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打出了中俄两个共产主义者集结。经历了一战后的协约国无力扑灭俄国革命，苏俄站稳脚跟，再对中日等国输出革命。战时，中国由于沿海沿江出口企业大量招工，让工人阶级一下子翻番式成长，给国内的共产主义活动创造了环境。共产主义其实是蛮高端的一种思潮，它游荡在机械化生产的进步社会中。战前，民国二年（1913）进口机器465万两，战后，民国八年（1919）进口机器1410万两，价值翻了3倍。十年（1921）进口机器5565万两，其中织造机器2600万两，约占50%。十一年（1922）回落到2668万两，十二到十六年（1923～1927）基本回落到一千数百万两。古中国，制造业字面指制衣业，制的繁体字由上制下衣组成。擅长纺织的江南地区，在旧社会末期继续这种传统，集中大部分的棉纺工厂。战后纺织业翻番式成长，全国纱厂1919年29家，1920年37家，1921年51家，1922年64家，1923年55家，1924年58家，1925年65家，1926年67家，1927年64家。截止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为止，华商纱厂增长最快的时期就是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这段时间实业的发展，超过了马关条约以来的20年，马关条约放开日资，顺带放开内资，纺织业是一大投资重点。民国初期的运气是真的不错，纵然政治割据，列强一时半会腾不开手。亚洲开化国家借助一战特需大力发展实业，1920年代列强恢复实力，情况急转直下。外需大大减弱，原材料价格回落，一些口岸与内陆原料产地的倒闭潮出现。无产阶级队伍膨胀，便有试图驾驭民气的组织兴起。1921年7月23日，共青团创始人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的演说指出：“自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来，中国的工人也开始觉醒。小规模的罢工在不断发生。我们必须把这些正在成长的运动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不能让他们受黄色工会（即反对罢工、主张缓和劳资关系的工会）的影响。” 战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1925年12月印度共产党成立。李大钊指出：“欧战停止以后，日本大阪的工厂闭锁者日有所闻。据经济学者的推测，到了三月间，才是失业劳工的生死关头。五口人家收入能应付最低生活费者，百户不过二户。贫富的悬隔，一天甚似一天，大有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样子。（面包问题1919.1.19）” “民本主义的话，在日本很流行，什么民本的军国主义、君主民本主义，闹个不清。卖药的广告，也说民本主义。社会主义流行，就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出现。（混充牌号1919.4.6）” 张太雷指出：“1914年欧洲大战在印度起了大变化。英国工业因为战争都用做制造军用品，又因德国潜艇活动和军事需用英国运输船只大减，英国工业品不能供给印度的市场，于是印度工业以无帝国资本竞争而迅速发展。英国改变政策，1916年允许印度征收3%的棉货进口税以保护印度主要工业。所以印度资产阶级停止反英活动，极力募兵捐款援助英政府。今日印度的工业资本比战前已增加了20倍。据近来的调查，印度近世无产阶级的数量已有九百万，三倍于战前。乡村的一班失业者都跑到城市里找工厂工作做。但同时工业的发展把尚存的手工业打倒了不少。英国想把印度的工业政策改为机械化大生产，又不知道多少农作人离开田地，变为失业的游民。将更增加农民运动的剧烈。（近代印度概况1923.7.1）” 举日印的例子，说明一战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衰弱，导致了红色运动兴起，为普遍现象。日本机器工业比中国发达自不待言。印度1923年九百万无产阶级，规模已经超越同时代民国，当时民国工人也就几百万。所以民国早期的工业水平，东不如岛国，南不如印度，北不如苏俄。革命意志却相当强烈，应该说，能不能闹成革命，不一定是工业规模决定的。一则民国的实体经济比较弱，二则罢工规模不如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远远不如农民瓜分地主资产的斗争规模。

鉴于长江以南地区新思想活跃、产业发达，陈独秀主张搞一国两制：“前年张勋复辟的时候，我曾主张仿奥、匈制度南北分治。那时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无论南北，都有一大部分人相信君主政治或大权政治，不妨画定北方几省，让他们去过那叩头请安、打板子的生活。那相信欧、美自由政治的人，可在南方另设自治政府和国会。（为什么要南北分立1919.3）” 但苏俄的列宁式政党也是大权政治。陈独秀似乎本来就不认可列宁式政党。1920准备组党时，由李汉俊起草的党章草案，约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达到社会革命的手段：劳工专政+生产合作。一开始即与民主共和价值对立。长江以南不仅仅是所谓民主共和价值活跃、社会主义思想也比较活跃。不然陈独秀应该拉共产主义者们去北方。民国初期中国三大产业区：江南地区主打纺织业，武汉主打制铁业，津榆铁路线（河北沿海）主打煤工业。长江以南占了两个。上海产业最发达，占全国产业工人的1/4，带动长江流域，除了长江流域就是华南。北方没什么工业基础。日本还没有建设东北。国共的两种价值，实际上都发起自工业文明。
早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驻广州、上海。1923年存在的地方组织：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山东地方委员会。都是当时工矿业比较繁荣的地区。
人事上的流动与物资流动相辅相成，上海在旧社会被誉为东方巴黎，兼具工业城市和消费城市的特性，形成以上海为龙头拉动长江流域的态势。工业中心意味着劳资矛盾多，消费中心意味着新思想交汇。邓中夏指出：“新式工业下（指机械化大生产）的工人可统计的只不过63万名，连不可统计的，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数量上看，实在是四万万人口中的少数了。但是，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比方海员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外的交通断绝；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断绝；汉冶萍一罢工，可以使国内日本多数大工厂停业（提供加工工业原料）；开滦一罢工，可以使铁路轮船及用户的煤炭蹶竭，洋船都要鳞次栉比的停在秦皇岛，开不出渤海口去；码头工人一罢工，可以使洋货不能登岸；市政工人一罢工，可以使全埠扰乱。所以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轻视之。况且中国资产阶级虽无力发展实业（呼应之前提及的，20年代战争特需失去），外国的资产阶级终会挟其金钱武力来作越俎代庖的事，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只有日益增多，终归油长成壮大之一日。（录自：论工人运动1923.12.15）” 邓中夏的思想，引入外资、借鸡生蛋发展本土工人阶级，让共产主义者的市场扩大。跟孙中山联俄容共筹备北伐、毛爷爷借侵略战争扩充实力、80年代对外开放倒逼改革，本质逻辑上是一样的。60年代毛爷爷辩证的指出：“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 先借鸡生蛋，把基本盘做大，在这个过程中渗透进去，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 号召工人阶级起义掌权。那什么地方便于借鸡生蛋？不是长三就是珠三嘛。
虽然后来是依靠农民运动取得天下，早期理论的引入，人事的汇流，却是跟工业城市息息相关。工作性质决定了小农经济的组织性比较弱。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比较强，现代化生产方式本身就是高度组织化的过程，譬如福特制（一条龙）和泰勒制（标准化）。把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引进农村，改造农村，才闹得起革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星星包围青天白日没错，但小农经济一盘散沙靠什么组织起来？引进中国的列宁式政党的本质是什么？姑且定义为，农民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