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春秋霸业
先秦史论稿 作者：徐中舒著
春秋时代的霸业是西周封建制的继续。西周时期的封建等级制是很完整的，当时王权强大，诸侯从王那里得到土地和人民，因而必需服从王命。诸侯虽然是世袭的，但是必须取得王朝的承认，而且还要遵守王朝规定的典章制度，不然王朝是要进行干涉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情况。因为西周诸侯土地小、人口少，力量较软弱，一切只能听命于周王。所以铜器铭文中有关王伐南淮夷、东夷的记载，常见王命诸侯从征，可见西周时期的封建等级秩序是巩固的。《诗·小雅·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反映了这个统一王朝的实际情况。
到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中的边区大国逐渐兴起来了。这些国家的周围多是一些小国或落后民族，他们不是被这些大国武力所吞并，就是由于“贵货而易土”（《国语·晋语七》）被大国所收买。于是小国灭亡“而秦晋齐楚代兴”（《国语·郑语》），出现了春秋时代大国争夺霸业的局面。霸业是春秋时代特殊的历史，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可还是在讲“尊王攘夷”、“存亡继绝”，要维持西周以来的封建等级制旧秩序。这对古代中国从分裂割据发展到集权统一，对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推进以达到共同的基础有重要作用。
一 齐桓创霸
《孟子·告子下》称：“五霸，桓公为盛。”春秋霸业创始于齐桓公（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对齐桓霸业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北方戎狄势力非常强大，灭邢、灭卫，横行于黄河以北；南方楚国兴起，灭申、天息、灭邓，服蔡，侵郑，其锋芒也直指中原。在这种“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情况下，已经衰弱了的东周王室是无力加以抵御的。正是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奋起创霸，承担了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
齐国是从大汉口文化发展下来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殷周之际，蒲姑氏迁往东北，从大汉口文化与东北古文化的关系可以印证。这种文化是中国古文化中先进的一支，其农业种植五谷，有稻子，与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有关，属父系社会，席地而坐。中国古代的礼节是围绕这一习俗形成的，陶器多高圈足如豆、簋，也是适应席地而坐的需要。
周公东征平定东方，始分封齐太公于此建国，太公统率姜性民族从西方迁来，《礼记·檀弓上》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人很重视遗体，安排极为慎重周到，考虑到在东方新立国有风险，所以要把遗体安葬在西方老家。周是一个新兴小国，灭商时兵力约五万人，首先要保卫王室，丰镐、成周、殷是重点驻地。诸侯国中，齐国可能是兵力最强大的，《左传·信公四年》载管仲对楚使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可见西周初年齐国负责镇抚的地区很广大。履是足迹所至，意为征抚的范围。齐国既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旧邦，又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军事大国，基础是比较好的。
齐桓公任用管仲图谋富强，管仲提出：“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国语·齐语》）国和鄙相对而言，国指都城及郊区，鄙指其外的广大国土即野。周人分封建国，首先要筑城，齐旧都在今山东临淄，现已发现城址。周族居于国中，称国人；鄙为东方原住民族所居，称野人。《周礼》屡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就是指的这一基本区划。《周礼》成书于战国中期，顾颉刚说为齐威、宣时稷下贤人编撰，近是。但是一个社会的变迁不会是迅速整齐的，旧制度总会有些长期遗留的部分，西周春秋没有变完的东西，在《周礼》中就有反映，国野的区划即是一例。“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国语·齐语》）乡是周人所居。工商是官府的工商，经营贵族所需的物品，也为国人提供货物，他们也分种部分土地，但不服兵役。他们不一定全是周族，可以有被收容的异族，如殷民六族、怀姓九宗等均属国人。士乡十五又分为二部分，士即武士，为军队主力，每乡出武士二千人，五乡组成一军，十五乡共三军，计三万人。国氏、高氏是齐国同姓贵族，受命于周王的执政大臣，故与国君共同帅领三军。三万人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可能比西周初王室的六师还多些，所以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国语·齐语》）
鄙是被征服的野人所居，他们是东方的原住民族，文化颇高。孔子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野人即鄙中所居的商族，文化先进，君子即国中所居的周人，是统治者但文化上落后。伍其鄙可能与职官五正近似，是统治民众的五种等级组织。《国语·齐语》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夫，各使治一属焉。”从邑到属是五级。五属属于国君，其中未谈到采邑，大约直属于国君，有利于加强君权，这也是齐国强大的基础。孔子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骈为地名，可能在鄙中，被纳入五属归国君直辖。管仲此举是为谋利国，故伯氏虽受损失而不怨恨。但其后齐国仍有采邑，铜器齐子中姜镈铭文称，鲍叔的孙子受封邑二百九十九邑，万世子孙都不得改变。所以贵族卿大夫强横，可能改革也不很彻底。鄙中野人不服兵役，但要供给物资并服劳役。
