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娱乐，丰富多彩
联曰：
歌舞演说，笑对人生烦闷少；
吹拉弹唱，爱听仙乐顺心多。
王晋是一个大村，解放前已有四、五百户，两千多人。人多，各种各样的人才就多，其中爱好吹拉弹唱的人自然不少。在我的印象中，王晋人的娱乐活动一直是丰富多彩的。 听老辈人讲，早年间王晋的戏班子是很出名的，不但阵容庞大，角色齐全，能够唱连台戏，而且“家底丰厚，装备精良”，每逢外出演唱，道具行头需要装二十多小车。蜘蛛山下一年一度的奶奶庙会，之所以香火兴旺，历久不衰，与本村戏班子的助兴演出有着很大的关系。那时候的老人们，为人忠厚老实，做戏严肃认真，表演非常投入。我们本家有一位祖父辈的老人，名叫宋继根（音），就是一名出色的演员和戏迷，主攻青衣花旦，也跑龙套，唱丑角。他在《六月雪》中扮演窦娥，为了表现冤屈悲愤之情，能够将脸色一会儿变黄，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紫，使观众立时感到冷风骤起，不寒而栗。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时而号啕大哭，时而低声啜泣，把哭声和唱腔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把对母亲的怀念和丧母的悲痛，编成了一串串合辙押韵的词句，借助哭声叨念出来，悲悲切切，声泪俱下，让“看发丧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我祖母的娘家人中也有几位是当年本村戏班子的主要力量。当我叔父十三岁的时候（算起来应在1925年前后），曾跟着我的三舅姥爷等人从青岛乘坐火轮船，打算去东北演唱谋生。不成想在海上遇到台风，轮船触礁搁浅，同船人分别乘救生艇逃生，后被一艘日本邮船搭救，得以幸免于难。我有一位木讷愚钝的二表叔，虽然干活不怎么勤快，但唱起古老戏文来，却是整本大套的。
土地改革之后，群众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心情，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每到春节期间，村里的故事班子总要活动一个多月。一进腊月，几位热心人便组织那些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大部分是青年，也有中年和老年人——集中在一起进行排练、演习，张罗着置办道具。用砖头制作烟花底座，用高粱秸扎制狮子头，狮子的**则是用苘麻编连而成。有一年还用葫芦瓢刻了一个狗熊头，由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装扮，头戴狗熊面具，身穿黑色长袍，在场子里慢慢踱步，憨态可掬，引人发笑。
临近春节时的重头戏是锣鼓高跷队与村里的团员青年走街串巷慰问烈军属，逐户送去猪肉、粉皮，村里的干部与户主寒暄一番，表示慰问和敬意；青年们帮着打扫院落、张贴春联、更换新的光荣牌匾。春节后从初一到十五是故事班子最活跃的时间，高跷、狮子、旱船、老汉推车、老蒋（头）背老婆、傻小子扑蝴蝶、送神（子）娘娘等等，每天晚上轮番到各个分村（当时设四个分村）表演。一般情况下都是高跷队领先，其它节目随后，傍黑天开始，玩到深夜方才结束。那些“踩高跷的”虽然是青一色的男青年，但一律是村姑打扮：头上扎一块花毛巾，脑后戴一条用妇女们的扎腿带子编成的大辫子，上身穿一件蓝印花大襟褂，手上挑一盏纸糊的灯笼。他们先绕着场地转几圈，其间要走出各种花样，变换多种队形，然后围在锣鼓队跟前，演唱一种一听即懂百听不厌的歌曲。
“架花船”的——那花花绿绿的“旱船”是由“坐船的”演员站在中间用两手架着行走的——是我们本家的一位大叔，也是村姑打扮，但比高跷队的演员们打扮得要细致、讲究：头上戴一朵大红绢花，脸上涂着白粉胭脂，用墨笔描着眉毛，婉然是一个老成本分的农村大闺女。他与那位“撑船的老头儿”配合得非常密切，迈着戏曲舞台上旦角演员走动时的那种小碎步，顺着撑船老头用白腊杆子划出的曲线，在场内漂来荡去，速度时快时慢，船头忽高忽低，似有轻风吹动，但觉浅浪波涌，虽是“陆地行舟”，却有着形象优美的水上工夫，使得观众们也情不自禁地轻轻晃动起来。而且也象高跷队那样，转上几圈之后，便停在锣鼓队跟前，一面摇晃，一面唱那种内容相似的民歌小调。记得其中一首唱的是：
