军与水军互相援护。
此外，纽璘还有一个重要考量。
南宋在川蜀地区的江面上本有大量的浮桥。但宋方水军较强，并不需要依托浮桥作战，可以直接以船队凭江阻击。
因此得知蒙人东下消息后，蒲择之马上下令撤除江面上所有的浮桥，沿江部队收缩到两岸山地的城寨堡垒间，相机而动。
纽璘知道，川南地区依托贵州山地，叙州、泸州等重镇都有山脉依托。想要在短时间内拔除这一线所有的宋军城池，是不可能的。
因此为了打通成都至重庆的水路，保障补给线，纽璘制定了针锋相对的策略。
纽璘的船队以千户暗都剌及擅长水战的契丹将领石抹按只为前锋；抵达泸州附近后，遭遇南宋水军的阻击。
按照《元史·石抹按只》传的说法——【宋军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这个数据显然夸张了。
在第一次马湖江之战中，张实损失惨重。南宋在川蜀的水军不可能仅仅两年就恢复到这个程度。
需要强调的是，南人擅长水战，北人却也不见得不晓水战。
按《元史·王义传》——【义士卒皆水乡人，善水战，回旋开阖，往来如风雨，船接，则跃登彼船，奋戈疾击，敌莫能当】。
则在北方的泊泽中的人民，也有一定的水战能力。这点，在近代作家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中颇有体现。
泸州是沱江、金沙江、永宁河三支水流的交汇之处，水文复杂。但蒙军具备顺流而下的优势，石抹按只又擅长水战，以大船顺着水流冲撞，气势如虹，以70艘战船居前，剩下130艘战船后继，将宋方船队一举击败打退。
【按只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与战，破其军】，则石抹按只制造了大量牛皮筏子，增加了蒙军战船的数目，决战时蒙方的船数可能已经多于宋军。北方水军往往在水泊泽荡中活动，擅长以小船灵活机动，纵跃上敌船进行夺船战。而南宋水兵短于格斗，一旦被蒙军登船就必败无疑，这应当也是宋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新元史·探马赤传》：宋兵连舰绝江不得进，探马赤率精兵二千击之，夺其舟以济
则在夺船作战中，蒙古将领探马赤也有优异表现。
这一战显然不是歼灭战。但蒙古军得以渡过金沙江，在金沙江南北两岸都取得立足点，战略态势对于宋方就大大不利。
一路东下，纽璘令石抹按只、探马赤等人不断建造浮桥，并留军驻守浮桥两岸的城寨。
《新元史·忽都传》：从都元帅纽璘渡马湖江，破宋叙州兵于老君山下。
这里的老君山，应当是泸州附近的马老山，而非叙州（宜宾）附近的老君山。从地图上看，纽璘所部根本没有去叙州的必要。所谓叙州兵，当是从叙州来增援泸州，阻击蒙古人的军队。而《元史·石抹按只传》提到叙州，当为误记。
之前在第一次马湖江之战中大败于兀良合台的张实，在第二次马湖江之战中被蒙古军生擒。笔者以为，张实在余玠时代本来就是陆军将领，不习水战，败于兀良合台之后继续指挥水军的可能性有限，他在第二次马湖江之战中的被擒，更可能是于陆战当中。
蒙古人不断沿江构造据点[凡立浮桥二十余所]，宋军不得不离开沿江的山地据点，出来与蒙人争夺。但纽璘所部精锐善战，而经过成都之役的惨败，南宋川蜀战区陆军实力大衰，当然不是蒙人对手。
在忽都、弘吉剌·车里、完颜石柱等将领的力战下，宋军对蒙军构造浮桥的各次袭击以惨败告终，损失惨重，对于纽璘部的阻击终告失败。张实也很可能在陆战中被擒。（张实倒是条汉子，随后蒙哥遣张实招谕至剑门苦竹隘。张实入隘，遂与守将杨立并力据守，城破后张实被肢解处死）
第二次马湖江之战，蒙古国海军有效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并发挥小舟夺船战术，将更擅长撞击和射击战术的南宋水军打得大败。纽璘顺利抵达重庆沿江，在南面对钓鱼城形成了封锁。
纽璘选择自己指挥陆军，扬长避短，是他没有像兀良合台那样先胜后败的关键原因。
