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78年，邓小平推动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伟大转折：端正思想路线，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坚持实事求是；拨正政治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矫正组织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形成领导核心；倡导体制改革，改善群众生活，促进人民致富；转变统一方针，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调整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实行对外开放。这个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关键词】：1978年 邓小平 伟大转折 改革开放

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1978年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是应当永远铭记的一年。在这一年，邓小平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伟大转折。

端正思想路线：批判“两个凡是”，坚持实事求是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根本对立的。1978年，邓小平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978年二三月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3月2日，邓小平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小组会议时强调：“现在不是都在讲作风吗?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1]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然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开始就遭遇很大阻力。
　　4月27日至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期间，一些受“两个凡是”影响的言论和真理标准大讨论遭遇的阻力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一些人“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2]在以上论述中，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实事求是。
　　

拨正政治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和基础上，需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1978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逐步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和开辟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当时“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3](p.3)然而“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一直存在，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4]。“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集中精力揭批“四人帮”，逐步创造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创造了条件。
　　1978年6月，邓小平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2](p.122)在揭批“四人帮”方面，邓小平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7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马奎斯·威廉·蔡尔兹时指出：“林彪、‘四人帮’对各方面都有干扰、破坏，各行各业都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是在科学和教育方面，主要是教育方面，十年基本上没有出人才，耽误了一代人，把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得很大。”[1](p.347)
　　揭批“四人帮”虽然是各项工作的纲，但是不能任意扩大、无限延伸。1978年3月8日，邓小平在同刘西尧等教育部负责人谈教育部起草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草稿时提出：“揭批‘四人帮’，语言要简练一些，有些内容报上已经讲了很多，不要再讲了。向前看的东西应该多一些，包括方针、政策、办法。要重点突出。”[1](p.275)6月下旬，邓小平在听取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柴树藩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汇报时指出：“不能老说是‘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有流毒为什么不肃清?”[1](pp.334～335)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强调：“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我们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问题归之于‘四人帮’的流毒。如果‘四人帮’的流毒老是没有肃清，那末，这个老是没有肃清的状况，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2](p.138)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邓小平越来越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1978年3月2日，邓小平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出席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小组会议时指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创立的一套好作风。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然，就始终处于挨打的地位。”[1](p.271)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各级党委要真正做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一起抓”。[2](pp.96～97)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提出：“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2](p.135)这个新的任务就是四个现代化建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介绍说：“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议论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1](p.439)11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现在最好的现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一心扑向四个现代化。”[1](p.442)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强调，要“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搞四个现代化”，“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2](pp.147，153)
　　其实，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时，目的就是要将工作重心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当时，邓小平强调：“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2](p.4)但是，整顿的进程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断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3](p.8)更重要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3](pp.1～13)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标志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重新确立。

矫正组织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形成领导核心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来保障。1978年，邓小平着力推动组织路线的矫正。
　

(二)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加强中央领导机构
　　有步骤地妥善处理和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调整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是实现安定团结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与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逐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78年4月下旬，邓小平阅陈云建议复查陶铸问题的信，做出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1](p.304)11月下旬，邓小平审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陶铸问题的审查结论》，将标题改为《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并在最后一段中补充写道：“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的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请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1](p.304)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等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12月24日，邓小平出席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并为彭德怀致悼词。同日，邓小平又在一封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来信上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中组部研究。”[1](p.458)后来，刘少奇冤案终获平反。
　　

此外，全会还加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

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

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还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倡导体制改革：改善群众生活，促进人民致富
　　1978年，党和国家逐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旨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从主要路径和根本目的两个层面提出了新思路。
　　(一)将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主要路径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工作汇报时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1](p.261)9月15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1](p.376)为此，必须进行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2](pp.135～136)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郑重地宣布改革任务。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要求：“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p.141)。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他还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论述既着重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又明确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邓小平告诫人们：“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pp.145～150)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特别是“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3](pp.4～6)，正式做出了实行改革的战略决策。

调整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实行对外开放
　　197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强调反对霸权主义。1978年，邓小平继承、完善和发展了这一光荣传统，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一)反对霸权主义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
　　5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阿卜杜勒·卡德尔·扎伊贝克时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制定的。这个思想指导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对外政策。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认为第三世界是解决世界事务和进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1](p.317)11月10日，邓小平与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宾·奥恩会谈时表示：“国际总的局势是有利于被压迫民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但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其根源是霸权主义争夺的结果。”[1](p.424)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全球性霸权主义，也反对区域性霸权主义，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反对外来侵略、颠覆、控制和干涉”，“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决定”。[1](p.426)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声明：“毛主席教导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将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将来发达起来以后也不称霸。所不同的是，那时我们将能对第三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1](p.264)“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根本方向变了，那就是我们变质了，那我们就应公开号召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把中国打倒。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总之，社会主义同霸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1](p.393)
　

注释：
　　①王恩茂，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吉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②“两件”，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和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