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商鞅变法
先秦史论稿 作者：徐中舒著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摧毁了封建领主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促成小家庭私有制和社会分化，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另方面打击旧贵族，加强君主集权，奖赏军功，确立以耕战为基本国策，为秦国的富强以至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一 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不是突然发生的。我们知道，秦国社会发展在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还是比较落后的，但到了变法前夕，秦国的社会经济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秦简公七年（前408年）“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献公立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基础。在变法后不久，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秦国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变法前后也渐逐发展起来了。
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初即位时，下令求贤说：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筒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商鞅听到这一消息，即从魏国西入秦国，游说孝公变法改制。
孝公三年（前359年），以商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史记·商君列传》载其内容是：
令民为什伍（五家为伍，十家相连），而相牧司（纠伺）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告奸一人，赐爵一级），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成年的与未成年的）僇力（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商业）及怠而贫者，举（皆）以为收孥（奴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不属于公族）。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分等）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是第一次变法令，所提到的全是封建社会的现象，等级制是非常清楚的。这次变法是在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打垮贵族，集权公室，加强组织，发展生产，使封建社会前进了一步。最初贵族认为不便，但商鞅坚决贯彻变法令，虽是太子违犯法令，也“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不予宽容。于是全国上下一律遵守，“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失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因而商鞅以功进为大良造。
在第一次变法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秦国把都城从栎第（今陕西临潼）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东），于前350年颁布第二次变法令，其内容为：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讲究文化伦理）。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为郡县制在秦的开始，郡县制标志贵族没落，封建统治削弱），置令、丞（此为集权公室的现象），凡三十一县（当从《秦本纪》作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
为田是改变田制，《汉书·地理志》称：“孝公用商君，制辕（爰）田，开仟伯（阡陌）。”商鞅制爰田对于秦国授田制的崩溃，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秦晋高原的耕地，本属必须有休耕的换田制，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田每家百五十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并不是像东方低地区那种年年可以耕种的百亩井田。田仍属村公社所有，田三品与农夫三等即上农、中农、下农总是互相配合着换耕的。而且公社成员，时有增减。增减的原因，不外是适龄成员与死亡成员之间，或迁出迁入的一些成员之间，数目不能相当。因此，公社必须在三年，或延至六年、九年、以至十二年，将份田重行分割，以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即使每夫“自爰其田”不再换耕，每夫也仍有一次授田还田的时候，田仍然是属于公社所有。商鞅变法所制的辕田，则是在“自爰其田”的基础上，由公有制开始转变为私有制。于是每个公社成员，都成为有产者，他们一个一个地脱离了公社，从而古代中国的村公社、家族公社，就开始走向总崩溃的途径上来了。
开阡陌和开封疆，应当分开来讲。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复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商鞅变法规定要以军功确定贵族的尊卑爵秩等级，即按照秦爵二十级赏赐田宅。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阡陌则是耕地的田界。应劭的《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见《史记·秦本纪》索隐）。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古代的村公社、家族公社崩溃已久，东汉时代的应劭对于古代的阡陌也就不认识了。现在我们从亩制来加以考查。古代一夫之田百亩，是一步宽、一百步长的百个并列的长亩，在这一百个长亩的周围制定田界，就称为陌。十夫有一千个长亩，即十个陌，在其周围制定疆界，就称为阡。陌是一夫的田界，阡是十夫的田界。每个长亩东西行为东亩，南北行为南亩。亩东西行，阡陌也是东西行；亩南北行，阡陌也就南北行。《左传·成公二年》载鞍之战晋郤克战胜齐国之后，要求“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因为东亩的阡陌是东西行，沟渠道路也是东西行，有利于晋国兵车向东进攻齐国。所以齐人反驳说，这样是“唯吾子戎车是利”，宁肯背城一战挤个死活，也绝不肯接受。古代村公社每人有份田，却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田是大家公用，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推行农战政策，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便对土地私有制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开阡陌同商鞅第一次变法规定的“令民为什伍”，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基层组织编制也是完全配合的。