《齐语》又称：“四民者勿使杂处。……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各使其分业世袭，不见异物而迁，以促进生产和加强军士战斗力，这说明当时社会变动还不剧烈。又“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平时治民也按军制编组，轻罪以缴纳武器赎罪，使组织和军备都得以加强。同时齐国地处海滨，有鱼盐之利，工商较发达，《史记·齐世家》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桓公既得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齐国物产丰富，山海资源又为官府控制，“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所以政府财政富裕。齐国手工业尤其纺织业也很发达，“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史记·货殖传》）直到汉代，皇室还在齐地设三服官，供给皇室所需纺织品。齐国经济富裕也是它创立霸业的有利条件。
《齐语》记述农业方面的改革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大约是整顿井田制，村社分田而耕，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轻徭薄赋以稳定农民，发展生产。西周末年的“不藉千亩”是实物地租的开始，鲁国“初税亩”则在此后约百年间，可见春秋初年齐国的发展领先于鲁国，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改革对促进农业生产是有利的。不过当时“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暱”，说明农民属于野人，可能也包括郊区务农的国人，职业的区分逐步在改变国野的分界。
齐桓公时国力虽然逐渐强大，但还不能取代周天子，军事实力尤其政治威望都很不够。所以齐桓创霸的最好办法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借用周王室的传统领导地位，组织诸侯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犯。齐桓公领导了这一事业，既能照顾传统秩序减少阻力，又可利用诸侯的力量打击外族，并通过“存亡继绝”援助某些受害诸侯而提高齐国威信。鲁庄公三十二年（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狄伐邢”，次年，“齐人救邢”。次年，“狄入卫”，卫国逃亡遗民拥立戴公于曹邑。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帮助卫国抗拒狄人。鲁僖公元年（齐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传·闵公二年》）齐桓公率领诸侯帮助被狄人破灭的邢、卫重新建国，这便是春秋时艳称的“存亡国、继绝世”的大功业，使得齐桓公威信提高，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于是齐桓公进一步纠合中原诸侯，准备阻击楚人的北侵。鲁信公四年，齐桓公率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联军伐蔡，接着又伐楚。楚国派使臣前来谈判，双方于召陵结盟而退兵，并没有实际交战，楚国表面上认错，恢复对周王室的贡纳（《左传》说是“包茅”，《齐语》称“贡丝于周”），实际上会后仍不断北进。其后齐桓公又与诸侯会见周惠王的太子，表示支持太子而干预周王室的继承问题。数年后惠王死去，太子在齐桓公支持下继位，是为周襄王。襄王感谢齐桓公，就派宰周公出席齐桓公与诸侯的葵丘之会，宣布王命说：“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这是周王室承认齐桓公为霸主的表示。葵丘之会是齐桓公霸业极盛的代表。《孟子·告子下》称：
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太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元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元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以上最后一句总括的话见于《左传》，说明孟子所言当是依据齐国当时流传的资料，有重要价值。春秋盟会比较详细的材料仅这五条盟约，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状况，一方面子要孝于父，同时父也要慈于子，不得随意宠爱后妻更换太子。一方面要选任贤才，改变世袭制，同时也不得随便诛杀大臣。还要求注意社会救助事业，经济上互通有无，同恤灾患等，可以看出春秋时新旧交替的过渡性。
春秋时的霸主实际上是在夺取周天子的权位，不过齐桓公却是比较克制的。《左传·信公七年》载：“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就是说主要依靠奉行传统礼制以争取诸侯政治上服从。《齐语》称：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鹿皮四分。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看来齐桓公并不注重从经济上剥削仆从诸侯国，也就是说并没有多少实惠，甚至是回赠超过贡纳，对小国有利，而对齐国本身的富裕并无重要作用。这同后来晋楚争霸时期不同，后期霸主对仆从国的搜刮剥削极为苛重，成了晋楚富强的方便之门。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指出五霸之间也是大有不同之处的。