但需要强调的是，从史料上看，第二次马湖江之战，南宋水军虽然被一路打退，遭到蒙人夺走一些船只，但损失并不大。这也是后面合州钓鱼城能够守住的关键。
《元史·刘整传》：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
那么直到襄阳之役时，蒙古水军都不如宋军。
很多人拿钓鱼城之战时史天泽依托浮桥打败了吕文德的水军说事。但是此前吕文德已经在重庆沿江江面打败了第二次马湖江之战的功臣纽璘（虽然吕文德之弟吕文焕一度被纽璘打退），杀到合州城附近锐气消耗，才被史天泽阻击成功。虽没能将兵员物资送入钓鱼城，却也有效打击削弱了蒙人的围城，对钓鱼城保卫战形成了有效的支援。
文天祥说——【亡宋贼臣，刘整居首】。现在却偏偏有一些崇拜蒙古认为蒙古无敌的人试图翻案，觉得没有刘整，蒙古人也能迅速建立起比南宋更加精强的水军。
但是第二次马湖江之战，蒙人在水面上胜利的关键是精妙地运用了小船灵活机动夺船的战术——这也正是活跃于北方湖荡的河北山东水军所长。
这一套在水量不大的长江上游尚且可用，长江中下游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取胜无疑在于大船的作战技术水平，这一套如何还能行？
刘整这样大员的叛降，也能吸引大量南宋境内的优质水手投奔蒙古，为蒙古效力。但是此前，蒙人的水手们终究是远不如南宋方出身大江和沿海地区的水手的。
蒙哥部由关陇南下围攻大获城
蒲择之当然深知，纽璘的战略任务实际上是抵达重庆后，阻断湖北对于川蜀的增援。而且蒙古人在川西储存的粮草物资，必须沿着水路转运，因此一定要打通由成都至重庆的水路。
因此阻击纽璘所部的防御，也是沿着沱江和马湖江（长江上游金沙江河段）为基础。
川西的蒙军有2万人。为配合蒙哥的征蜀行动，纽璘以5000人由密里火者、刘黑马、拜延八都鲁等守成都，自率15000蒙汉军，号5万大军，战舰200艘，以宋降将张威所部500人为先锋，沿着沱江水陆并进。
显然，随着蒲择之成都之役的惨败，大批宋军投降蒙人，其中就有一些战船和优质水手。加上第一次马湖江之战中兀良合台虽然被史俊打退，但也俘获了一些南宋战船，蒙古得以在川蜀建立自己的水军。
纽璘部攻克简州之后，由资州渡口渡过沱江，而后水陆并进。这样速度不快，但是稳妥。
纽璘显然吸取了第一次马湖江之战中，兀良合台完全依靠船行，结果被南宋水师击败的教训，因此使用陆军与水军互相援护。
此外，纽璘还有一个重要考量。
南宋在川蜀地区的江面上本有大量的浮桥。但宋方水军较强，并不需要依托浮桥作战，可以直接以船队凭江阻击。
因此得知蒙人东下消息后，蒲择之马上下令撤除江面上所有的浮桥，沿江部队收缩到两岸山地的城寨堡垒间，相机而动。
纽璘知道，川南地区依托贵州山地，叙州、泸州等重镇都有山脉依托。想要在短时间内拔除这一线所有的宋军城池，是不可能的。
因此为了打通成都至重庆的水路，保障补给线，纽璘制定了针锋相对的策略。
纽璘的船队以千户暗都剌及擅长水战的契丹将领石抹按只为前锋；抵达泸州附近后，遭遇南宋水军的阻击。
按照《元史·石抹按只》传的说法——【宋军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这个数据显然夸张了。
在第一次马湖江之战中，张实损失惨重。南宋在川蜀的水军不可能仅仅两年就恢复到这个程度。
需要强调的是，南人擅长水战，北人却也不见得不晓水战。
按《元史·王义传》——【义士卒皆水乡人，善水战，回旋开阖，往来如风雨，船接，则跃登彼船，奋戈疾击，敌莫能当】。
则在北方的泊泽中的人民，也有一定的水战能力。这点，在近代作家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中颇有体现。
泸州是沱江、金沙江、永宁河三支水流的交汇之处，水文复杂。但蒙军具备顺流而下的优势，石抹按只又擅长水战，以大船顺着水流冲撞，气势如虹，以70艘战船居前，剩下130艘战船后继，将宋方船队一举击败打退。