太阳出来照西墙，
西墙后头有阴凉，
留着阴凉放孩子，
（锣鼓间奏：强强令令强---）
孩子哭了抱给他娘。
当时四分村的干部王德富（后来去东北×市×厂当了工会主席），他一人扮演好几个角色，而且妆什么象什么。他演“老蒋（头）背老婆”，自己化妆成一个农村老太婆，怀里抱一个纸扎的白胡子老汉的头，后腰上绑两条用杆草把子扎制的小脚老太太的腿，装作步履蹒跚力不从心的样子，围着场地慢慢地走，观众故意问他：“背着老婆到哪去？”“累不累？”“怕不怕老婆？”他则回答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话语，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他演“送神（子）娘娘”的时候，脚下踩一副短跷腿，肩上背一个帆布褡子，里面放着两个自制的布娃娃，跟在高跷队后边，不断用布娃娃逗引那些年轻媳妇，有时候被高跷队拉下一大截，在观众的“提醒”下，他慌忙迈动小短腿，急急地追赶上去，引起一阵哄然大笑。在“老汉推车”节目中，他演拉车的老妈妈儿，与推车的“老汉”一前一后，或疾或缓，或快或慢，或上坡，或下坡，或遇道路泥泞，车子“打误”，一行一动，一招一式，都表演得非常逼真，既能赢得那些庄稼人的啧啧称赞，又不时引得大家放声大笑。
有一年还在油坊场里，演出过传统剧目《王大娘锔缸》，一位姓王的大叔扮演补锅匠，我们本家的大侄子宪明吹着竹箫伴奏，曲调大概属于山东琴书、莲花落之类，只有上下两句，非常简单。记得那位扮演补锅匠的人上场后唱的头一段是：
下腰挑起我的箍镏担儿吧，（竹箫间奏：哩滴啷当，哩滴啷当，啷当哩，啷当哩，哩滴啷当——）
挑起箍镏串（吧）四乡。（竹箫间奏：当啷啷滴当，当里当啷滴当，当啷滴，当啷滴，里当啷滴当——）
出门不向别处去吧，
单上仪阳王下庄。
（间奏同上）
王下庄有个王员外，
王员外家有三位好姑娘。
三个姑娘寻女婿，
一个到比一个强---
大的寻了个无毛的，
二的寻了个溜蛋光，
落了个三的寻的好啊，
转遭有毛当中光......
段家胡同的王运乾大哥还与东胡同一位姓赵的大哥表演过傻小子扑蝴蝶的节目。俩人都踩着半米多的高跷腿，赵大哥村姑打扮，手里拿一根细竹竿，前面用细线吊一只纸扎的蝴蝶，不时抖动、翻飞，王大哥则头上扎一个“朝天锥”，身上穿一件大红背带裤，一个腿长，一个腿短，手里拿一把破蒲扇，追着那只蝴蝶，反蹦跳跃，满地打滚儿，看得大家如痴如醉，连连叫好。
后来，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村民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愈来愈活跃，大家的积极性都异常高涨。每到冬天，便以团员、青年、大龄学生为主，聚在小学校里，互为教师，分头排练节目。既无报酬，也无奖赏，还要从自己家里拿来毛巾、衣服等演出用品，每晚都要演练到深夜。春节过后就在自己搭制的戏台上演出，虽然腔调欠佳，多数情况下又无乐队伴奏，但演员们认认真真地表演，观众们兴致勃勃地观看，戏台下依然坐着黑鸦鸦一大片人群，给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山村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乐趣。记得那时候经常上演的剧目有：《王登云休妻》、《王定保借当》、《穆桂英挂帅》、《李二嫂改嫁》以及一些宣传时事政策特别是合作化、婚姻法方面的小戏剧、小演唱等等。我在上了小学之后，就曾在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统一安排下，与其他小伙伴排演过《王定保借当》，让我演县官，还为我糊制过一顶乌纱帽，记得上台后第一句台词是：“下官赵玉，山西洪洞县人士……”其他内容记不清了，好像也没有正式演出。
