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马镫的问题。实际上学术界就马镫在中国的出现年代一直有争议,虽然实物马镫的出土年代较晚,但是诸如陶俑、壁画等其它艺术作品却反映出马镫的出现年代应当更早。如2004年西安南郊古墓中发现了据称年代为西汉的大型壁画,其中就出现了马镫。当前学术界公认的马镫产生时间跨度,在西汉至两晋南北朝期间,具体是什么时候,并无定论。因此我们不能以这一不确定的结论,断言三国时期没有马镫,进一步得出关羽不可能使用长柄大刀的结论。
年代可能为西汉的壁画,其中马镫清晰可见
况且从逻辑上看,是马镫带来的功能决定了长柄大刀能不能在马背上使用,而非马镫本身。因此即使三国时期不存在马镫,只要存在功能类似的替代物,那么关羽就有条件在马背上使用长柄大刀。那么,三国时期真的有功能近似马镫的马具吗?
有。
这一结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结合史籍记载与骑兵行军的规律得出的。我们知道在没有马镫的年代,人骑在马上时双腿必须紧紧的夹着马肚子以保持身体平衡,这对于体力的消耗是巨大的。在急行军中,如果骑兵必须将大量体力消耗在保持身体平衡状态上,则非但无法保持迎敌时的战斗力,能否保持立在马上不掉下来都是个严峻的问题,可见有无马镫对于骑兵机动性的影响是极大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结论,骑兵如果要进行一昼夜行进超过八十公里的急行军(有观点认为是蒙古骑兵西征时的平均推进速度),则必须借助马镫的帮助。
而查找三国时期的史籍,我们确实能够查到骑兵急行军的记载。《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对于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南征刘表时,派出精锐骑兵追击刘备一事有如下记载“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史书中明确记载了曹操精锐骑兵急行军的情况,汉朝时期的三百余里,大致折合现代的一百五十公里左右,这个距离与新野到当阳的路程基本吻合,即使史书记载有夸张之处,也足以证明曹操的骑兵部队进行了急行军。如果没有马镫。或是功能类似马镫的马具帮助,则曹军骑兵根本不可能进行速度如此之快的急行军。
对比后世史料,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年北京保卫战时,赵率教率骑兵勤王的速度是“三昼夜驰三百五十里”(《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率领关宁军骑兵进京救援时的速度是“两昼夜疾行三百里”(《白冤书》),这一速度与曹操的虎豹骑追击刘备的速度差不多。如果认为《三国志》的记载并不准确,曹军骑兵的速度只有史书中记载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已经属于快速行军。马镫是明朝骑兵的常规装备,也是保障骑兵长距离急行军的必备之物,因此我们可以由此判断,即使三国时期没有马镫,当时的骑兵也必然装备了具有类似功能的马具。
这一观点在史学界也有出现。学者骆晓平曾在其2015年所作《再谈我国马镫的产生时代》中指出,金属马镫的产生不会早于三国时期,但是在此前一段时间里,完全有可能存在过一些大致具备马镫功能的物件,比如说用藤草、树皮、布条、革带等做成的悬在马腹两侧的绳套或其它形态的“原始马镫”。在云南石寨山就曾经出土一个西汉王莽时期的贮贝器,其顶部“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指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可见具备马镫功能的“早期马镫”已经在西汉出现。这种“原始马镫”、材质柔软轻飘、形状不定型,使用不方便且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坠马倒地,骑者的脚若未及时抽出,将导致被马拖行。),况且其制作简便、可以随地取材而又易于损坏,因此难免随用随扔。这样的特点,使其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未能作为“标配”而成为马具固定的组成部分,因此并没有获得固定的称谓而进入当时汉民族的语言文字系统。
《史记》、《汉书》中楚汉精骑奋勇相搏、汉军骑兵深入大漠奇袭匈奴等记载都显示,当时骑兵的马具功能已经基本齐全,可以支持骑兵和将领在马背上施展高超的武功,到了三国时期,马具的功能只会更全面,从这个角度讲,关羽完全不会因为受到马具功能的限制而无法在马背上使用长柄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