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顺序注诗，情感明晰
黄节《曹子建诗注》分古诗与乐府两类来笺注曹植诗歌，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时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注释诗歌。《曹植集校注》把曹植作品按建安、黄初、太和的时间顺序分为三卷，时间未定者附于第三卷之末，这样的编排体例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写作年代，考察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历程，进而深化对作品的认识。把曹植的整个作品纳入到时间体系中，可以更为简明清晰地看出曹植创作的繁荣期及其出现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也能统计出不同阶段曹植所创作各种文体的数目，从而分析出曹植对于文体的选择与时代的关系。曹植作品文体与时间关系统计如下：

由上可见，建安时期是曹植创作的繁荣期，创作了诗17首，赋30篇，文49篇，总计96首。当时曹操尚在，曹植是他“以才见异”的王子，“才”是指其文才。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2］裴松之注引阴澹《魏纪》载：“植赋曰‘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於宇内兮，尽肃恭於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於东王’云云。太祖深异之。”［2］可知太祖曹操对于曹植写赋的能力是“深异之”，这也是曹植在建安时期赋作比黄初与太和时期多得多的原因。黄初时期曹植创作诗歌26首，略多于建安时期，赋作大量减少，文变化不大。这一阶段曹植由于身份地位的急剧变化，有太多的情感需要倾诉表达，而具有抒情言志功用的诗歌自然成为首选。人们谈论曹植的文学成就多以其诗歌成就为代表，而他的诗歌成就多指向后期，即黄初与太和时期，这是因为经历过人生变故的曹植在后期诗歌创作中用真挚的情感、动人的笔触描绘了他的情感世界，使得其诗更具直指人心的魅力。太和时期诗歌最为繁盛，有32首，为三个阶段之最，文以疏表为主，赋几为无。虽说“由于有关史料贫乏，作品又残毁太甚，试图确定每一首作品的年代，显然存在困难，因而存在的问题也较多”，［1］但毋庸置疑，赵幼文以时间为序进行注释，突破前人笺注体例，这种勇于创新与实践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而以时间顺序注诗，更有助于读者理解曹植思想情感的走向及心路历程的起伏。

二、求同存异，有所补充
纵观《曹植集校注》中有关诗歌的注释，笔者发现在训诂上，赵幼文基本沿用了前代研究成果而不没其名，以丁晏《曹集铨评》为主，和黄节一样选用了李善注的部分内容，并选录了黄节的一些注释。在注释体例上，赵幼文基本按照黄节的编纂方式，并有所增补。为区别起见，赵幼文在注释后以“案”的形式抒发己见，这样一来，读者便能清楚地区分哪些是前代先贤所注，哪些是赵幼文自己所注。
此外，对于黄节注本中未笺注的部分，赵幼文详细地增添了补注，或是添补对诗歌字词的解释，或是增添诗旨，或对黄节注释存疑。
（一）添补字词
以《离友》小序为例：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
［赵注］尚，《广雅·释诂四》：“高也。”昵好，《尔雅·释诂》孙注：“昵，亲近也。”《诗经·遵大路篇》郑笺：“好，犹善也。”
有关此诗的小序，在黄节注本中，黄节并未对“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中的“尚”与“昵好”进行解释，赵幼文增补这两处的注解，说明了曹植与夏侯威之间的亲密关系。序言一般是对诗歌内容的预演，观序言大抵可审知全诗的情感基调。曹植在序中提及自己对于夏侯威的敬仰以及与他之间的亲昵之情，为整首诗的离别场景渲染了氛围。赵幼文通过注解“尚”与“亲昵”这两个字词，展示了曹植对于友情的歌颂与珍重。
再看《种葛篇》中对“藟”的笺注：
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
［黄注］《艺文》作蔓，宋本作蘽。
［赵注］藟，《铨评》：“《艺文》四十二作蔓。”案：宋刊本《曹子建文集》作藟，蔓或属藟、虆字之形误，藟与葛形状相似，惟茎较巨，二物相近，故诗人往往连及而言。《诗经·早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条枚。”是其证。
由上可见，在黄节注本中，对于诗歌选用的字词未作相应的注解，只是把不同版本的用字罗列出来，赵幼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到底哪个词才是符合原文与诗意的。赵先生在先贤的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诗歌的遣词用字进行补充笺注，丰富了注本，发展了曹诗的笺注事业。