那时候，上级提倡文艺演出要为政治工作服务，我们村的团员青年们以及一些爱好文娱活动的中老年人，发挥特长，各显神通，每年的演出都有新节目、新花样。记得宣传婚姻法的那一年，黄石崖村有一个青年姑娘，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抵制传统的陈规陋习，在妇代会的帮助下，几经磨难，终于争得了自由，与意中人结为美满夫妻。我们村的一伙人，就借用这个题材，临时派角，由当时的村妇代会主任李开英大姐扮演村姑，后来去鞍山当了工人的段序才大哥扮演村姑之父，村干部赵传荣大哥扮演区干部，还有青年民兵赵传玉四哥等人，他们“现编现演”，居然凑成了一场深受欢迎引起轰动的话剧。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在过去，农村有一条习俗，就是新结婚的闺女女婿，正月初四回门认亲之后，便在岳家住下来，由岳家的近门近支庄乡邻居轮流宴请，一般要吃到初十甚至十五以后。有一年，上级号召春节后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群众及早收回过年心，走亲串友的青年立即回村劳动干活。于是村里的团员青年们搞了几天“除新客（当地方言读作kei）”活动，有文艺骨干、青年积极分子分别化装成新女婿、新媳妇、丈人爹、丈母娘，扛着铁锨扫帚，敲锣打鼓，专到有新客的家门口宣传。每到一处，先由锣鼓队敲打一阵，然后由“演出队”表演一番十分夸张的吃饱、喝醉、驱赶、挽留等等情节，自然少不了扫帚扫、铁锨除的动作。最后由“广播筒”赵传玉四哥拿着铁皮喇叭高喊：
“喂——
各位大家——
要注意了——
春季生产——
已开始了——
走亲的，串友的，老闺女，新女婿，
吃（巴）饱了快回去，回家种地干活去——
不要吃了东家吃西家，吃了人家的白菜疙瘩 ，再啃人家的萝贝皮！”
有一回，传玉四哥喊“溜”了嘴，最后一句喊成了“不要把人家的白菜疙瘩，萝贝帮的，喝干净了再走。”把“演员”和看热闹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我们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也不甘落后，积极参与。抗美援朝的时候，每逢王晋集日，老师便组织一部分大同学，分别化妆成杜鲁门、麦克阿色、李成晚以及志愿军战士等形象，到集上扎一个圈子，表演一番，由带队的老师宣讲一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全国人民踊跃捐献飞机大炮的大好形势和上级对广大群众的要求等等。演出虽然简单，“观众”们看得却很有兴致。到了农村开展“粮食统购统销”、积极交售爱国棉的时候，我已经是王晋小学的学生会主席、少先队大队长，在老师们的带领下，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我除了负责整队、带队和领着同学们呼口号之外，还戴上母亲的帽子，穿上母亲的棉袄，装扮成一个老妈妈儿，王序荣的同学化妆成一个老头儿，我们俩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断开一些“老婆子”、“老头子”之类的玩笑。除了在本村几个地点表演之外，也到马郎、黄石崖等村表演。每到一地，先由同学们唱几首歌，呼一阵口号，再由老师或村干部讲一些时事政策方面的问题，“观众”们也是看得很有兴致。
这样的境况大约持续到1957年，此后便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经济乱套，生活困难，社员们似乎已经没有了自办文艺节目的能力和心情，只能在劳动休息时互相啦一些无关时局的笑话，或者晚上回家后听广播喇叭上反复播放的那些标语口号式的歌曲。
但是，蕴藏在群众中的文娱生活的积极因素却是无法泯灭的。“文革”期间，无戏可演，村里的几个青年就主动要求村领导买来一套吹打乐器，四处拜师学艺，没黑到白地练习，很快能够吹奏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及样板戏唱段。村里召开总结表彰大会的时候，他们主动到场，助兴演奏一番。
“文革”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农民群众积极性的焕发，自然也表现在社员们的文化活动方面，村里的干部们大力支持，新一代青年人迅速组织起了文艺宣传队，从外地请来了戏曲教师，购置了服装道具，增添了锣鼓乐器，很快排演出了一批传统剧目和自编自演的小节目，在大队办公室的院子里搭设了比较标准的舞台，每年春节前后，都要热热闹闹地唱上十天半月。还曾应邀到南阳、柱子一带进行过演出，受到了很好的赞誉。
为此，昭斌有诗赞曰：
开 心
锣鼓喧天人似癫，农家老幼笑开颜。
历经战乱和平到，初获丰足福寿添。
但愿风调雨还顺，从此冬暖夏无缠。
花开鸟唱人欢乐，狂舞高歌过大年。