先秦史论稿 作者：徐中舒著
春秋时代的霸业是西周封建制的继续。西周时期的封建等级制是很完整的，当时王权强大，诸侯从王那里得到土地和人民，因而必需服从王命。诸侯虽然是世袭的，但是必须取得王朝的承认，而且还要遵守王朝规定的典章制度，不然王朝是要进行干涉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情况。因为西周诸侯土地小、人口少，力量较软弱，一切只能听命于周王。所以铜器铭文中有关王伐南淮夷、东夷的记载，常见王命诸侯从征，可见西周时期的封建等级秩序是巩固的。《诗·小雅·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反映了这个统一王朝的实际情况。
到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中的边区大国逐渐兴起来了。这些国家的周围多是一些小国或落后民族，他们不是被这些大国武力所吞并，就是由于“贵货而易土”（《国语·晋语七》）被大国所收买。于是小国灭亡“而秦晋齐楚代兴”（《国语·郑语》），出现了春秋时代大国争夺霸业的局面。霸业是春秋时代特殊的历史，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可还是在讲“尊王攘夷”、“存亡继绝”，要维持西周以来的封建等级制旧秩序。这对古代中国从分裂割据发展到集权统一，对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推进以达到共同的基础有重要作用。
一 齐桓创霸
《孟子·告子下》称：“五霸，桓公为盛。”春秋霸业创始于齐桓公（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对齐桓霸业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北方戎狄势力非常强大，灭邢、灭卫，横行于黄河以北；南方楚国兴起，灭申、天息、灭邓，服蔡，侵郑，其锋芒也直指中原。在这种“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情况下，已经衰弱了的东周王室是无力加以抵御的。正是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奋起创霸，承担了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
齐国是从大汉口文化发展下来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殷周之际，蒲姑氏迁往东北，从大汉口文化与东北古文化的关系可以印证。这种文化是中国古文化中先进的一支，其农业种植五谷，有稻子，与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有关，属父系社会，席地而坐。中国古代的礼节是围绕这一习俗形成的，陶器多高圈足如豆、簋，也是适应席地而坐的需要。
周公东征平定东方，始分封齐太公于此建国，太公统率姜性民族从西方迁来，《礼记·檀弓上》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人很重视遗体，安排极为慎重周到，考虑到在东方新立国有风险，所以要把遗体安葬在西方老家。周是一个新兴小国，灭商时兵力约五万人，首先要保卫王室，丰镐、成周、殷是重点驻地。诸侯国中，齐国可能是兵力最强大的，《左传·信公四年》载管仲对楚使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可见西周初年齐国负责镇抚的地区很广大。履是足迹所至，意为征抚的范围。齐国既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旧邦，又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军事大国，基础是比较好的。
齐桓公任用管仲图谋富强，管仲提出：“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国语·齐语》）国和鄙相对而言，国指都城及郊区，鄙指其外的广大国土即野。周人分封建国，首先要筑城，齐旧都在今山东临淄，现已发现城址。周族居于国中，称国人；鄙为东方原住民族所居，称野人。《周礼》屡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就是指的这一基本区划。《周礼》成书于战国中期，顾颉刚说为齐威、宣时稷下贤人编撰，近是。但是一个社会的变迁不会是迅速整齐的，旧制度总会有些长期遗留的部分，西周春秋没有变完的东西，在《周礼》中就有反映，国野的区划即是一例。“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国语·齐语》）乡是周人所居。工商是官府的工商，经营贵族所需的物品，也为国人提供货物，他们也分种部分土地，但不服兵役。他们不一定全是周族，可以有被收容的异族，如殷民六族、怀姓九宗等均属国人。士乡十五又分为二部分，士即武士，为军队主力，每乡出武士二千人，五乡组成一军，十五乡共三军，计三万人。国氏、高氏是齐国同姓贵族，受命于周王的执政大臣，故与国君共同帅领三军。三万人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可能比西周初王室的六师还多些，所以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国语·齐语》）
鄙是被征服的野人所居，他们是东方的原住民族，文化颇高。孔子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野人即鄙中所居的商族，文化先进，君子即国中所居的周人，是统治者但文化上落后。伍其鄙可能与职官五正近似，是统治民众的五种等级组织。《国语·齐语》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夫，各使治一属焉。”从邑到属是五级。五属属于国君，其中未谈到采邑，大约直属于国君，有利于加强君权，这也是齐国强大的基础。孔子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骈为地名，可能在鄙中，被纳入五属归国君直辖。管仲此举是为谋利国，故伯氏虽受损失而不怨恨。但其后齐国仍有采邑，铜器齐子中姜镈铭文称，鲍叔的孙子受封邑二百九十九邑，万世子孙都不得改变。所以贵族卿大夫强横，可能改革也不很彻底。鄙中野人不服兵役，但要供给物资并服劳役。