（二）增补诗旨
“集说”部分是黄注的一大特色，赵幼文对于这一特色的处理散见于具体的笺注之中，而他自己的特色是在大多数诗歌后面增加对于诗旨的理解与概括。这样既有助于诗歌涵义的梳理，也有益于读者的阅读。如《赠白马王彪》：
［赵注］诗分七段：一、写出洛阳后，眷恋京师，不忍远去。二、叙路中困顿、跋涉之苦。三、直陈监国谒者之迫害，无可控诉。四、写秋郊日暮景色，感物伤怀，藉抒其哀怨，以寄其分离之思。五、此章蕴蓄“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之死生之感。六、强作排遣之语，而内心有不能解除之痛苦，结尾二句，终于迸发极度悲伤的骨肉之情。末章劝勉曹彪，故为诀别之辞。全篇情真意挚，死生之戚，离别之思，洋溢于禇墨之外，历代文士之所嗟叹，非无因也。
黄注本中，黄节在诗歌之后引用了何焯、吴淇、朱绪曾等人的评语，他们三人从诗歌的某个层面来解读曹诗，突出的是诗歌后半段曹植对于天命、变故等的感受。赵幼文分别列出了整首诗七个段落的大意，把整首诗从诗意上串联了起来，即使读者不看具体的笺注，直接看赵幼文的这段注释，也能了解此诗的大致内容。从整个诗意的概括角度来讲，赵幼文的笺注是对黄注的完善和补充。如果说《曹子建诗注》适合有一定文学基础的读者，那么《曹植集校注》则可作为曹诗入门的基础性教材

（三）订补黄注
对于黄节的注释，赵幼文赞同，譬如《杂诗·飞观百余尺》的笺注：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櫺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节补注］《御览》三百三十六载曹植《东征赋》曰：“登城隅之飞观兮，望六师之所营。幡旗转而心异兮，舟揖动而伤情。顾身微而任显兮，愧责重而命轻。嗟我愁其何为兮，心遥思而悬旌。”序曰：“建安十九年王师东征吴寇，余典禁兵，卫宫省。”即魏志建安十九年秋七月，操征孙权，使植留守邺都。植有是赋。此诗盖同时作也。操临行戒植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诗故有媮闲之戒。
［赵注］《文选》李注：“此（《杂诗》）六篇别京已后，在鄄城思乡而作。”黄节曰：“《御览》三百三十六载曹植《东征赋》曰云云。植有是赋。此诗盖同时作也。”案：黄说甚允，今从之。
可见，在此诗写作时间的解释上，赵幼文与黄节的观点一致，一个参引《御览》和史书的文献，一个参引李善注《文选》，说明的是同一观点：此诗作于建安十九年。
有时赵幼文对黄注表示疑义，如对《杂诗·转蓬离本根》中“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这句的笺注，二人意见不一
［节补注］结句变韵，亦与魏文《杂诗·西北有浮云》篇同盖出於古乐府《艳歌行》翩翩堂前燕篇“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赵注］丁晏云：“结语换韵，如变徵声。”黄节云：“结句变韵，出於古乐府《艳歌行》翩翩堂前燕篇‘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案：黄说或未确。篇末变韵，盖由於作者情感变化而然，不能说完全出自於摹拟。
赵幼文不赞同黄节对于诗歌结句变韵的解释，认为诗歌结尾的变韵是情感因素所致，并不是对于古乐府的全部模仿。赵幼文在对黄节的笺注做出纠正时，采取谨慎的反对态度，他用的是“不能说完全”之类的措辞，这既对黄注表示了部分认可，也从情感的角度丰富了曹诗的解读。

三、校勘精细，考证详实
（一）校勘精细
汪耀楠在《注释学纲要》中说：“校勘的内容很广，书籍中的一切讹误及与原稿底本不合者都是校勘的内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也曾言：“或是正其文字，或整定其句读，或疏证其义例。”可知，校勘工作不仅需要从业者广泛地阅读各本，还要具有耐心严谨的治学态度。赵幼文在《曹植集校注·前言》提及：“今取金陵书局《曹植铨评》作底本。丁氏未见宋刊，因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据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严对。即发见谬误，不迳易原文，但附校语於下。如宋刊己讹，类书未录，而前人校订未及的，依准清儒校讎通例，以发疑正误。”［3］譬如《喜雨》：
嘉种盈膏壤，登秋必有成。
［黄注］“嘉”程作“喜”。“种”张炎作“树”。“盈”《艺文》作“穫”。
［赵注］嘉，《铨评》：“程作喜，从《艺文》。”案：作嘉字是。嘉种犹嘉禾。盈，《铨评》：“《艺文》作穫”。疑作盈字是。盈，满也。膏壤，肥沃之土。
又《送应氏诗》其一：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黄注］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平常居，五臣作平生亲。
［赵注］生亲，《铨评》：“《文选》作常居。”案：五臣本《文选》作“平生亲”，宋刊本《曹子建文集》作“平生居”。案疑作平生亲者是。苏武诗：“叙此平生亲”，或即曹植所本。
这些注释乃黄节注释不完全的，赵幼文在校注时，并未轻易得出结论说哪个版本的字是曹诗原字，而是客观介绍他本情况，最后根据材料来阐明自己的见解。“疑”字的使用正显示了赵幼文十分严谨的注诗态度。广搜版本，比较文字，是减少误差的一个重要手段，笔者认为这是不诬古人、不误今人的谨严的治学态度。