联曰：
歌舞演说，笑对人生烦闷少；
吹拉弹唱，爱听仙乐顺心多。
王晋是一个大村，解放前已有四、五百户，两千多人。人多，各种各样的人才就多，其中爱好吹拉弹唱的人自然不少。在我的印象中，王晋人的娱乐活动一直是丰富多彩的。 听老辈人讲，早年间王晋的戏班子是很出名的，不但阵容庞大，角色齐全，能够唱连台戏，而且“家底丰厚，装备精良”，每逢外出演唱，道具行头需要装二十多小车。蜘蛛山下一年一度的奶奶庙会，之所以香火兴旺，历久不衰，与本村戏班子的助兴演出有着很大的关系。那时候的老人们，为人忠厚老实，做戏严肃认真，表演非常投入。我们本家有一位祖父辈的老人，名叫宋继根（音），就是一名出色的演员和戏迷，主攻青衣花旦，也跑龙套，唱丑角。他在《六月雪》中扮演窦娥，为了表现冤屈悲愤之情，能够将脸色一会儿变黄，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紫，使观众立时感到冷风骤起，不寒而栗。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时而号啕大哭，时而低声啜泣，把哭声和唱腔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把对母亲的怀念和丧母的悲痛，编成了一串串合辙押韵的词句，借助哭声叨念出来，悲悲切切，声泪俱下，让“看发丧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我祖母的娘家人中也有几位是当年本村戏班子的主要力量。当我叔父十三岁的时候（算起来应在1925年前后），曾跟着我的三舅姥爷等人从青岛乘坐火轮船，打算去东北演唱谋生。不成想在海上遇到台风，轮船触礁搁浅，同船人分别乘救生艇逃生，后被一艘日本邮船搭救，得以幸免于难。我有一位木讷愚钝的二表叔，虽然干活不怎么勤快，但唱起古老戏文来，却是整本大套的。
土地改革之后，群众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心情，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每到春节期间，村里的故事班子总要活动一个多月。一进腊月，几位热心人便组织那些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大部分是青年，也有中年和老年人——集中在一起进行排练、演习，张罗着置办道具。用砖头制作烟花底座，用高粱秸扎制狮子头，狮子的**则是用苘麻编连而成。有一年还用葫芦瓢刻了一个狗熊头，由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装扮，头戴狗熊面具，身穿黑色长袍，在场子里慢慢踱步，憨态可掬，引人发笑。
临近春节时的重头戏是锣鼓高跷队与村里的团员青年走街串巷慰问烈军属，逐户送去猪肉、粉皮，村里的干部与户主寒暄一番，表示慰问和敬意；青年们帮着打扫院落、张贴春联、更换新的光荣牌匾。春节后从初一到十五是故事班子最活跃的时间，高跷、狮子、旱船、老汉推车、老蒋（头）背老婆、傻小子扑蝴蝶、送神（子）娘娘等等，每天晚上轮番到各个分村（当时设四个分村）表演。一般情况下都是高跷队领先，其它节目随后，傍黑天开始，玩到深夜方才结束。那些“踩高跷的”虽然是青一色的男青年，但一律是村姑打扮：头上扎一块花毛巾，脑后戴一条用妇女们的扎腿带子编成的大辫子，上身穿一件蓝印花大襟褂，手上挑一盏纸糊的灯笼。他们先绕着场地转几圈，其间要走出各种花样，变换多种队形，然后围在锣鼓队跟前，演唱一种一听即懂百听不厌的歌曲。
“架花船”的——那花花绿绿的“旱船”是由“坐船的”演员站在中间用两手架着行走的——是我们本家的一位大叔，也是村姑打扮，但比高跷队的演员们打扮得要细致、讲究：头上戴一朵大红绢花，脸上涂着白粉胭脂，用墨笔描着眉毛，婉然是一个老成本分的农村大闺女。他与那位“撑船的老头儿”配合得非常密切，迈着戏曲舞台上旦角演员走动时的那种小碎步，顺着撑船老头用白腊杆子划出的曲线，在场内漂来荡去，速度时快时慢，船头忽高忽低，似有轻风吹动，但觉浅浪波涌，虽是“陆地行舟”，却有着形象优美的水上工夫，使得观众们也情不自禁地轻轻晃动起来。而且也象高跷队那样，转上几圈之后，便停在锣鼓队跟前，一面摇晃，一面唱那种内容相似的民歌小调。记得其中一首唱的是：
太阳出来照西墙，
西墙后头有阴凉，
留着阴凉放孩子，
（锣鼓间奏：强强令令强---）
