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上古神化传说不同的是，后羿射日的情节过于复杂，可谓跌宕起伏，主角人物性格多变，前后判若两人。而且里面多了许多与上古时代不符的“现代”元素，如爱情、阴谋、政权等，从中可知，后羿射日神话传说的最终形成或多或少掺杂了后人的编篡。
   有关“十日”的相关记载最早出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 《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沫若据“后羿射日”一说指出，“射”等同于“杀”，是对“太阳神”的不敬，从而怀疑华夏的上古先民不存在太阳神崇拜。当然，事实已证明，不但华夏先民存在“崇日”现象，处在同一时期的世界各地的不同先民均存在“崇日”现象，这是远古先民一种原始的自然崇拜。但郭沫若的怀疑恰恰说明了“后羿射日”存在的特殊性、不合理性。这似乎只有一种理由可解释此种现象，那就是后羿射日神话为后世所创。当原始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已不被人们所重，这时的先民已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他们所供奉的“神”已不是遥不可及，部族的首领或政权的统治者开始了自然神、祖先神与自身相结合的造神阶段，后羿射日或许就产生于此时。笔者以为，后羿射日神话传说是以“十日”为框架，以夏启之际后羿为素材，结合尧舜时期夷羿部落的事迹累加而成。

至此，我们有必要把夏启之后羿与射日之后羿做一比较。自后羿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至被亲信寒浞所杀，经过这段比较可看出，二者惊人相似，如出一辙。后羿诛杀夏王多子而独留仲康正对应后羿射九日而独留一日，假如后羿自喻帝羿并散播诛杀夏王之子是帝尧所使，我想，作为尧、禹子孙的夏民亦多少会臣服、不致反抗。《国语•鲁语下》云：“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既如此，那么禹自然亦具有了神性，这正说明在夏初，君权可神授，掌控政权是要靠神的权威来维持的。这正如王国维所讲：“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分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

假如后羿射日确为崇龙一族的再造神话，那么后羿应如同《淮南子》中“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所记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事实并非如此，自崇龙一族或后羿本人出于政治目的编篡“尧使羿”的再造神话，后羿的个人命运便与这个神话结合在一起，其个人的结局也就决定了这个神话的结局。这就不难理解射日之后羿与夏启之后羿二者为何如此相似。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有“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之诗句。屈原作《离骚》是借《山海经》抒发内心情感，清人吴任臣在《山海经广注》曾附言：“周秦诸子，唯屈原最熟此本经。”有关夏启后羿的相关记载不见于西汉末所校订的今本《山海经》，可见屈原所读《山海经》为古本。夏启后羿为崇凤的殷人、楚人所不齿，但在崇龙的西汉人眼里却并非如此，这亦是夏启后羿恶迹不见于今本的缘故。后羿射日应该有史官的编篡与民间传说的成分，正因为有了史官的编篡，才使得这个神话变得多姿多彩、可歌可泣。也正因为有了民众的参与，才使这个神话得以完整展现并在民间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