《通典·食货一》称：
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这应理解为废除百亩授田制），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杜佑此说本于《商君书》，《商君书》虽然不是商鞅所作，认为是商鞅变法后秦国通行的典制，却是不会错的。不过商鞅改制，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只是把每夫可耕之地，由旧田亩的百亩扩大为新田亩的百亩，即旧亩的二百四十亩。这已是当时一夫所能耕种的最大极限。同时，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原来一易、再易的中地、下地，可能都成了不需休耕的田，商鞅把一夫可耕之地统行规定为新亩百亩，统一征收赋税，所以说是“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把赋税固定下来，《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就同改革田制差不多同时的。杜佑以为“开阡陌”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这却还不是当时的事实，而是其后发展的结果，它需要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吕氏春秋·上农》称：“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吕氏春秋》是秦王政时吕不韦宾客所著的书，这就反映了战国末年秦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现象。当时只有年齿未长和量力不足的人，才不敢任意开辟园囿和耕地。又如牛耕，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就有了。《国语·晋语九》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牛耕最早的记录。但是，战国时代也只有秦国才能普遍推行牛耕。《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对赵王说：“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牛田就是用牛耕田；水通粮是用船从水道运粮，即后来的漕运。可见这还是秦国在经济上突出的优势，不是各国均有的普遍现象。古代牛耕要用二牛、三人，一人在前挽牛，一人居中压犁入土，一人在后驱使前行，这在西汉赵过教民牛耕时还是如此。因而只有在秦国“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条件下，牛耕才易于推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四年（前243年）规定：“百姓（人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人民有这样多的余粮用来买爵，这便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结果。
但是，商鞅改制之初“开阡陌”，只是扩大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通典·州郡四》称：
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
杜佑此说亦有所本，《玉篇·田部》即称：“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西汉时代尚存在三种不同的田亩：一种是东田，亩积最小；一种是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一种是通行的大亩，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亩是怎样来的呢？《盐铁论·未通》篇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先帝（汉武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图二百四十步而一亩。”汉代官员认为大亩是汉武帝制定的亩制，这是不对的。据上引杜佑之说，商鞅改革田制即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以此百亩为一夫所耕之田，这是当时任民所耕一夫所能耕种的最高限额。汉武帝不过是就秦以来逐渐通行的大亩，作为征收田赋的标准，汉代官员就说这是对人民莫大的恩惠了。至于古亩和东田又是怎样来的呢？《礼记·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郑玄注称：“当作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当时东田亩积最小，仅通行于东方，故称东田，这是井田所遗留下来的亩制。古步与汉步不同，古尺也与汉尺不同，郑玄更正《王制》的换算法，我们不必打这官司，我们只认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约数就行了。汉文帝时称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亩为“古者百亩”，这就是商鞅所废除的亩制，因为在关中早已不通行，所以称为“古亩”。《周礼·遂人》云：“上田夫百亩，莱五十亩；中田夫百亩，莱百亩；下田夫百亩，莱二百亩。”上田田莱共百五十亩，恰好约大于井田百亩的三分之一。但是这在爰田制中是可耕的最小的百亩，所以商鞅废弃而不用。中田及下田田莱五百亩，其平均数为二百五十亩，这个数字便很接近于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百亩，大约便是商鞅所取法的。
商鞅开阡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并扩大了从西周以来一夫所能耕种的单位面积，诱发了人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必然要走向崩溃的途径；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原则，也必然要为人民群众所公认，土地私有制也就从此确定了。这是古代社会的重大改革，在这样重大的改革之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便日益显著，这在汉代的人是看得很清楚的，《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云：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应理解为授田制），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但是，土地私有制刺激了当时的生产力，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远较东方六国为优。秦人又奖励耕战，于百人中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所以秦国才能征调优势的兵力，对六国作持续不断的斗争。更利用漕运以输送国内积粟，供应远征的大军。这应当是秦始皇吞灭诸侯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