孩子哭了抱给他娘。
当时四分村的干部王德富（后来去东北×市×厂当了工会主席），他一人扮演好几个角色，而且妆什么象什么。他演“老蒋（头）背老婆”，自己化妆成一个农村老太婆，怀里抱一个纸扎的白胡子老汉的头，后腰上绑两条用杆草把子扎制的小脚老太太的腿，装作步履蹒跚力不从心的样子，围着场地慢慢地走，观众故意问他：“背着老婆到哪去？”“累不累？”“怕不怕老婆？”他则回答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话语，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他演“送神（子）娘娘”的时候，脚下踩一副短跷腿，肩上背一个帆布褡子，里面放着两个自制的布娃娃，跟在高跷队后边，不断用布娃娃逗引那些年轻媳妇，有时候被高跷队拉下一大截，在观众的“提醒”下，他慌忙迈动小短腿，急急地追赶上去，引起一阵哄然大笑。在“老汉推车”节目中，他演拉车的老妈妈儿，与推车的“老汉”一前一后，或疾或缓，或快或慢，或上坡，或下坡，或遇道路泥泞，车子“打误”，一行一动，一招一式，都表演得非常逼真，既能赢得那些庄稼人的啧啧称赞，又不时引得大家放声大笑。
有一年还在油坊场里，演出过传统剧目《王大娘锔缸》，一位姓王的大叔扮演补锅匠，我们本家的大侄子宪明吹着竹箫伴奏，曲调大概属于山东琴书、莲花落之类，只有上下两句，非常简单。记得那位扮演补锅匠的人上场后唱的头一段是：
下腰挑起我的箍镏担儿吧，（竹箫间奏：哩滴啷当，哩滴啷当，啷当哩，啷当哩，哩滴啷当——）
挑起箍镏串（吧）四乡。（竹箫间奏：当啷啷滴当，当里当啷滴当，当啷滴，当啷滴，里当啷滴当——）
出门不向别处去吧，
单上仪阳王下庄。
（间奏同上）
王下庄有个王员外，
王员外家有三位好姑娘。
三个姑娘寻女婿，
一个到比一个强---
大的寻了个无毛的，
二的寻了个溜蛋光，
落了个三的寻的好啊，
转遭有毛当中光......
段家胡同的王运乾大哥还与东胡同一位姓赵的大哥表演过傻小子扑蝴蝶的节目。俩人都踩着半米多的高跷腿，赵大哥村姑打扮，手里拿一根细竹竿，前面用细线吊一只纸扎的蝴蝶，不时抖动、翻飞，王大哥则头上扎一个“朝天锥”，身上穿一件大红背带裤，一个腿长，一个腿短，手里拿一把破蒲扇，追着那只蝴蝶，反蹦跳跃，满地打滚儿，看得大家如痴如醉，连连叫好。
后来，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村民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愈来愈活跃，大家的积极性都异常高涨。每到冬天，便以团员、青年、大龄学生为主，聚在小学校里，互为教师，分头排练节目。既无报酬，也无奖赏，还要从自己家里拿来毛巾、衣服等演出用品，每晚都要演练到深夜。春节过后就在自己搭制的戏台上演出，虽然腔调欠佳，多数情况下又无乐队伴奏，但演员们认认真真地表演，观众们兴致勃勃地观看，戏台下依然坐着黑鸦鸦一大片人群，给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山村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乐趣。记得那时候经常上演的剧目有：《王登云休妻》、《王定保借当》、《穆桂英挂帅》、《李二嫂改嫁》以及一些宣传时事政策特别是合作化、婚姻法方面的小戏剧、小演唱等等。我在上了小学之后，就曾在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统一安排下，与其他小伙伴排演过《王定保借当》，让我演县官，还为我糊制过一顶乌纱帽，记得上台后第一句台词是：“下官赵玉，山西洪洞县人士……”其他内容记不清了，好像也没有正式演出。
