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历史时期，封建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并得到巩固，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统一的学说思想为其服务。
在汉代的几十年间，由于“尚有干戈”和需要“与民休息”，统治阶级除继续采用发家思想外，也吸收了“黄老之术”。
汉武帝继位后，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统治阶级进一步谋求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大一统。为此，曾几次招贤良议政，最后肯定了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建议，确认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学派所宣扬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被尊崇为“经”，不仅学校以经学为教材，实行“尊孔读经”；而且皇帝为倡导研究经学，往往亲自召集经学讨论会。儒家学说思想之所以能取得独尊的地位，除了当时客观需要的原因外，也还有其自身的原因。这就是儒家在政治上宣扬贵秩序、扶阳抑阴、尊君抑民；在经济上鼓吹先富后教、为民制产、强本节用。所有这些不仅有利于巩固集权主义的统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稳定。可见，在当时的是条件下，儒家学说思想较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当然，汉代实行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律令，而是使两者结合，相互为用。汉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对汉代的教育，而且对汉以后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都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第一，实行“独尊儒术”的结果，推动了汉代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汉代的学校教育，实质上就是经学教育。统治阶级为了扩大儒术的影响，大力兴办学经的学校，选拔经学教师，出版经学书籍，增加学生名额。随着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为封建制学校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实行“独尊儒术”的结果，确立了汉代选拔官吏的标准。一般情况下，汉王朝选拔官吏有两种途径：一是从太学生中挑选；二是从地方官吏中晋升。无论哪种途径，均以通晓儒经为标准。
总之，汉代实行“独尊儒术”的结果，无论对养士还是选士均有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四句话加以概括：兴官学以养士，重选举以取士，养士皆学儒经，取士皆选儒生。可见，“独尊儒术”政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
汉朝的学校教育体系
汉朝的学校教育相当发达，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系统--官学和私学。
官学又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指设在都城的官办学校。主要有太学、官邸学(亦称“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

1. 【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当时只招50人。这是一所学习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
太学的建立，使地主阶级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它标志着中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汉代太学是在汉代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之上，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无力创办官学。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政治安定、国家统一，具备了创办太学的条件。董仲舒建议兴建太学以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实施。西汉太学设在长安。东汉太学设于洛阳。汉代太学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经学博士几人和博士弟子50人。在汉昭帝时人数增至100 人，到汉宣帝时增至200人。西汉后期，“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太学生增至1000人 。西汉末年，从汉成帝时起，外戚王氏专权，王氏集团为了窃取高位，极力拢络官僚集团。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到汉平帝时，王莽执政，采取有力举措扩建太学，诸如为太学修建校舍“万区”；增设博士名额；增加招生人数，扩大毕业任官名额等。
2. 【官邸学】。东汉明帝始建，安帝、质帝屡有加修。这是供太子、诸侯及功臣子弟学习儒家经典的贵胄学校。

东汉末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创建，因校址设在鸿都门而得名。从表面现象看，这是为满足皇帝的嗜好开办的。实质上则是宦官为对抗太学生的反抗而另立的一所太学，学习及格给大官做；不及格给小官做，以培植自己的党羽和扩大势力。由于鸿都门学主要是学习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可以说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一所专门学习文艺的高等学府。
地方官学是指设在郡国、县邑、乡聚等地方行政区划内的官办学校。到平帝时，地方官学才正式办起来，并日趋制度化。按规定，地方官学分为四级：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设庠；聚设序。此外，学和校均置经师一人；庠和序则置孝经师一人。在学和校读书的学生，成绩优异者可升入太学；在庠和序读书的学生，成绩优异者可升入学和校。两汉的学制虽然比较完备，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普遍实施。就整个汉代来看，地方官学则时兴时废。
私学在两汉时期有很大的发展。其程度有的相当于太学；有的相当于地方官学。但较普遍的还是蒙学。
私学教育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学“字书”为主，即进行识字和写字的教学，称蒙学教学阶段。第二阶段以学《论语》、《孝经》为主，即进行道德和立志的教育，称专经准备阶段。第三阶段以学“经典”为主，即进行经典训作的教学，称专经深造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教育与官学系统对比，前两个阶段相当于地方官学的程度，第三阶段相当于中央官学的程度。
私学的教学形式分【“及门教学】”和【“著录弟子”】两种情形。
所谓“及门教学”，主要是指学生登门受业，直接听取教师的讲授。
所谓“著录弟子”，主要是指学生在高师门下录其名，而不去登门受业。其原因，皆因其师或有名望或有地位，学生企图借教师的威信达到获取个人名利的目的。这是一种为官禄而竟相走私的不良学风。

关于汉代学校的管理问题，当时还没有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但在朝廷设有教育长官，叫做太常，兼管一部分教育工作。地方官学则由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兼管。