先秦史论稿 作者：徐中舒著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摧毁了封建领主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促成小家庭私有制和社会分化，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另方面打击旧贵族，加强君主集权，奖赏军功，确立以耕战为基本国策，为秦国的富强以至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一 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不是突然发生的。我们知道，秦国社会发展在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还是比较落后的，但到了变法前夕，秦国的社会经济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秦简公七年（前408年）“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献公立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基础。在变法后不久，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秦国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变法前后也渐逐发展起来了。
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初即位时，下令求贤说：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筒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商鞅听到这一消息，即从魏国西入秦国，游说孝公变法改制。
孝公三年（前359年），以商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史记·商君列传》载其内容是：
令民为什伍（五家为伍，十家相连），而相牧司（纠伺）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告奸一人，赐爵一级），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成年的与未成年的）僇力（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商业）及怠而贫者，举（皆）以为收孥（奴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不属于公族）。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分等）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是第一次变法令，所提到的全是封建社会的现象，等级制是非常清楚的。这次变法是在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打垮贵族，集权公室，加强组织，发展生产，使封建社会前进了一步。最初贵族认为不便，但商鞅坚决贯彻变法令，虽是太子违犯法令，也“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不予宽容。于是全国上下一律遵守，“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失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因而商鞅以功进为大良造。
在第一次变法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秦国把都城从栎第（今陕西临潼）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东），于前350年颁布第二次变法令，其内容为：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讲究文化伦理）。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为郡县制在秦的开始，郡县制标志贵族没落，封建统治削弱），置令、丞（此为集权公室的现象），凡三十一县（当从《秦本纪》作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
为田是改变田制，《汉书·地理志》称：“孝公用商君，制辕（爰）田，开仟伯（阡陌）。”商鞅制爰田对于秦国授田制的崩溃，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秦晋高原的耕地，本属必须有休耕的换田制，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田每家百五十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并不是像东方低地区那种年年可以耕种的百亩井田。田仍属村公社所有，田三品与农夫三等即上农、中农、下农总是互相配合着换耕的。而且公社成员，时有增减。增减的原因，不外是适龄成员与死亡成员之间，或迁出迁入的一些成员之间，数目不能相当。因此，公社必须在三年，或延至六年、九年、以至十二年，将份田重行分割，以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即使每夫“自爰其田”不再换耕，每夫也仍有一次授田还田的时候，田仍然是属于公社所有。商鞅变法所制的辕田，则是在“自爰其田”的基础上，由公有制开始转变为私有制。于是每个公社成员，都成为有产者，他们一个一个地脱离了公社，从而古代中国的村公社、家族公社，就开始走向总崩溃的途径上来了。
开阡陌和开封疆，应当分开来讲。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复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商鞅变法规定要以军功确定贵族的尊卑爵秩等级，即按照秦爵二十级赏赐田宅。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阡陌则是耕地的田界。应劭的《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见《史记·秦本纪》索隐）。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古代的村公社、家族公社崩溃已久，东汉时代的应劭对于古代的阡陌也就不认识了。现在我们从亩制来加以考查。古代一夫之田百亩，是一步宽、一百步长的百个并列的长亩，在这一百个长亩的周围制定田界，就称为陌。十夫有一千个长亩，即十个陌，在其周围制定疆界，就称为阡。陌是一夫的田界，阡是十夫的田界。每个长亩东西行为东亩，南北行为南亩。亩东西行，阡陌也是东西行；亩南北行，阡陌也就南北行。《左传·成公二年》载鞍之战晋郤克战胜齐国之后，要求“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因为东亩的阡陌是东西行，沟渠道路也是东西行，有利于晋国兵车向东进攻齐国。所以齐人反驳说，这样是“唯吾子戎车是利”，宁肯背城一战挤个死活，也绝不肯接受。古代村公社每人有份田，却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田是大家公用，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推行农战政策，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便对土地私有制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开阡陌同商鞅第一次变法规定的“令民为什伍”，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基层组织编制也是完全配合的。