《齐语》又称：“四民者勿使杂处。……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各使其分业世袭，不见异物而迁，以促进生产和加强军士战斗力，这说明当时社会变动还不剧烈。又“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平时治民也按军制编组，轻罪以缴纳武器赎罪，使组织和军备都得以加强。同时齐国地处海滨，有鱼盐之利，工商较发达，《史记·齐世家》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桓公既得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齐国物产丰富，山海资源又为官府控制，“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所以政府财政富裕。齐国手工业尤其纺织业也很发达，“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史记·货殖传》）直到汉代，皇室还在齐地设三服官，供给皇室所需纺织品。齐国经济富裕也是它创立霸业的有利条件。
《齐语》记述农业方面的改革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大约是整顿井田制，村社分田而耕，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轻徭薄赋以稳定农民，发展生产。西周末年的“不藉千亩”是实物地租的开始，鲁国“初税亩”则在此后约百年间，可见春秋初年齐国的发展领先于鲁国，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改革对促进农业生产是有利的。不过当时“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暱”，说明农民属于野人，可能也包括郊区务农的国人，职业的区分逐步在改变国野的分界。
齐桓公时国力虽然逐渐强大，但还不能取代周天子，军事实力尤其政治威望都很不够。所以齐桓创霸的最好办法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借用周王室的传统领导地位，组织诸侯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犯。齐桓公领导了这一事业，既能照顾传统秩序减少阻力，又可利用诸侯的力量打击外族，并通过“存亡继绝”援助某些受害诸侯而提高齐国威信。鲁庄公三十二年（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狄伐邢”，次年，“齐人救邢”。次年，“狄入卫”，卫国逃亡遗民拥立戴公于曹邑。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帮助卫国抗拒狄人。鲁僖公元年（齐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传·闵公二年》）齐桓公率领诸侯帮助被狄人破灭的邢、卫重新建国，这便是春秋时艳称的“存亡国、继绝世”的大功业，使得齐桓公威信提高，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于是齐桓公进一步纠合中原诸侯，准备阻击楚人的北侵。鲁信公四年，齐桓公率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联军伐蔡，接着又伐楚。楚国派使臣前来谈判，双方于召陵结盟而退兵，并没有实际交战，楚国表面上认错，恢复对周王室的贡纳（《左传》说是“包茅”，《齐语》称“贡丝于周”），实际上会后仍不断北进。其后齐桓公又与诸侯会见周惠王的太子，表示支持太子而干预周王室的继承问题。数年后惠王死去，太子在齐桓公支持下继位，是为周襄王。襄王感谢齐桓公，就派宰周公出席齐桓公与诸侯的葵丘之会，宣布王命说：“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这是周王室承认齐桓公为霸主的表示。葵丘之会是齐桓公霸业极盛的代表。《孟子·告子下》称：
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太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元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元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以上最后一句总括的话见于《左传》，说明孟子所言当是依据齐国当时流传的资料，有重要价值。春秋盟会比较详细的材料仅这五条盟约，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状况，一方面子要孝于父，同时父也要慈于子，不得随意宠爱后妻更换太子。一方面要选任贤才，改变世袭制，同时也不得随便诛杀大臣。还要求注意社会救助事业，经济上互通有无，同恤灾患等，可以看出春秋时新旧交替的过渡性。
春秋时的霸主实际上是在夺取周天子的权位，不过齐桓公却是比较克制的。《左传·信公七年》载：“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就是说主要依靠奉行传统礼制以争取诸侯政治上服从。《齐语》称：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鹿皮四分。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看来齐桓公并不注重从经济上剥削仆从诸侯国，也就是说并没有多少实惠，甚至是回赠超过贡纳，对小国有利，而对齐国本身的富裕并无重要作用。这同后来晋楚争霸时期不同，后期霸主对仆从国的搜刮剥削极为苛重，成了晋楚富强的方便之门。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指出五霸之间也是大有不同之处的。