那时候，上级提倡文艺演出要为政治工作服务，我们村的团员青年们以及一些爱好文娱活动的中老年人，发挥特长，各显神通，每年的演出都有新节目、新花样。记得宣传婚姻法的那一年，黄石崖村有一个青年姑娘，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抵制传统的陈规陋习，在妇代会的帮助下，几经磨难，终于争得了自由，与意中人结为美满夫妻。我们村的一伙人，就借用这个题材，临时派角，由当时的村妇代会主任李开英大姐扮演村姑，后来去鞍山当了工人的段序才大哥扮演村姑之父，村干部赵传荣大哥扮演区干部，还有青年民兵赵传玉四哥等人，他们“现编现演”，居然凑成了一场深受欢迎引起轰动的话剧。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在过去，农村有一条习俗，就是新结婚的闺女女婿，正月初四回门认亲之后，便在岳家住下来，由岳家的近门近支庄乡邻居轮流宴请，一般要吃到初十甚至十五以后。有一年，上级号召春节后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群众及早收回过年心，走亲串友的青年立即回村劳动干活。于是村里的团员青年们搞了几天“除新客（当地方言读作kei）”活动，有文艺骨干、青年积极分子分别化装成新女婿、新媳妇、丈人爹、丈母娘，扛着铁锨扫帚，敲锣打鼓，专到有新客的家门口宣传。每到一处，先由锣鼓队敲打一阵，然后由“演出队”表演一番十分夸张的吃饱、喝醉、驱赶、挽留等等情节，自然少不了扫帚扫、铁锨除的动作。最后由“广播筒”赵传玉四哥拿着铁皮喇叭高喊：
“喂——
各位大家——
要注意了——
春季生产——
已开始了——
走亲的，串友的，老闺女，新女婿，
吃（巴）饱了快回去，回家种地干活去——
不要吃了东家吃西家，吃了人家的白菜疙瘩 ，再啃人家的萝贝皮！”
有一回，传玉四哥喊“溜”了嘴，最后一句喊成了“不要把人家的白菜疙瘩，萝贝帮的，喝干净了再走。”把“演员”和看热闹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我们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也不甘落后，积极参与。抗美援朝的时候，每逢王晋集日，老师便组织一部分大同学，分别化妆成杜鲁门、麦克阿色、李成晚以及志愿军战士等形象，到集上扎一个圈子，表演一番，由带队的老师宣讲一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全国人民踊跃捐献飞机大炮的大好形势和上级对广大群众的要求等等。演出虽然简单，“观众”们看得却很有兴致。到了农村开展“粮食统购统销”、积极交售爱国棉的时候，我已经是王晋小学的学生会主席、少先队大队长，在老师们的带领下，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我除了负责整队、带队和领着同学们呼口号之外，还戴上母亲的帽子，穿上母亲的棉袄，装扮成一个老妈妈儿，王序荣的同学化妆成一个老头儿，我们俩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断开一些“老婆子”、“老头子”之类的玩笑。除了在本村几个地点表演之外，也到马郎、黄石崖等村表演。每到一地，先由同学们唱几首歌，呼一阵口号，再由老师或村干部讲一些时事政策方面的问题，“观众”们也是看得很有兴致。
这样的境况大约持续到1957年，此后便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经济乱套，生活困难，社员们似乎已经没有了自办文艺节目的能力和心情，只能在劳动休息时互相啦一些无关时局的笑话，或者晚上回家后听广播喇叭上反复播放的那些标语口号式的歌曲。
但是，蕴藏在群众中的文娱生活的积极因素却是无法泯灭的。“文革”期间，无戏可演，村里的几个青年就主动要求村领导买来一套吹打乐器，四处拜师学艺，没黑到白地练习，很快能够吹奏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及样板戏唱段。村里召开总结表彰大会的时候，他们主动到场，助兴演奏一番。
“文革”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农民群众积极性的焕发，自然也表现在社员们的文化活动方面，村里的干部们大力支持，新一代青年人迅速组织起了文艺宣传队，从外地请来了戏曲教师，购置了服装道具，增添了锣鼓乐器，很快排演出了一批传统剧目和自编自演的小节目，在大队办公室的院子里搭设了比较标准的舞台，每年春节前后，都要热热闹闹地唱上十天半月。还曾应邀到南阳、柱子一带进行过演出，受到了很好的赞誉。
为此，昭斌有诗赞曰：
开 心
锣鼓喧天人似癫，农家老幼笑开颜。
历经战乱和平到，初获丰足福寿添。
但愿风调雨还顺，从此冬暖夏无缠。
花开鸟唱人欢乐，狂舞高歌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