博士和博士弟子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掌承问对 ”，即政府遇到疑难问题，博士要提供咨询意见，博士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此外博士还要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
汉代在博士之上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祭酒由太常“差选”，由“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学术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其对博士的要求更为严格，被保举的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身体健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后来东汉皇帝颁发的诏书又规定博士的年龄限制，规定博士之选，年龄须在50岁以上。但此项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对学行卓著者，可有变通。经过严格的遴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不乏鸿师硕儒。由他们执教太学，对提高太学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汉代学者杨雄在《法言?学行》篇里把“模”与“范”二字联为一词，主张教师应当是世人的模范，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光辉命题，成为汉代太学“严于择师”传统形成的理论依据，对后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师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太学还形成了尊师的传统，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待遇，博士地位很高，属于“高官厚禄”之爵。太学还建有“博士舍”供博士居住，朝廷还为他们特别制作衣冠。朝廷又经常赏给博士酒肉“劳赐”，表示尊师重道。加之汉代太学博士负有参政、议政、奉使、巡行等职责，使得汉代太学博士因政治地位高、生活待遇优厚而成为受人仰慕的职位。这些都是教师管理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汉代太学的学生，西汉称“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较为复杂，可以由太常补送，可以由郡国荐举，也可以经过考试选拔，还可由“父任” 而升入太学的。因此，学生的年龄不一，成分复杂，待遇不等。汉代太学生既有60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几岁的童子郎；有官僚大地主的子弟，还有一般中小地主的子弟；有享受官俸的正式生，还有食宿自给的特别生。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的太学生可以半工半读。

教学内容与方法
汉代太学以五经为教材，进行经学教育。国家对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较为严格的审定。太学只允许传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则被拒之门外。汉代太学十几位博士均为经文经学大师，他们所传授的专经，就是太学设置的专业学科。
两汉太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有许多新的创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大班上课。经师讲学是汉代太学的主要教学形式。经师讲学有专门的讲堂。汉代太学师生比例相差悬殊，始初是几个博士教几十、几百个学生，后来太学发展，太学博士仅有十几人，最多时也只有30 人，学生却多至几千人，高峰时达3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大班上课的形式是无法完成教学任务的，据说洛阳太学的内外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能同时容纳数百名学生听课。
二是弟子相传。太学较兴盛时，仅靠大班上课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于是采取弟子相传，即高材生、老学生教低材生、新学生的教学形式，以弥补教师短缺、教学效率不高之不足。
三是集会辩难。集会辩难是汉代太学经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方法，它有时在学校内部进行，有时由统治者提倡在某个名胜之地，或在朝廷中进行。
汉代太学在重视博士讲学的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自学。太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太学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使汉代太学造就了一大批学识渊博、思路开阔、研究能力强的高材生。
汉代太学提倡自学、鼓励自由研讨的教学方法，对于改革我们当今的高等教育，培养学识渊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创造性人才，仍有启发意义。

汉代的察举制
【察举制】是我国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它始于武帝时，为汉代重要出仕途径之一。察举制奠定了我国古代选士制度的基础。
所谓“察举”又称荐举，就是“乡举里选”。当朝廷用人时，由地方官推荐，再由中央核准，然后由皇帝亲自策问，对优异者分别加以录用。
汉代察举科目繁多，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常举行的科目，称常科；另一类是不经常举行的科目，这种科目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的特别选举科目，称特科或特举。主要有三种：
1. 【孝廉】：孝廉科就是察举孝子廉吏。
2. 【茂材(秀才)】：茂材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通常称“茂材异等”或“茂材特立之士”。
3. 【贤良方正】：是指对国家之治能直言极谏之士。是汉代察举特科中最常设又最受重视的科目。
据史书记载，西汉以察举“贤良方正”为主；东汉以察举“孝廉”为主。至于“秀才”，整个汉朝时期都很少见。
察举制在汉代推行400年之久，在当时，它有利也有弊，有得也有失，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察举制度的成功之处体现在：第一，高度重视人才。汉代总结前世历史经验，认为治国安邦，要在得人。在汉代，凡是深谋远虑、励精图治的皇帝都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为求得贤才，他们制订选士制度，采取切实可行的选士措施，这是汉代察举制取得成功的前提。第二，及时改变人才观念，更新人才标准。由重点选用战争功臣和文法吏，改为选用“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儒生，由按资排辈改为破格录用，由重武功改为重德行道艺。广开才路，不拘一格，唯视德行才能，既是汉代察举制度成功的主要经验，也是察举得人致盛的重要原因。第三，颁布健全、严格的察举法规。汉代自实行察举制始，就十分注意制订察举法规，并善于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遇到的矛盾随时修改、补充、调整，使察举法规更加完备和更适宜选官用人的实际需要。
但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汉代察举制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很多弊端。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取士和选士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多不完善、不如人意的地方。如：第一，察举用人的大权操纵在州郡等地方官手里，被权门势家所把持，造成作伪成风，流弊百出。第二，察举选才虽标明德才兼备，但实际是重德轻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