《通典·食货一》称：
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这应理解为废除百亩授田制），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杜佑此说本于《商君书》，《商君书》虽然不是商鞅所作，认为是商鞅变法后秦国通行的典制，却是不会错的。不过商鞅改制，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只是把每夫可耕之地，由旧田亩的百亩扩大为新田亩的百亩，即旧亩的二百四十亩。这已是当时一夫所能耕种的最大极限。同时，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原来一易、再易的中地、下地，可能都成了不需休耕的田，商鞅把一夫可耕之地统行规定为新亩百亩，统一征收赋税，所以说是“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把赋税固定下来，《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就同改革田制差不多同时的。杜佑以为“开阡陌”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这却还不是当时的事实，而是其后发展的结果，它需要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吕氏春秋·上农》称：“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吕氏春秋》是秦王政时吕不韦宾客所著的书，这就反映了战国末年秦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现象。当时只有年齿未长和量力不足的人，才不敢任意开辟园囿和耕地。又如牛耕，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就有了。《国语·晋语九》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牛耕最早的记录。但是，战国时代也只有秦国才能普遍推行牛耕。《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对赵王说：“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牛田就是用牛耕田；水通粮是用船从水道运粮，即后来的漕运。可见这还是秦国在经济上突出的优势，不是各国均有的普遍现象。古代牛耕要用二牛、三人，一人在前挽牛，一人居中压犁入土，一人在后驱使前行，这在西汉赵过教民牛耕时还是如此。因而只有在秦国“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条件下，牛耕才易于推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四年（前243年）规定：“百姓（人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人民有这样多的余粮用来买爵，这便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结果。
但是，商鞅改制之初“开阡陌”，只是扩大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通典·州郡四》称：
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
杜佑此说亦有所本，《玉篇·田部》即称：“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西汉时代尚存在三种不同的田亩：一种是东田，亩积最小；一种是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一种是通行的大亩，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亩是怎样来的呢？《盐铁论·未通》篇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先帝（汉武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图二百四十步而一亩。”汉代官员认为大亩是汉武帝制定的亩制，这是不对的。据上引杜佑之说，商鞅改革田制即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以此百亩为一夫所耕之田，这是当时任民所耕一夫所能耕种的最高限额。汉武帝不过是就秦以来逐渐通行的大亩，作为征收田赋的标准，汉代官员就说这是对人民莫大的恩惠了。至于古亩和东田又是怎样来的呢？《礼记·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郑玄注称：“当作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当时东田亩积最小，仅通行于东方，故称东田，这是井田所遗留下来的亩制。古步与汉步不同，古尺也与汉尺不同，郑玄更正《王制》的换算法，我们不必打这官司，我们只认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约数就行了。汉文帝时称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亩为“古者百亩”，这就是商鞅所废除的亩制，因为在关中早已不通行，所以称为“古亩”。《周礼·遂人》云：“上田夫百亩，莱五十亩；中田夫百亩，莱百亩；下田夫百亩，莱二百亩。”上田田莱共百五十亩，恰好约大于井田百亩的三分之一。但是这在爰田制中是可耕的最小的百亩，所以商鞅废弃而不用。中田及下田田莱五百亩，其平均数为二百五十亩，这个数字便很接近于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百亩，大约便是商鞅所取法的。
商鞅开阡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并扩大了从西周以来一夫所能耕种的单位面积，诱发了人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必然要走向崩溃的途径；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原则，也必然要为人民群众所公认，土地私有制也就从此确定了。这是古代社会的重大改革，在这样重大的改革之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便日益显著，这在汉代的人是看得很清楚的，《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云：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应理解为授田制），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但是，土地私有制刺激了当时的生产力，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远较东方六国为优。秦人又奖励耕战，于百人中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所以秦国才能征调优势的兵力，对六国作持续不断的斗争。更利用漕运以输送国内积粟，供应远征的大军。这应当是秦始皇吞灭诸侯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