【按只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与战，破其军】，则石抹按只制造了大量牛皮筏子，增加了蒙军战船的数目，决战时蒙方的船数可能已经多于宋军。北方水军往往在水泊泽荡中活动，擅长以小船灵活机动，纵跃上敌船进行夺船战。而南宋水兵短于格斗，一旦被蒙军登船就必败无疑，这应当也是宋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新元史·探马赤传》：宋兵连舰绝江不得进，探马赤率精兵二千击之，夺其舟以济
则在夺船作战中，蒙古将领探马赤也有优异表现。
这一战显然不是歼灭战。但蒙古军得以渡过金沙江，在金沙江南北两岸都取得立足点，战略态势对于宋方就大大不利。
一路东下，纽璘令石抹按只、探马赤等人不断建造浮桥，并留军驻守浮桥两岸的城寨。
《新元史·忽都传》：从都元帅纽璘渡马湖江，破宋叙州兵于老君山下。
这里的老君山，应当是泸州附近的马老山，而非叙州（宜宾）附近的老君山。从地图上看，纽璘所部根本没有去叙州的必要。所谓叙州兵，当是从叙州来增援泸州，阻击蒙古人的军队。而《元史·石抹按只传》提到叙州，当为误记。
之前在第一次马湖江之战中大败于兀良合台的张实，在第二次马湖江之战中被蒙古军生擒。笔者以为，张实在余玠时代本来就是陆军将领，不习水战，败于兀良合台之后继续指挥水军的可能性有限，他在第二次马湖江之战中的被擒，更可能是于陆战当中。
蒙古人不断沿江构造据点[凡立浮桥二十余所]，宋军不得不离开沿江的山地据点，出来与蒙人争夺。但纽璘所部精锐善战，而经过成都之役的惨败，南宋川蜀战区陆军实力大衰，当然不是蒙人对手。
在忽都、弘吉剌·车里、完颜石柱等将领的力战下，宋军对蒙军构造浮桥的各次袭击以惨败告终，损失惨重，对于纽璘部的阻击终告失败。张实也很可能在陆战中被擒。（张实倒是条汉子，随后蒙哥遣张实招谕至剑门苦竹隘。张实入隘，遂与守将杨立并力据守，城破后张实被肢解处死）
第二次马湖江之战，蒙古国海军有效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并发挥小舟夺船战术，将更擅长撞击和射击战术的南宋水军打得大败。纽璘顺利抵达重庆沿江，在南面对钓鱼城形成了封锁。
纽璘选择自己指挥陆军，扬长避短，是他没有像兀良合台那样先胜后败的关键原因。
但需要强调的是，从史料上看，第二次马湖江之战，南宋水军虽然被一路打退，遭到蒙人夺走一些船只，但损失并不大。这也是后面合州钓鱼城能够守住的关键。
《元史·刘整传》：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
那么直到襄阳之役时，蒙古水军都不如宋军。
很多人拿钓鱼城之战时史天泽依托浮桥打败了吕文德的水军说事。但是此前吕文德已经在重庆沿江江面打败了第二次马湖江之战的功臣纽璘（虽然吕文德之弟吕文焕一度被纽璘打退），杀到合州城附近锐气消耗，才被史天泽阻击成功。虽没能将兵员物资送入钓鱼城，却也有效打击削弱了蒙人的围城，对钓鱼城保卫战形成了有效的支援。
文天祥说——【亡宋贼臣，刘整居首】。现在却偏偏有一些崇拜蒙古认为蒙古无敌的人试图翻案，觉得没有刘整，蒙古人也能迅速建立起比南宋更加精强的水军。
但是第二次马湖江之战，蒙人在水面上胜利的关键是精妙地运用了小船灵活机动夺船的战术——这也正是活跃于北方湖荡的河北山东水军所长。
这一套在水量不大的长江上游尚且可用，长江中下游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取胜无疑在于大船的作战技术水平，这一套如何还能行？
刘整这样大员的叛降，也能吸引大量南宋境内的优质水手投奔蒙古，为蒙古效力。但是此前，蒙人的水手们终究是远不如南宋方出身大江和沿海地区的水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