（二）考证详实
考证亦称考据，是指在研究历史文献或历史问题时，依据现有资料对其进行考核、论证和解释，也指考辨一书所载史料的真假对错，它是收集、整理与鉴别史料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和做学问的重要方法。《曹植集校注》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写作作品的先后顺序来校注，所以赵幼文对诗歌的系年作了大量考证工作，兼及对诗歌中的遣词用字进行详查，为后人研究曹诗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是对前人注释的深入和拓展。
1． 诗歌系年考
以《斗鸡》的笺注为例：
［黄注］题解：朱绪曾曰：“刘桢、应瑒俱有《斗鸡诗》，见《类聚》，盖建安中同作。山阳丁晏作年谱，引《邺都故事》，明帝太和中筑斗鸡台，作於太和中。然考其时，应、刘早卒矣。”
［黄案］山阳丁晏以此篇为作於明帝太和中，殆未悟应瑒诗“兄弟游戏场，命驾迎众宾”二语，乃子桓未即帝位时与子建游戏斗鸡之作。若在明帝时，则不得言兄弟矣，朱氏驳之，是也。
［赵注］《铨评》：“《邺都故事》：魏明帝太和中筑斗鸡台。此篇乐府属杂曲歌辞，程列于诗类未合，依张移正。”朱绪曾《曹集考异》：“刘桢、应瑒俱有《斗鸡诗》（见《艺文》卷九十一），盖建安中同作。山阳丁晏作年谱，引《邺都故事》明帝太和中筑斗鸡台，谓作於太和中。然考其时，应、刘早卒矣。”黄节《曹子建诗注》：“山阳丁晏以此篇为作於明帝太和中，殆未悟应瑒诗：‘兄弟游戏场，命驾迎众宾’二语，乃子桓未即帝位时，与子建游戏斗鸡之作。若在明帝时，则不得言兄弟矣，朱氏驳之是也。”案：瑒诗称曹丕、曹植为兄弟，与《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称丕为公子有别，疑此篇或作於曹丕未任五官中郎将之前，即建安十六年之前也。
对于此诗的写作年代，丁晏、朱绪曾、黄节等人都进行了考证，观点不尽相同。丁晏认为是在太和年间所为，依据的是《邺都故事》；朱绪曾、黄节是同一观点，即与应瑒、刘桢的《斗鸡诗》同作于建安时期；赵幼文所认为的建安时期与朱、黄的建安时期有所差别，他依据应瑒的诗作把时间精确到了子桓未作五官中郎将之前，即建安十六年之前。赵幼文在进行考辨时，把不同观点先陈列出来，再层层反驳，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做到有理有据。可是由于时代久远，加之未有确切材料来证明曹植每首诗歌的写作年代，所以他的诗文系年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难点。除了赵幼文以外，张可礼等教授也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但由于资料的匮乏，只能大致地分析出哪些是建安二十五年以前或以后的作品，而对于每首诗歌的具体写作时间，仍有大量作品无法确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幼文仍坚持按时间顺序来笺注曹诗，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考证失当的现象。但即便如此，笔者以为以张可礼、赵幼文为主的学者们不畏艰难取得的每一小步进展，都是对曹诗研究的不小贡献。

2． 诗歌人事考
如《盤石篇》中对“泰山人”的考证。
在黄注本中，黄节对于“泰山人”并未做出注解，赵幼文却对它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赵注］泰山人，案曹植生於东武阳，后封平原，改封临菑，再迁鄄城，皆在山东境。泰山，山东名山，故自谓泰山人。又看《远游篇》中对“昆仑”的考证。
［黄注］《楚辞》又曰：“登昆仑兮食玉英。”
［赵注］昆仑，《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海内经》云：‘昆仑去中国五万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广袤百里，高八万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为槛。旁有五门，开明兽守之。’”昆仑，传说为神仙所居，故曰本吾宅。
综上可观，在黄节注本中，黄节对于诗歌中的一些人或事并未做出相应的考证，只是把它的出处点明，而赵幼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这些人物或事物的正确性，做到了有言必有据。赵先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动整合各种资源，对诗歌中的人事进行详细考辨，态度谨慎。
四、结语
赵幼文在前代成果以及黄节注诗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注本，校勘精细，考证详实，使《曹植集校注》成为目前研究曹植诗文颇为全面的一个注本，为后来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与黄节等人辛勤笺注曹诗的精神，值得学习。

参考文献：
［1］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2］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3］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